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1949年为何不承认新中国？

原创：桅杆，原发于“走进历史的深处”微信公众号

前言：笔者在《新中国一边倒与中苏反目》一文中，谈到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与美国曾相互期待“建立新关系”，并多次接触。但最终美国还是对新中国关上了大门。有朋友留言或私信，问美国在1949年拒绝承认新中国，究竟是什么原因？本文就来做个探讨。一家之言，欢迎批评。

双方互有“建立新关系”的期待？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当时南京是国民政府首都，外国政府的驻华使馆都在南京。在此之前，国民政府已经临时迁往广州。当时，苏联驻华大使随国民政府南迁广州，而美国大使却留在了南京。有点不可思议吧？其实，此时所有的国家，在中国局势面临巨变之时，多持观望态度，不会轻易“押注”。不过，苏联在南京大使馆也留下了部分工作人员，与军管会保持联络。

当年3月底，司徒雷登（时任美国驻华大使）判断解放军渡江在即，曾致电美国国务院，请求留在南京，以便“同新政权接触”。4月6日，艾奇逊（时任美国国务卿）回电，同意他留在南京与中共接触，但明确“不要把话说得太肯定，并注意保密，免得走漏风声，避免引起国会里反对派的反对”。在之前的抗战时期，中共与美国的关系是不错的，艾奇逊、司徒雷登等人对中共颇有好感。

司徒雷登在其回忆录中，就很无奈地说到“这个党（指国民党）从其执政伊始，就容忍了各级官员的贪婪受贿、懒散无能、搞裙带关系和派系斗争……一句话，那个被它推翻了的腐朽官僚制度的一切弊病它全都有了。抗战胜利后，为了集中军队和秘密警察的力量去摧毁共产主义，那些弊病变得更加引人注目了。国民政府逐渐失去了民众的支持，甚至失去了威望”。

相比之下，司徒雷登虽然也指责中共，却认为“共产党却不谋私利，也不贪污，官兵生活在一起，勤俭节约，纪律严明，思想灌输十分彻底。他们进入南京之后，这一切都显得十分突出。他们对民众几乎秋毫无犯。虽然随处借东西，但总是如数归还或照价赔偿”。因此，当时在美国政府内部，艾奇逊以及辞去国务卿不久的马歇尔等人，对华态度也相对“中立”，主张与中共及新中国保持接触。

因为当时外国驻华大使多在南京，渡江战役前夕，中央安排黄华（王汝梅）南下，担任南京军管会外事处长。周恩来对黄华说：“这几天南京就要解放了。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和许多国家的使节留在南京未走，你去南京外事处工作吧。除负责接管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和处理有关对外事务外，你还可以作为燕京大学校友同司徒雷登进行私人接触，看看他有什么要求和愿望。”

临行前，周恩来还特地找黄华谈话，叮嘱要“特别注意了解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和态度”。司徒雷登是燕京大学的创始人并担任校长27年。周恩来通过燕大校友这层关系，派黄华与司徒雷登接触，可见中共十分重视对美关系。渡江战役后，司徒雷登在南京待了3个多月，直到当年8月2日才离开南京回国。在此期间，黄华与司徒雷登先后三次直接面谈。应当说，双方的态度是很友好的，也做出了一些改善关系的姿态。

在5月13日的第一次面谈中，司徒雷登表示“愿同新中国建立新关系”，并说美国“已停止援助蒋介石，不愿参与中国内战”。黄华希望美国重新制订对华政策，新中国“自然以同样友好的态度予以回报”，并表明“美国既然表示不干涉中国内政，就应该将美国驻青岛等地的海军舰只和陆战队撤走，以免发生冲突”。司徒雷登当场答应转告有关方面。

在这次谈话中，双方很快就谈到了“承认（新中国）”这个重大问题。司徒雷登说：目前“外国只能像共产党自己做的那样，继续承认现有的国民政府（此时新中国尚未成立）。当新政府宣告成立，而且显然得到中国人民的支持或至少为他们所接受，同时证明它愿意并且能够按国际惯例同别的国家保持关系，那么自然就会讨论有关承认之事”。

这次谈话后，美国政府做出姿态，于8天后（5月21日）撤走了在青岛的海军舰队。司徒雷登还通过使馆工作人员向黄华表态：在解放军进入上海之前，在上海的美国舰队即行撤走；你们打到别的地方，美国舰队也将自该处撤走。在6月6日的第二次面谈中，黄华提出“中美要建立新关系，美国首先应停止援助并断绝同国民党逃亡政府的一切关系”。

