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法学院刑法学教授劳东燕：当制度讨论被情绪裹挟，我的观察与反思

@劳东燕2004：

北大法学院的赵宏老师是我的朋友，之前一直在为治安处罚纪录的封存鼓与呼。对个人的治安处罚纪录进行封存，本身是国家层面做出的决策，在相当程度上也是法律界的共识。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几天舆论的攻击焦点突然转向赵宏老师个人，而且专门指向所谓的吸毒史，甚至“赵宏教授吸毒史封存法案争议”成为微博的热搜词。这种标题党的做法，存在严重的误导倾向，对持不同观点者展开有组织的围攻更是下作。

需要指出的是，治安处罚纪录封存不是议题或者议案，而是正式通过的法律规定。之前《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时公布过一审稿草案，本来就向社会公众征求过意见。尤其是2023年9月那一次公开征求意见，社会关注度特别高，立法机关收到超过10万条的修改意见与建议。

退一步说，如果人们确实认为相关规定有问题，在立法已经通过的情况下，合理的反应是不是应该向立法机关提出呢？比如，建议立法机关对某些特殊类型的行政处罚纪录做例外的处理，这才是真正积极的建设性的态度。专门围攻某位赞成立法规定的学者，是觉得她/他欺负得起吗？ 还是希望由此形成寒蝉效应，让专业人士在公共领域彻底噤声？

不管赵宏老师是不是我的朋友，我都是持这样的观点。我知道，在这个问题上做表态，必然会将攻击引到我这里。好在，我也不是第一次被围攻。要是惧怕被围攻的话，我早就退出公共领域了。

以下是一位朋友私信发给我的文字（已获授权公开），也代表我的看法。

     当制度讨论被情绪裹挟：我的观察与反思

围绕治安处罚纪录封存的争议，本可以是一场普通的制度讨论：法律如何平衡个人权益与公共安全？记录的公开或封存应当遵循怎样的比例原则？这些都是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然而最近的舆论方向却出现了异变——焦点从制度本身，偏离到对某位学者的集体攻击，甚至将并不存在的“吸毒史”包装成舆论标签。这种转向，让人作为旁观者，不得不重新审视公共讨论的生态。

一、制度议题如何被情绪叙事吞没

治安处罚纪录封存不是一项突然出现的“议案”，更不是某个学者的“提案”，而是经过完整立法程序、征求大规模社会意见后确立的法律规定。在一个成熟的公共讨论环境中，争议应该指向制度的逻辑、价值与实施路径；但在当前的舆论场，制度却迅速被“人格化”处理，被简化为“某个人的主张”。

这种扭曲的叙事方式有一个典型特征：把复杂的制度问题转化为对具体个体的道德审判。制度的合理性可以讨论，立法的过程可以争辩，但当讨论者被简化为“靶子”，制度争议就彻底失去了内容，只剩下情绪的宣泄。

二、为何舆论更愿意攻击个人，而不是讨论制度？

对制度提出质疑，需要理解法律条文、讨论逻辑、提供替代方案；而攻击个人则简单得多，只需制造一个足够“刺激”的叙事，就能迅速吸引围观者，并调动大量的道德情绪资源。

从旁观者视角看，这种现象背后至少有三层原因：

1. 复杂制度无法立即引发情绪，但个人故事可以。制度是抽象的，讨论门槛高；个人则具体、生动，更容易被情绪化叙事塑造。

2. 集体攻击是低成本的社会行为。在匿名舆论中，围攻某个学者几乎没有代价，相比之下，真正研究制度、提出替代方案的成本太高。

3. “替罪羊机制”在舆论中反复出现。当大众面对无法改变的制度时，情绪常常会寻找一个看得见、够“软”的对象来承载压力。制度无法被骂，于是就有人被推上靶场。

这种机制的危险在于，它使公共讨论变成了一场“谁更容易被攻击”的竞赛，而不是“哪种制度更有道理”的讨论。

三、当专业者被压制，受损的是整个公共空间

一个健康的公共讨论环境，需要敢于表达的专业者，需要能够支撑讨论的知识结构。但在舆论一次次将制度讨论转换成个人追打后，专业者会逐渐沉默，而公共空间会迅速被情绪和谣言填满。

这意味着我们越来越难以获得关于复杂议题的真实讨论，而更多只能看到化繁为简、带情绪色彩的版本。长期下去，社会讨论的质量会不断下滑，公民理解问题的能力也会被削弱。

在这样氛围下，坚持理性几乎变成了一种“高风险行为”。而这本身就说明了当下面临的困境：当情绪成为审判者，专业知识就无法发挥作用。

四、公共讨论需要的不是猎巫，而是规则

治安处罚纪录的封存当然可以争论，制度也从来不是绝对的。但制度讨论的前提，是让对制度有不同理解的人能够安全地表达观点。

如果一个学者因为解释法律条文、表述自己的专业看法，就可以被随意污名化，那这不仅是对个体的伤害，也是对制度讨论秩序的破坏。

我更关注的不是某位学者是否被攻击，而是这种攻击方式本身意味着什么：

▪️我们是否正在习惯用最粗暴的方式处理分歧？

▪️我们是否正在放弃对复杂问题的耐心？

▪️我们是否正在让公共讨论退化成情绪的竞技场？

当制度讨论被猎巫式的舆论替代，公共理性就开始枯萎。

相信很多人不愿看到公共空间不断滑向情绪主导、事实退位的方向。制度可以争论，学者可以批评，但舆论不应通过造谣和污名来“解决”分歧。基本的诚意和规则，总该守住。

真正值得警惕的并不是某项法律本身，而是正在以怎样的方式讨论它。

如果讨论的方式错了，任何议题都会走向失真。公共理性需要被守住，而不是被情绪淹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