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大师胡焕庸：琉球是中华文明深度融合之地

胡焕庸论琉球

以提出中国人口地理分界线——“胡焕庸线”闻名于世的胡焕庸（1901—1998）是中国近代人文地理学的重要奠基人。经过4年不懈努力，《胡焕庸文集》即将正式出版。这套文集共九卷十册，近700万字，收录文献300多种、附图1300多幅。

文集中，尤为引人关注的是胡焕庸关于琉球的论述。他以《台湾与琉球》一书为史地基石，以系列文章为法理与战略延伸，构建了一个立体的论证体系：从历史源流与制度性宗藩关系，到对日本非法兼并琉球的彻底批判；从《开罗宣言》的战后法理依托，到主权与战略安全不可分割的深远考量，为塑造一个保障中国根本利益与东亚持久和平的战后未来，进行了积极思想构建。其思想的高度与深度，至今仍具重要启示意义。

《胡焕庸文集》共九卷十册,近700万字,收录文献300多种、附图1300多幅。

琉球不仅是“藩属”

更是与中华文明深度融合的有机组成部分

据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地球科学学部主任、地缘战略研究院院长杜德斌介绍，胡焕庸于1945年编著出版《台湾与琉球》一书，并于1947年前后在《问世》《社会公论》等刊物上，连续发表了《对日和约与对日通商问题》《从对日和约谈到日本前途》《日本领土应如何处置》等系列文章，系统性阐述了关于琉球问题的立场，以及历史渊源、法理批判到战后设计的完整论证体系。

在《台湾与琉球》一书中，胡焕庸系统追溯了“琉球”之称的华夏渊源：“隋开皇中……遣虎贲陈稜略澎湖地；炀帝大业六年，遣使羽骑尉朱宽至流虬……明洪武五年，改瑠求曰琉球，是为琉球命名之由来。”这一考据证明了琉球进入中国政治视野远早于明代，其名称演变本身即是中华文化认知的产物，为后续宗藩关系铺设了悠远的历史前奏。

胡焕庸在书中还着力论证了“中琉关系是一套成熟、稳定且具有实质法律内涵的宗藩体系”。“惟琉球之内属，亦始于明初，洪武五年，遣行人杨载赍诏往谕，中山王察度遣弟泰期奉表贡方物，是为琉球通于中国之始；七年……此受赐之始；永乐二年……此受封之始；自此以后，每值新君登位，必来中朝请封，直至同治十三年日人占取琉球以前，迄未中断。”

这段记述揭示了中琉关系的三大制度性支柱：通好之始、赐予之制、册封之典。其中，“每值新君登位，必来中朝请封”的惯例，构成了一套持续近500年、不可中断的主权确认与合法性授予机制。明清皇帝的册封，是对琉球王权合法性的正式背书，具备明确的法律与政治效力。

胡焕庸进一步指出，这一高度制度化的关系，自然成为文明传播与塑造的主渠道。通过使节赍诏、奉表入贡、定期请封等官方互动，中国的典章制度、律法礼仪与文化观念得以系统输往琉球，使其在政治建构、文字使用、伦理风俗上深烙中华文明印记。

胡焕庸以无可辩驳的史实指出：琉球不仅是“藩属”，更是在历史进程中与中华文明深度融合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基于长期制度性联系形成的文明与政治共同体，是武力征服无法斩断的深层纽带，也是主张权利的坚实历史基石。

胡焕庸在华东师范大学（1958年左右）

对日本非法兼并琉球的法理批判与“时效”原则的否定

针对日本在1870年代吞并琉球的非法行径，胡焕庸在《对日和约与对日通商问题》等文中进行了尖锐的法理批判。他完整揭示了“牡丹社事件”的经过：1871年琉球船民在台遇难纯属中国与属邦内部事务，日本却借机于1874年“迳率舰至台湾，以代我讨番为名，进据台东”。清政府虽声明“琉球是我属邦，其民被害，不烦贵国过问”，但最终在压力下议和赔偿，致“无形中放弃对于琉球之宗主权”，琉球遂为日本所并。

胡焕庸还从事实与逻辑上，彻底否定了日本可能援引“长期占领”为由主张主权的任何法理基础（即国际法上的“时效取得”原则）。其驳斥逻辑蕴含于以下三层：

第一层，起点非法：日本的控制始于武装进犯与外交胁迫，不符合“和平占有”的根本前提。

第二层，争议持续：中国对琉球的宗主权主张，自明清的册封惯例至清廷在事件中的抗议，再至胡焕庸本人代表的战后收复呼声，从未中断。这使得日本占领始终处于法理与事实的争议状态，无法满足“公开且无争议的控制”要件。

第三层，战后否定：胡焕庸将琉球定位为《开罗宣言》中“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土地”，必须予以剥夺。这从战后国际法秩序的高度，彻底宣告了日本数十年统治的非法性，剥夺了其凭“既成事实”辩护的任何可能。

胡焕庸将中国诉求牢牢锚定于二战后期同盟国的核心国际文件。他反复援引《开罗宣言》，主张琉球完全符合“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土地”之定义，必须从日本统治下“驱逐”出去。进而结合《波茨坦公告》第八条，指出日本主权仅限于其固有领土，琉球等岛屿之地位须由战胜国共同决定。

这一论述，将琉球问题从双边历史争议，成功提升至履行同盟国共同战争目标、构筑战后国际法治的多边层面，极大增强了中国立场的正当性与国际说服力。

“胡焕庸的卓越之处，在于他将法理论证与地缘战略安全无缝结合。”杜德斌说，“早在70多年前他就在《从对日和约谈到日本前途》中提出警告：若琉球主权归属模糊（如仅托管），将为日本军国主义未来再度索求埋下祸根，危及东亚长久和平。他坚决主张对琉球地位的处置必须清晰彻底——或完全归还中国，或置于确保其永不与日本结合的国际安排之下。这种将历史法理与未来战略安全通盘考量的思维，超越了简单的收复失地情绪，体现了构建预防性安全秩序的地缘政治智慧。”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