对此，司徒雷登回应说，美国“使节留在南京，这就表示了对国民政府的态度”；并再次在承认新政权问题上表态：目前新政府尚未成立，没有承认对象；如果过去对美国“有所谓干涉中国内政的评论”，今天美国更宜慎重从事，采取被动态度，等到“产生了为中国人民所拥护的民主政府，而这个政府也证明了愿意并有力量担负起国际义务时，问题自然解决”。

期间，司徒雷登还提出赴北平与周恩来等中共高层直接面谈，了解中共方面的意见，以便返美后“活动更有力量”。周恩来很快同意，并就司徒雷登北上行程及会谈作了具体安排。应当说，中共对中美“建立新关系”是有所期待的。但艾奇逊担心司徒雷登的北平之行会给“国会和外界造成美国即将承认新中国的错觉”，指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访问北平”。当时，美国国会内的两党争斗非常激烈。

当时，中共和美国政府内的一些人士，对双方“建立新关系”抱有良好愿望的，也做一些试探和努力。可很快，这个愿望就被美国政府粗暴地拒绝了：8月2日，司徒雷登奉命启程返美；3天（5日）后，美国国务院发表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内称中国将“残酷地处于为一个外国帝国主义（指苏联）利益而效力的一个政党的剥削之下”，正式确立了与新中国对抗的政策基调。

美国为什么放弃承认新中国？

可以说，《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的发表，标志着美国对新中国正式关上了大门。在这份长达1072页的白皮书中，详细叙述了自1844年《望厦条约》以来，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及其来由、影响等内容，重点是1944-1949年中国的形势和美国的政策。其中极度敌视即将成立的中国新政权的态度和措词，招致中共的强烈不满。8月14日至9月16日，毛泽东先后发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等5篇文章，批驳美国的反华政策。中美两国自此相互敌视，时间长达20多年，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

这里有个疑问：司徒雷登主动留在南京与中共接触，并希望与中共“建立新关系”。可才过2个多月，双方也没有发生冲突，美国为什么又采取不承认、甚至敌视新中国的政策？这个问题，1949年5月13日，司徒雷登在与黄华第一次会面时就谈到了，称新政府“得到中国人民的支持或接受，同时证明它愿意并且能够按国际惯例同别国保持关系”。黄华则回应美国必须“撤退在华一切武装力量，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放弃一切有损中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政策”。

实际上，这是双方为“建立新关系”开出的具体条件。后来，艾奇逊公开宣布了美国承认新中国的条件：即新政权必须有效控制中国；得到中国人民的认可；愿意并能够履行国际义务。双方都是三个条件。其中美国的前两个条件已经或接近现实，所以只是表面文章，可有可无。关键是第三个条件“愿意并能够履行国际义务”。这个条件看上去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其实质，是要中共承认并履行美国与国民政府签订的各项条约。

对照双方各自提出的三个条件，两国“建立新关系”的根本分歧点就在于双方的第三个条件，可谓针锋相对：中共历来并坚决主张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要求美国必须“放弃一切有损中国独立主权的政策（包括不平等条约）”；美国则希望中国“愿意并能够履行国际义务”，必须承认其与国民政府签订的各项条约。当时中美之间各项条约中，最核心的是内战爆发后，于1946年11月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即中美商约。现简单说说这个条约平等不平等。

中美商约非常详细，共30条近15000字，可谓当时国家间商约之集大成者。从法理上讲，条约规定两国“全面、平等、互惠”地向对方开放一切（包括诸多主权，比如舰船在对方内河的自由航行权等），彼此给予对方“无条件、无限制的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从表面上看，双方是对等开放，似乎是平等的。但当时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农业国，经济、军事等领域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美国，条约对弱势的民族工商业基本上没有保护条款。当时国内舆论就认为该条约“所谓的平等，是3岁小孩与年强力壮的大力士上台角力的平等”。

中国当年为加入WTO之所以持续谈了15年，就是为了争取并尽可能多地保护本国的工商业。美国现在经常抛弃WTO原则，通过关税以及行政手段与中国打贸易战，也是基于同样的目的。面对当时经济和技术强势的美国，中美商约一旦实施，无疑会对民族工商业产生巨大冲击。因此，当时社会各界反应强烈，指责该条约“不公平、不平等”。中共更是指该条约是“出卖国家主权最露骨、最具体的体现”，是“袁世凯、汪精卫所不敢作的，蒋介石为取得内战资本，悍然地做了”。

