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会实录 | 石峁遗址最新考古科学研究成果新闻发布会

来源：国家文物局

国家文物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副司长 罗娟：

各位媒体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欢迎参加国家文物局新闻发布会。

11月27日凌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发表石峁遗址最新考古科学研究成果，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这项研究成果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付巧妹科研团队联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多家单位，历经数年攻关，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发现。

今天的发布会，我们邀请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所长付巧妹女士，请她为大家介绍相关情况。

出席今天发布会的还有：国家文物局考古司副司长张凌女士；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邵晶先生；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刘岩先生。

首先请付巧妹女士介绍有关情况。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所长 付巧妹：

各位媒体朋友们、各位同仁，大家上午好！今天很荣幸在这里共同见证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一项重要的考古科研工作的发布。这个发布主要是通过古金属的分析，破译石峁遗址人群的源流和社会组织结构，这项研究如刚刚罗司介绍，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联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首都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北大学等多家单位，历经13年的不懈攻关，完成了《石峁古城古DNA揭秘新石器中国地区亲缘关系习俗》的重要研究成果，已于11月27日凌晨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上发表。

石峁遗址是坐落于中国陕北的神木市巨大的史前石器城址，以宏大的城防设施和多元祭祀遗迹，展示出典型的早期国家特征，颠覆了学界对中国早期国家形态与文明起源路径的传统认知，是探索中华文明深厚根基的重要证据。然而创造这一文明的先民，究竟从何而来，这个复杂的社会又是依靠何种纽带运转起来的？这些核心问题长期以来是考古学界探究的重要方向。

项目组通过系统地分析来自石峁古城核心区、周边遗址以及晋南地区遗址等共计169例古代人类样品的高分辨率的核基因组，为我们打开了通往中华早期文明研究的大门。使我们得以从人的本身出发，科学阐释中华文明起源和多元一体化格局的形成历史进程。

我们取得了以下三项重大发现。

一、首次实现了精准溯源，揭示了石峁人群本土根基和多元融合的格局。研究表明石峁人群的主体人群是源自陕北本地的仰韶晚期人群，显示出清晰的遗传连续性，从基因层面上实证了石峁文化的深厚本土根基。同时研究在少数个体中检测到了来自北方草原地区的裕民成分的相关人群，以及南方沿海稻作农业人群的遗传成分，生动地勾勒出石峁文化及人群的主干清晰、多元交融的动态图景，并客观印证了中华文明自起源阶段，就具有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宏大格局。

二、首次厘清了交流模式，辨析人群交流与文化互动上的差异性路径。研究表明，作为农业交错区的核心都邑石峁人群，与黄河流域、中原地区、北方草原和南方沿海的农牧业人群，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遗传交流，特别是与石峁文化密切相关的陶寺文化人群在遗传结构上是高度同源。然而石峁遗址发现的欧亚草原等相关外来文化元素，并没有伴随人群的迁徙和交流，这表明这些外来元素更可能是通过贸易和技术传播等路径传入的。这种基因与文化的不同演化模式，反映了石峁不仅是区域性的政治、军事中心，更可能是史前时期的跨区域互动、高度开放的文化与贸易的枢纽。

三、首次透视了社会结构，重建了早期国家的亲缘纽带与社会组织结构。石峁遗址中存在多样的人祭或人殉现象，为研究早期社会组织结构提供了重要窗口。本研究是全球范围内首次从遗传学角度，对如此大规模、高复杂性的史前都邑研究，尤其是针对东亚的社会结构的首次研究。通过不同墓葬人群与殉人的遗传特点，重建出了墓主人之间跨越四代的家族谱系。研究揭示，石峁社会已经形成了以父系血缘，实现了女性外婚制，以及以父系主导的居住规则的阶层化的社会。此外，外城东门的人头坑，没有体现出以女性为主的人祭模式。而在石峁的皇城台墓地以及内城的韩家圪旦墓地则相反，这些墓地殉葬者几乎都为女性，且与墓主人之间没有明显的亲缘关系。后者代表了石峁文化显著的阶层分化的模式，这将石峁从一个宏大的物质遗存复现为一个鲜活的社会实体，为理解早期国家的权力构架和社会组织模式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微观视角和社会组织范本。

最后，这项成本将不止于揭开石峁之谜，它标志着相关的研究进入到从物的研究到精准了解人的社会的全新阶段，为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注入了强大的科技驱动力。国家文物局将继续支持并推广这种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思路，推动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研究不断走向深入，向世界讲好中华文明的古老故事，谢谢大家。

国家文物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副司长 罗娟：

谢谢付巧妹副所长，她从首次实现精准溯源、首次厘清交流模式、首次透视社会结构等维度，介绍该项研究在揭示石峁古城人群的遗传来源与社会结构方面取得的重大发现。

下面进入媒体提问环节，请媒体记者举手提问，提问前请通报您所在的新闻机构。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记者提问，近期石峁考古的核心进展，对于中华文明探源有何促进作用？

