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秩序的关键，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开源性”

第46录 编者按

现代化是谁的现代化？未来由谁来书写未来世界秩序？这是全球各国共同面对的关键问题。随着西方式现代化的局限性日益暴露——内部不平等不断激化、外部冲突不断加剧，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期待找到一种既能做大蛋糕、又能更好分蛋糕的新路径。

本文回溯了现代化在西方的起源与扩散，提炼了东亚现代化的成功要义，重点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如何在“向外拥抱世界、向内坚守本体”中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开源式”路径。如何在坚持自身道路与尊重多元文明之间找到平衡，避免重蹈“强者通吃”的覆辙，真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未来的中国，会给出世界一个新的答案。

本期独思录由近期郑永年教授在几次论坛上的发言整合而成，包括北京的全球南方现代化论坛和江苏的江南文脉论坛。

 01   现代化不是“西方化”

现代化的观念产生于西方，自文艺复兴运动开始，到启蒙运动趋于成熟。此前，西方长期处于西方学者所说的“宗教黑暗”时代，神权主导一切，人类一直视自身为一个被动的“召唤”对象。文艺复兴运动开始把人从神那里解放出来，人类意识到自身可以通过理性而至科学和技术，从而改变自己的现状。至文艺复兴，西方确立了基于理性和进步等概念之上的现代化价值观。不过，在物质层面，现代化的加速始于英国工业革命。科技进步成为现代化最强大的动力。此后，每一次基于科技进步之上的产业革命都构成了现代化的主动力，科技改变了经济，经济导致了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变化。自然，其他所有方面的变化又会反过来影响科技的变化和进步。因此，不难解释自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以来，科技进步的速度越来越快。

现代化首先发生在西方，之后从西方扩散和传播到世界各个地方。今天，除了少数社会群体（例如宗教群体）之外，没有一个国家不追求现代化。但无论从各国内部发展还是在国际层面看，现代化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现代性是所有国家都追求的，但产生现代性的现代化过程则是一个极其困难的深刻变革过程，甚至是一个动荡的过程。

经验地看，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由现代化所催生的经济发展往往产生两种不公平，即内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不公平和外部不同国家之间的不公平。这两种不公平往往导致两种主义的崛起，即内部的民粹主义和外部的民族主义。这两种主义则导致内部革命和外部战争。

更为重要的是，因为现代化始于西方，无论在西方还是非西方，人们倾向于简单地把现代化视为是西方化，认为只要把西方的经验应用于自己的国家，类似西方那样的现代化就会发生，自己的国家也会变成西方那样的国家。

不过，实际上并不是这样。这里且不说西方早期现代化过程中所发生的殖民地主义和帝国主义，即使在进入现代之后，对大多数国家来说，现代化依然是一个极其困难的过程。就经济发展而言，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英国的《经济学人》发现，从1960年到2022年，全球只有23个经济体跨越了世界银行所界定的“中等收入陷阱”而成为发达经济体。

墨西哥目前仍没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图为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的街道（图源：新华社）

 02   东亚现代化的经验与陷阱

应当强调的是，比较而言，诸多东亚经济体（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的现代化是较为成功的。迄今，东亚就包括日本和“四小龙”在内的经济体已经跨入发达经济体行列。继这些经济体之后，中国已经非常接近高收入经济体群体，并且还处于中高速发展过程之中。根据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四中全会的精神，到2035年，中国要成为中等发达国家。考虑到中国经济的规模，中国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必然是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

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日本还是后来的“四小龙”，这些经济体的早期发展都实现了经济学界所说的“公平增长”，即一种最为理想的现代化状态。尽管后来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影响，这些经济体也发生了诸多变化，但总体上看，比较而言，这些经济体依然能够实现基本的社会公平和基于基本社会公平之上的社会稳定。中国更是如此。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四十来年里，中国从一个贫困经济体跃迁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但更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中国促成了八亿多人口脱离绝对贫困的状态。也正因为这样，尽管如同其他国家，经济发展和全球化过程也产生了收入差异的现象，但中国保障了基本社会公平的实现。