中共一直主张要“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与世界各国建立真正的平等关系，自然不会承认中美商约等不平等条约，也就不可能同意美国“建立新关系”的条件。不仅如此，即便国民政府与苏联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共也要废除。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出访苏联，时间长达2个多月。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废旧约、签新约”，即废除确认《雅尔塔协定》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坚持收回自清末就失去的东北权益。

在抗战时期，美国与中共的关系是比较友好的，美国政府中有一批亲中共人士。但自1947杜鲁门主义出台后，美国政界敌视共产主义逐渐成为主流思潮，政府中的亲中共人士被清洗，反共人士掌握权力。即便是观点相对“中立”的司徒雷登，一回到华盛顿，就被国务院劝告“闭门不出，不要接见不必要的来访者”。到1948年下半年，中共在内战中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美国政界意识到即将“失去中国”，国会中的共和党人向杜鲁门政府发难，责问“是谁失去了中国”？白皮书的起草（1948年底即起草完毕）和发表，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或者说推卸“失去中国”的责任。

有个问题：美国政界激辨“谁失去了中国”，难道中国原本属于美国？实际上，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首脑会议上，美苏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中国被划在美国一边（但东北属于苏联势力范围），也是美国在东亚的最主要盟友。罗斯福让中国派军队去越南受降、去占领日本、甚至询问“中国是否想要琉球群岛”，以及拉中国为安理会五常之一等，就是希望借助中国，一方面挤走英法势力，一方面防止东亚“赤化”。抗战胜利不久，美国就派马歇尔来华调处国共争端，“力图协助他们制订出一套适当的既可避免内战，又可保存甚至增强国民政府力量的权宜办法”。其本意就是要稳住中国这个“势力范围”。

因为中国地位重要，事关美国期待的“东亚稳定”。美国在中国的政治盟友是国民党政府，调处的目标是把中共纳入国民政府体系，避免中国“赤化”。但马歇尔调处最终失败，国共内战爆发。到1949年初，国民党政权失败已成定局。从相关资料解读，当时美国很清楚中共与苏联“在某种意义上有所不同”，因为斯大林公开说过中共“根本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而仅仅是土地改革者”；同时也清楚基于历史、地缘和意识形态等因素，中共建政后必然更加亲苏。所以，虽然对“新中国采取中间态度、不完全亲苏”有所期待，但并没有抱有多大希望，抛出一个中共无法接受的条件，就是以此试探中共的态度。

从当时双方的交往情况看，美国这次试探是浅尝辄止，并没有就实质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在中共原则性表态之后，即放弃了接触。实际上，对于历史条约，只要双方有诚意，并非不可谈，完全可以“废旧约、签新约”。新中国随后与苏联就是这么做的。实际上，当时在美国政府内部，已经做好了“放弃”中国的打算。司徒雷登留在南京与中共接触，虽说也有所期待，但深入分析，其主要动机或许是为“失去中国”增加一个的理由或借口：因为中共拒绝“按国际惯例履行国际义务”。

这一点，从美国国务院并没有给司徒雷登明确授权、司徒雷登启程回国3天就发表白皮书、以及白皮书中对中共的种种指责甚至污蔑等等，都足以说明这个问题。从《艾奇逊回忆录》中可以看出：当时美国国会中的冷战及意识形态氛围甚浓，以意识形态划分阵营，共和党人持续并强烈指责杜鲁门“放弃反共”。有趣的是：白皮书更严厉指责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和无可救药，认为美国“在合理范围内不论做什么，都无法改变中国被共产党占领的结果”，因而“失去中国”的责任完全在国民政府，而不是美国的对华政策。

结束语：美国在1949年不承认新中国，表面上是历史条约承认问题，实质是其意识形态至上、以意识形态划分阵营的外交政策所决定的。实际上，新中国当时虽有心与美国“建立新关系”，期望“经济上可以做生意”。但因为国力孱弱，在两大阵营冷战对立的格局下，只能选择一边倒，或倒向美国，或倒向苏联，根本没有条件或资格采取中立的外交立场。要知道：在国际关系中，独立自主是需要国力支撑的。过去如此，今天及将来依然如此。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