国家文物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副司长 罗娟：

这个问题请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邵晶回答。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 邵晶：

近年来，石峁遗址考古工作主要集中在厘清宫城区布局和发掘皇城台墓地。

一、宫城区布局结构清晰、功能区划明确

石峁城内皇城台区域建筑规模宏大、出土遗存高级，被内、外城重重拱卫，是石峁城的核心区域，具备宫城性质。2022年已辨明宫门、东护墙、高等级建筑群大台基等基本结构，其中，大台基占据皇城台最为平整高阜的位置，面积约1.6万平方米，是众多高等级建筑的集中分布区域。2022年以来，在大台基以西坡地上探明了一处大型石峁文化墓地，即皇城台墓地，同时，在墓地与大台基之间发现了一处特殊区域，可能与祭祀活动相关，暂称“祭祀区”。

大台基、祭祀区、皇城台墓地在皇城台高地上自东向西依次分布，三者之间有明确分界，以石墙相隔，同时，又用南北布设的两条道路使三者相联系，共存关系明确、功能性质相关。另外，东护墙弃置堆积内发现的大量制骨遗存，目前数量已达万计，这一发现暗示着皇城台顶部（应在大台基上）大型制骨作坊的存在。

宫门、护墙、大台基、祭祀区、皇城台墓地等功能区共同构成了石峁宫城的基本轮廓，具有强烈的规划感，石峁宫城呈现出“居、作、葬”合一的布局形态，奠定了河套地区早期宫城结构研究的基础。

二、皇城台墓地彰显河套地区文明化进程

皇城台墓地为目前石峁文化最高等级墓地，同时也是彰显河套地区早期文明发展阶段的典型实证。已发掘墓葬110余座，均为竖穴土坑墓，出土玉、陶、骨、石等质地的大量随葬器物。

墓葬依殉狗、殉人、棺、壁龛等配置的有无和多少为标准，可划分为不同等级，等级越高配置越完备，随葬器物越丰富，墓葬规模也就越大。如目前所见第一等级墓葬中，四项配置完备，殉1狗、3人，具大型木棺，壁龛内放置6件彩绘陶质明器，墓室面积在10平方米以上。而处于最低等级的墓葬，则无上述任何一项配置，墓室面积仅1平方米余。高等级墓葬中出土的陶明器和玉器尤被学界关注，陶器一般为盉（斝）、瓶、盆（壶）、杯组合，这些器类在石峁文化居址中都可见到，作为随葬品时尺寸变小，还多见表涂朱色的情况，应具明器性质。玉器主要有钺和环，其中一件鹰纹玉钺保存完好，一面减地刻出繁复的翔鹰和人（神）面形象，是目前所见石峁文化遗址出土玉器中最为精美者。

上述发现是研究石峁和河套社会人群分化、组织结构和文明化进程的绝佳材料，对于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成具有重大实证意义。 

国家文物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副司长 罗娟：

感谢邵晶副院长。请继续提问。 

人民网记者：

此前了解到山西陶寺遗址和周家庄遗址的部分人骨标本，那么请介绍一下陶寺和周家庄遗址情况及下一步考古工作。 

国家文物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副司长 罗娟：

这个问题请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刘岩副院长回答。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 刘岩：

陶寺遗址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依托的四大都邑性遗址之一。1978年以来，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为主的联合考古队经过四十余年的工作，在陶寺遗址发现了面积达280万余平方米的大规模城址，初步确定了城址内有宫城、下层贵族居住区、仓储区、作坊区等多个功能分区。还发现了多座大型墓葬，出土了龙盘、朱书扁壶、鼍鼓、石磬等礼、乐器。宫殿区内发现大型建筑基址，城门等重要遗迹。

2024年11月6日，国家文物局在陶寺遗址博物馆开馆前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等重大课题的支持下，陶寺早、中期聚落（即距今约4300—4000年）已经初步具备早期国家特征，为揭示5000年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2024年11月12日陶寺遗址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2025年7月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式挂牌，这些重要节点，是对陶寺遗址考古工作和成果的系统梳理和总结。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按照国家文物局的要求，进一步深化央地合作，组建联合考古队，以聚落考古理念为指导，强化人地关系，人群构成，资源、技术与社会综合研究；加强科技考古和多学科协作，阐释好陶寺遗址在中华文明起源及早期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意义，推动陶寺考古不断取得新的认识和突破。

周家庄遗址位于山西省南部的运城市绛县，2004年以来，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与我省考古机构联合开展了系统的调查、勘探和发掘，确定壕沟内面积300余万平方米，比陶寺城址内面积（280万平方米）规模还要大。周家庄遗址既是晋南地区，也是中原地区，规模最大的龙山时期遗址，凸显了晋南对探索早期国家和文明起源的重要价值。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在国家文物局的指导下，联合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等机构和高校，持续开展周家庄遗址的考古调查、勘探工作，适时开展考古发掘，探索陶寺文化的发展去向，探讨这一时期晋南地区早期国家的形态变迁，为揭示中华文明早期发展进程、实证中华文明发展的连续性作出山西贡献。