较之欧洲，东亚经济体的现代化同时实现了发展与和平（或者安全）。在西方，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充满着内部革命和外部战争的过程。在1848年到1945年二战结束这一长达100来年的时间里，欧洲首先经历了漫长的内部社会主义革命，然后经历了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1945二战结束的漫长的战争状态，只有从1875年到1914年一战爆发那段时间里，欧洲经历了相对和平的发展和全球化进程。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内部经济发展造成了内部的社会分化，从而导致了民粹主义的崛起，最终导向了革命；同样，全球化导致了国家间的高度分化，造就了民族主义的崛起，最终导向了国家间的战争。

亚洲经济体似乎是一个例外。这些经济体是在二战之后开始获得发展的。尽管也经历了欧洲那样的高速发展和全球化，但并没有发生欧洲那样的内部革命和外部战争。在过去的数十年里，亚洲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也是世界上最为和平的地区。

当然，也必须指出的是，很多东亚经济体在经历了早期高速发展之后，便长期陷入了人们所说的“中等收入陷阱”，包括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尼等。还有少数国家，例如缅甸，经常处于“失败国家”的边缘。

 03   东亚经济体成功的核心要义是“开源”

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实际上，这句名言也可适用于解释各国所经历的现代化经验。

那么，东亚经济体成功的一般要义（或者如托尔斯泰所说的“相同的”）是什么？

东亚经济体成功的核心要义就是“开源”，或者是“开源式现代化”。具体地说，一个经济体如果要追求现代化的成功，那么这个经济体必须善于学习率先实现现代化国家的经验，但同时必须走自己的路。也就是说，现代化是自身的现代化，而非变成“非自身”的。从“开源”的视角来看，在东亚经济体内部，不难发现一些现代化规律性的东西。

经济发展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核心内容，甚至可以说，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必须依靠经济发展来驱动。但经济发展是否成功则取决于这个国家现代化模式的选择。经验地看，近代以来，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成功与否取决于现代化的方式是否符合这个国家的文明、文化和国情，凡是符合的，成功的概率就大，凡是不符合的，失败的概率就大。

在韩国庆州火车站前拍摄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宣传标语（图源：新华社）

东亚经济体现代化的“开源性”包含两个互相关联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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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外在世界开放

一个经济体越是开放，这个经济体越能得到发展。东亚经济体发展得最快最好的都是出口导向型的开放经济体。近代以来，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现代化，都源自西方，自西方扩展和扩散到世界各个角落，包括东亚。如果要获得发展和现代化，那么就必须拥抱西方，尤其是西方的技术。这一点经验可见，不用花很多时间来论证。不是所有拥抱西方的国家都能获得发展和现代化，但不能拥抱西方的则很难获得发展和现代化。就这点而言，东亚经济体都是拥抱西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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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住自己本体

一个经济体越是能够不被西方牵着鼻子走，“走自己的路”，那么这个经济体越能走得稳健，越能成功。二战之后，无论是自愿地还是被迫地，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拥抱了西方的发展和现代化模式。实际上，大多数国家都曾经希望通过西方化来获得自身的发展和现代化。但是，经验地看，拥抱西方并不能保证一个国家的成功。这里，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西方经验能否本地化。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如果要成功，那么就不能对西方经验照抄照搬，而是要改造西方模式以适应自己国家的文明、文化和国情。

那么如何能够满足这两个条件？

在东亚经济体中，除了日本是现代化的先驱之外，其他都是现代化的“后来者”。但“后来者”们都能在较短的时间里实现了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到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目标。这里有很多经验可以总结。这方面的文献可以说已经是汗牛充栋了。但有一个核心的要素迄今一直被忽视，那就是东亚经济体公共政策决策者的思维、思想和认知。也就是说，东亚经济体能够在拥抱西方的同时不被西方牵着鼻子走，其中的核心就是其决策者所拥有的不同于西方的思维、思想和认知。人们可以说，在东亚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着一种可以称之为“东亚思维”的东西。

这种“东亚认知”和“西方认知”区分开来。这解释了东亚社会和西方社会之间存在着的认知冲突。东亚经济体，包括早先的日本与“四小龙”和后来的中国与其他经济体，都自觉地去修正西方现代化模式以适合本国的需要。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很艰难的，因为西方一直竭力想把东亚塑造成为西方那样的经济体。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国际组织在总结东亚经验的时候，总是用西方的思维构架来解释东亚的成功，并且在这样做的时候，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在理论层面，西方依然占据绝对的优势，拥有人们所说的“软力量”。

