“葛底斯堡”号导弹巡洋舰如何最终击落了一架海军F/A-18“超级大黄蜂”战机

来源：战区

在准备降落于“哈里·S·杜鲁门”号航空母舰（USS Harry S. Truman）之际，F/A-18F“超级大黄蜂”战斗机的飞行员透过座舱罩向外望去，只见一枚从“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葛底斯堡”号（USS Gettysburg）发射的标准-2型（SM-2）导弹划破长空，疾速飞来。起初，飞行员以为这枚导弹是瞄准胡塞武装无人机或巡航导弹的——2024年12月22日，在也门叛军组织的袭击中，有多枚此类导弹射向航母打击群。然而，随着SM-2导弹逐渐逼近，并改变航向，直指这架作为空中加油机的“超级大黄蜂”，机组人员意识到，导弹正朝他们直扑而来。但他们无从得知，在“葛底斯堡”号上，他们的战机已被误认为像其他射向打击群的导弹一样，是胡塞武装的反舰巡航导弹，因而被视为威胁。

海军周四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详细阐述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导致这一连串问题的原因，以及为纠正这些问题所做的努力。此次调查是针对“杜鲁门”号在中东部署期间发生的一系列事故所展开的四项调查之一。除这两架“超级大黄蜂”损失外，还有一起与商船相撞的事故。

 2022年1月22日，隶属于“杜鲁门”号上第11打击战斗机中队“红色开膛手”的一架F/A-18F“超级大黄蜂”为隶属于第81打击战斗机中队“太阳航线者”的一架F/A-18E“超级大黄蜂”进行空中加油。（第11打击战斗机中队供图） 哈里·S·杜鲁门号航空母舰

当地时间凌晨2点前不久，随着导弹危险逼近，F/A-18F飞行员问武器系统官（WSO）：“你看到了吗？”

在两人弹射出舱、飞机被导弹击中前，武器系统官回应道：“是的，我看到了。”

当受创战机的机组人员落入水中、等待救援时，一分钟后，另一架“超级大黄蜂”的机组人员正准备降落在航母上。他们目睹了第一架战机因导弹爆炸而发生的爆炸——这架战机不久前刚刚为它们加过油。接着，他们看到“盖蒂斯堡”号又发射了一枚导弹，并修正航向，朝他们的飞机飞来。他们也曾短暂考虑过弹射逃生。

“再等一秒，”飞行员一边按下加力燃烧器，试图加速飞越威胁区域，一边对武器系统官说，“我的手已经放在[弹射]手柄上了。” 

 来自菲律宾北伊罗戈省的航空结构机械师（设备）三等兵杰伊·安德拉达在“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号航空母舰机库内，检查隶属于第32打击战斗机中队“战斗剑士”的一架F/A-18F“超级大黄蜂”座椅上的弹射安全销。（美国海军照片由大众传播专家三等兵阿什莉·M·C·埃斯特雷亚拍摄） 二等兵阿什莉·埃斯特雷亚

看到来袭导弹的发动机熄火，飞行员停顿了一下。导弹继续向上飞行，但“从飞机后方约一至两个机身长度的位置飞过”，飞行员说道。当“超级大黄蜂”因导弹产生的湍流而剧烈颠簸时，机组人员看到SM-2导弹无害地坠入水中，随后安全降落在航母上。

这两起误击事件均由多种因素导致，且发生在“杜鲁门”号航母打击群（CSG）参与自二战以来海军最激烈战斗之一期间。该事件发生在打击群进入红海仅七天后，且在首次对也门胡塞武装目标发动袭击数小时后。据“葛底斯堡”号上的船员称，随后胡塞武装以“早于预期”的无人机和反舰巡航导弹齐射作为回应，给船员和他们所依赖的设备增添了额外压力。

一系列问题，其中一些是系统性的，导致了这起误击和险些误击事件。今年1月，我们曾深入探讨过红海部署给海军水面作战舰艇作战信息中心（CIC）——这些舰艇的神经中枢和战术大脑——带来的压力，当时我们就审视了所有这些因素如何共同导致了这起误击事件。

2023年10月14日，隶属于“杰拉尔德·R·福特”号航母打击群的“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卡尼”号上的水手在战斗信息中心进行全体战斗警报演练时坚守岗位。（美国海军照片由大众传播专家二等兵亚伦·劳拍摄）

一位海军高级军官（SNO）周四下午对包括《战区》在内的一小群记者表示，导致所谓“蓝军误击蓝军”（blue-on-blue）事件的一个因素是，“‘葛底斯堡’号与航母打击群之间缺乏重新整合的训练机会”。在与胡塞武装持续交战期间，“葛底斯堡”号离开了“杜鲁门”号，在向“超级大黄蜂”开火前三天才返回红海。作为打击群的防空指挥舰，“盖蒂斯堡”号在保护舰艇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协同作战的时间有限，且未参与12月21日对胡塞武装袭击的战前规划。

这位高级军官解释道，分开行动的时间“导致了对美国海军飞机的误判和随后的交战”。“这体现在未遵循程序、巡洋舰上缺乏有力的支援以及各作战单位之间缺乏凝聚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事件发生前的45天里，[‘盖蒂斯堡’号]仅与[打击群]共同行动了15%的时间（45天中有7天），”调查人员总结道。 “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葛底斯堡”号（CG 64）在北阿拉伯海航行，以支持“持久自由”行动。“葛底斯堡”号正在进行计划部署，作为“企业”号航母打击群的一部分，以支持海上安全行动。