但在很大程度上，现存的这些从西方视角出发的理论很难解释东亚的实际经验。东亚经济体也曾经尝试总结自己的现代化经验。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实行“脱亚入欧”的政策，但这是很表面的。日本当然学习了西方的很多好的经验，但这并没有促成日本变成典型的西方国家。无论是其经济制度还是政治制度，日本都改造了西方体制，以符合自己的文明、文化和国情，日本充其量也只是一个“假装”的西方国家，或者披着西方外衣的本土国家。也就是说，尽管在物质层面，日本越来越像西方国家，但在文化层面，日本依然是日本。应当强调的是，这也就是说，日本的深层文化并没有与时俱进而获得现代性。实际上，西方早期也并没有真正把日本视为西方国家，尤其在文化层面，只有到了后来西方构建意识形态阵营来对付所谓的非民主政权的时候，西方才把日本视为民主国家。

到了1980年代，新加坡的李光耀和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提出了“亚洲价值观”，公开表明亚洲和西方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和发展经验，亚洲不会也不应当成为西方国家。不过，这些经济体尽管拥有了和西方不同的实践，但没能发展出能够解释自己经验的理论。无论是日本还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这些经济体不仅没有把自己的“开源性”实践提炼成为理论，更是受制于西方（主要是美国）的压力，要不伪装成西方式现代化，要不主动地向西方靠近。也就是说，没有总结好自己的现代化经验。这反过来对自己的实践造成了负面的影响。自八十年代以来，曾经“公平增长”的东亚经济体因为过于主观地向西方靠近，造成了今天类似西方的不公平局面。

高速发展的新加坡，城市夜景（图源：联合早报）

 04   中国式现代化的双重“开源”

中国就不同了。作为一个文明大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有意志和能力，在现代化过程中坚守自己的主体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开声明现代化不是西方化，中国要“走自己的路”。同时，尽管西方也是意图把中国改造成为类似西方那样的国家，但中国的体量使得中国具有足够的能力来抵御西方。因此，中共十九大精确地把中国的现代化经验总结成为：既获得了发展，也保持了独立。在理论层面，我们更是以开放的态度开启了构建基于自己实践经验之上的“自主知识体系”。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很多方面都可以向发达国家学习，但必须保持思维和思想的独立性。经验地看，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正在对国际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至少它提供了有别于西方现代化的另一种选择。

因此，在世界范围内，中国式现代化经验非常重要，无论从实践层面还是在理论层面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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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的内部“开源”

在内部，中国式现代化有两大特点：一是沿着经济、社会、政治循序渐进的发展逻辑，优先以生产力提升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在实现发展权的基础上，逐步扩大人民的社会和政治权利；二是坚持共同富裕，使得全体人民在现代化进程中都具有获得感。如前所述，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有8亿多人摆脱绝对贫困，对世界减贫贡献率超过70%。这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

社会公平是政府的主要责任，这是中国经济哲学的核心。在中国哲学中，政治、经济和社会被视为互相嵌入、不可分离的有机体。尽管为了发展，必须在这些互相嵌入的部分中找到突破口，以打破均衡状态，获得发展动能，但最终这些部分必须重新回到一个均衡状态。因此，在每一个发展阶段，决策者必须有一个判断，辨别这个时期国家面临的主要矛盾。例如，中共十九大就作出一个政治判断，认为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为此，决策者在总结各地经验的基础上，大力推动“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政策。这方面，很多地方都非常努力，包括浙江经验，江苏经验和广东经验等。如果这些都是一个省内的经验，那么在不同区域间，国家也通过各种方式，例如财政转移支付和对口支援等来实现区域间的基本公平。

那么多年来，西方很多人总是相信，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也会发生类似西方那样的内部革命，但所有的预言都破产了。道理很简单，中国式现代化是向所有社会群体和区域开源的，也就是说，中国式现代化是所有人和所有地区都具有获得感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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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的外部“开源”