 “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葛底斯堡”号。（美国海军） 斯科特·米勒指挥官

此外，一位海军水面军官（NSO）推测，舰上关键船员“未能执行”本可防止向友军战机开火的正确步骤。报告解释称，对于“葛底斯堡”号船员正在射击的目标存在混淆，且停火呼叫被忽视或未被听到。航母和巡洋舰向机组人员提供了相互矛盾的信息。最重要的是，“葛底斯堡”号搭载的MH-60R“海鹰”直升机正在降落，这要求该舰的SPY-1雷达覆盖范围在交战前不久缩小。此外，当时在头顶盘旋的E-2D“鹰眼”机载预警与控制飞机雷达也出现了问题。

与此同时，调查显示，不仅这些船员未能采取适当行动，而且他们还面临系统故障，这进一步加剧了局势。

用于交换相关定位、监视、武器协调和空中管制信息的Link 16战术数据链系统存在诸多问题。

“在误击事件发生前的数周和数小时内，[‘葛底斯堡’号]上的Link 16性能明显下降，”调查人员发现。该舰“在误击事件发生前的数天/小时内多次出现Link 16中断”。

敌我识别（IFF）系统问题更多，在此次巡航期间多次出现故障。

“多名值班人员表示，[‘葛底斯堡’号]经常出现IFF[问题]……表现为多种间歇性故障，如IFF视频陈旧、IFF不显示M5视频、IFF与协同交战能力（CEC）不关联，以及IFF螺旋轨迹……，”调查显示。 

 2005年4月3日，美国海军二等兵卡伦·麦克米兰在大西洋航行的“西奥多·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上调整并校准一架飞机的敌我识别应答器。（美国国防部照片由美国海军航空兵斯蒂芬·厄尔利拍摄。（已发布）） 雷·阿基诺（Ray Aquino）军士长

更糟糕的是，这些系统故障的信息并未正确上报给指挥链。例如，在误击发生时值班的值班人员并不知道本应正确识别“超级大黄蜂”的敌我识别系统无法工作。

其中一些技术问题在许多水面作战舰艇上都存在，尤其是涉及“宙斯盾”武器系统的问题。“宙斯盾”武器系统是一个集中式、自动化、指挥控制（C2）和武器控制系统，使军舰能够应对周围大量的空中和海上目标。

“我们有超过30艘水面战舰参与了这些持续的作战行动，”这位海军水面军官表示。“已经发现了一些‘宙斯盾’武器系统[软件代码问题]，这些问题在执行作战行动，主要是防御作战行动时，给该团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风险。”

“具体到‘葛底斯堡’号事件，”这位海军水面军官补充道，“与敌我识别系统相关的互操作性问题，我们发现这不仅仅是巡洋舰的问题。这是普遍存在的问题，我们积极努力识别问题，然后修复软件，我们的行业合作伙伴也致力于执行这项工作，我们正在全面消除这种技术债务。”

这位高级军官指出，总而言之，“自此次事件以来，我们已经投入超过5500万美元来纠正这些‘宙斯盾’武器系统的缺陷”。“我要告诉你，在过去两年里，我们的行业合作伙伴已经展示了他们迅速纠正这些软件缺陷的承诺和能力，这令人印象深刻。”

这起误击事件也引发了广泛的再培训工作。

“我们在海军水面与水雷战发展中心领导的作战聚焦型训练组织中实施了总共15项举措，”这位海军水面军官指出。

无论系统是否故障，海军调查认定“葛底斯堡”号指挥官对击落一架“超级大黄蜂”并险些击中另一架负有责任。

“从[‘葛底斯堡’号指挥官]可获取的全部信息来看，开火的决定是错误的，”调查确定。“受一系列先前行动/决定（既在其控制范围内，也在其控制范围外）的制约，[指挥官]态势感知能力较低，且其作战信息中心团队无法帮助他重新获得态势感知。” 

现代化美国海军巡洋舰上的作战信息中心（CIC）。（美国海军）

此外，“全部情况，包括[‘葛底斯堡’号]的（IFF、协同交战能力和Link 16精确定位与识别问题）缺陷状态、作战单位和部队值班人员熟练程度不足，以及本有能力理解和减轻这两种情况，均得出结论：[‘葛底斯堡’号指挥官]的交战决定既不负责也不谨慎，且本可通过多级行动加以预防。”

一个多月后，该指挥官贾斯汀·霍奇斯（Justin Hodges）上校被解职，由约翰·卢卡斯（John Lucas）上校接任。然而，霍奇斯的名字并未出现在调查报告中。

尽管导致这起误击事件的诸多问题重重，但海军对责任人姓名及其可能受到的任何惩罚信息进行了保密处理。其他三项关于“杜鲁门”号事故的调查也同样保密。

在新闻发布会上，海军官员坚持认为，他们有理由向公众隐瞒这些信息。

“我向你们保证，对所有参与此次事件的操作人员都采取了问责行动，”这位高级军官解释道。“我觉得没有义务向全世界公布这些结果。我在这里告诉你们，从最高指挥官到我……所有人都审查了这些行动，并认为它们是恰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