在外部，中国式现代化折射出孟子名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传统文明精神，发展出了与西方不同的中国模式。西方模式的特点是，自己发展起来了，就把自己曾经爬上来的梯子抽掉，不让其他国家也爬上来。在早期，西方国家对其他国家实行殖民地主义和帝国主义，或者说，掠夺后发展中国家和西方自身实现现代化是同一个过程。但等西方自己发展起来和实现现代化之后，就利用所谓的各种“条件性”（conditionalities）来限制其他国家的发展，对这些国家的投资和贸易加上过多的政治甚至意识形态的条件。

与此不同，中国在自己实现了发展之后，就把梯子伸展出去，辅助其他国家也爬上来，获得发展。很多年来，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金砖国家”组织和自由贸易等政策，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建设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实现和后者的产业合作、技术扩散和转让，带动后者的发展。今天，中国在追求自身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通过各种合作机制把自身拥有的这些新质生产力扩散到全球南方国家。

对中国“开源式”现代化，西方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有绝然不同的认知。自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和世界经济体融合之后，西方已经制造了一波又一波的不同形式的“中国威胁论”。所谓的“中国冲击波”理论就很为典型。一些人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称为“第一冲击波”。因为中国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获得了发展，这些人就说中国垄断了世界的发展，过往数十年是“中国发展” (China development) 而非全球发展 (global development)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确推动了中国的发展，但这些人忘记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50%。直到今天，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也维持在30%左右。换句话说，在所有国家中，中国在拉动世界经济增长方面作出了最大的贡献。

最近，西方又有人把中国的技术产品（尤其是新能源产品）的出口视为是“第二冲击波”，认为中国的出口对出口对象国造成了冲击。不过，背后的逻辑同样使人不能理解。西方一方面在大力提倡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危机，并且自己也是想努力发展类似中国那样的环保产业的，但另一方面当中国率先发展了这些产业并领先西方的时候，西方又把中国视为是“威胁”和“冲击”。不过，全球南方国家并不这么看，对这些国家来说，来自中国的技术不仅可以促成他们的发展，更有可能促成他们自身的跨越式发展。也就是说，如果说这些是“中国冲击波”，那是“好的冲击波”。实际上，随着中国技术的不断进步，中国式现代化将持续为世界带来类似的“好的冲击波”，推动全球经济更加均衡发展。

2025年6月12日，内蒙古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二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移民管理警察对第11万列中欧班列进行车体检查（图源：新华社）

 05   “四大倡议”：构建未来国际秩序的方法论

再者，一个更为重要的变化就是：中国式现代化正在重塑全球经济格局。尽管现代化要回答的问题是一个国家内部的发展问题，但现代化涉及到一个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全球秩序问题。

无论哪个时代，全球经济秩序是全球政治秩序的基础。国家之间互不交往或者很少交往的封建时代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帝国时代的经济交往表现为帝国之间有限的贸易往来关系，帝国间的秩序也不是近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秩序。近代国际关系产生于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从理论上说，各国政治平等，并且各国通过各自的比较优势进行交往。当然，无论是政治上的平等性和基于比较优势的贸易交往，也都只局限在理论层面，而非实践层面。人类进入主权国家时代以来，大国欺负小国的事情是常态，而所谓的比较优势在强权面前表现得软弱无力。

中国正在塑造的是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秩序。在全球化时代，各国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互相嵌入和互相依赖。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命运共同体”。构建这样一个命运共同体需要巨大的努力。为实现这个使命，中国近年来提出了“四大倡议”:

 1. 全球发展倡议； 2. 全球安全倡议； 3. 全球文明倡议； 4. 全球治理倡议。

这“四大倡议”是一个有机体，不仅体现为植根于中国文明的中国国际秩序观，也是中国“开源式”构建未来国际秩序的方法论。

今天的中国正在努力践行这“四大倡议”。可以相信，中国所拥有的这种国际观不仅可以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也在为其他更多国家的发展创造机会，让世界的未来变得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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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思录》

第46录（总录第89录）

中国正在塑造的是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秩序。在全球化时代，各国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互相嵌入和互相依赖。中国所拥有的国际观不仅可以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也在为其他更多国家的发展创造机会，让世界的未来变得更加美好。

——郑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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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 | 伍子尧

排版 | 许梓烽

初审｜王希圣‍

终审｜冯箫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