国家文物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副司长 罗娟：

感谢刘岩副院长。请继续提问。

科技日报记者：

科技日报记者提问。刚才付老师提到，这项研究历时13年，在这个过程中，科技考古团队怎样与田野考古团队配合，取得了这样重要的发现？

国家文物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副司长 罗娟：

这个问题请付巧妹副所长回答。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所长 付巧妹：

谢谢。为什么是13年呢？因为我们从石峁遗址发掘初始，也就是2012年就开始做相关工作了。就像邵晶老师提到的，石峁遗址是一个非常长期的发掘过程。甚至到2023年我们仍然在采集石峁新发掘皇城台的遗址样品。所以在整个过程中，在这13年中，除了研究本身，从2012年开始，持续不断地跟发掘进行配合，把科学阐释做得最全面。因为皇城台非常关键，它能体现高等级墓葬不一样的地方，以及在这个过程中，跟其他（墓葬）有区别和联系的关键点。

除此之外，这个项目除了持续性发掘的追踪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点，就是在项目刚开始，在2012年时，我们对整个项目进行了设计。这个设计里，除了石峁遗址以外，我们比较一下同时期的遗址，希望在时间纵轴上去追源，石峁人群跟以前的人群是什么关系，最终能帮我们解答他的来源。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设计出把五庄果墚遗址，也就是比石峁早1000年的遗址，把它加入研究系列里。就像刚刚山西省老师提到的，因为当时有一种说法，认为石峁和陶寺是和尧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这是考古界非常关注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仅仅局限在陕北，把研究对象拓展到晋南，这里面就包括了陶寺的几个个体，以及周家庄几十个个体，作为陶寺文化的代表。所以最终从时间和空间上，能够让我们立体地把石峁本身，以及跟周边、跟时间长轴的纵向和横向，进行深入高分辨率研究。这是项目本身的设计。

除此之外，背后还有技术支撑，比如在这个过程中，怎么把有亲缘关系的个体解析得非常深入。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是技术创新和坚守上，比如针对保存差一点的个体，因为我们希望把更多的个体进行还原，所以不断提高捕获的效率，以及用自动化的方案降低污染，获得高质量的数据。在数据的阐释方面，我们建立了大量的数据建模，融合了考古数据。就像邵老师和刘老师讲的，我们希望把遗传谱系跟考古文化，以及背后墓主人、人祭人祀，还有其他跟文化相关，能把它的多层次的信息进行解读，进行相关的综合分析和交叉验证。最终在这个多层面上，历经了13年，最终复现了这种鲜活的社会实体，解读出石峁社会的亲缘纽带和权力结构。谢谢。

国家文物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副司长 罗娟：

感谢付巧妹副所长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从2012年到2025年这13年时间里，科研考古团队如何与田野考古团队相互配合，在同步数据资源、提升数据质量、加强数据分析和阐释方面，开展的一系列工作。请继续提问。

封面新闻记者：

我们看到在国家重大项目引领下，能够带动跨区域资料的整合和深入研究，为我们解答更多古代文明的谜题，请问“十五五”期间，国家文物局在考古方面的重大项目布局上，有什么安排？

国家文物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副司长 罗娟：

这个问题请国家文物局考古司副司长张凌回答。

国家文物局考古司副司长 张凌：

感谢您的提问！

国家文物局积极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考古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持续聚焦重大历史问题，组织实施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夏商文明研究工程。在“十四五”期间，我们有21个“考古中国”重大在研项目实施，开展了1284项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通过跨区域多学科合作和科技考古团队的加入，取得了很多新认识和新进展。在“十五五”期间，国家文物局将进一步加强两个方面的工作布局。

第一，围绕中华文明起源研究，进一步组织实施河套地区、中原地区、海岱地区、长江中游和下游、辽河流域等重要区域的考古工作，做好重要遗址发掘、区域考古调查，还有跨区域考古学文化比较研究，探讨不同地区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年代序列、生业模式、技术特点、族群关系等，不断梳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的历史过程。

第二，加强边疆考古和历史时期考古研究。进一步做好新疆考古、西藏考古、石窟寺考古、蜀道研究、吴越国考古等专题，持续做好秦咸阳城、汉魏洛阳故城、邺城、隋唐洛阳城、扬州城、辽上京、元中都等大型城址考古工作，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研究提供更多的考古实证。关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我们还会培育海疆考古研究项目，推动沿海地区加强海洋文化相关遗址的考古工作，以考古新发现来印证中华民族经略海洋的历史和中华文明中的海洋基因。

我们将按照“十五五”期间国家文物事业的统一部署，进一步加强多学科跨部门考古工作机制，加强田野考古与科技考古深度融合，推动考古实现专业化、国际化、科学化、现代化和可持续化发展。谢谢。

国家文物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副司长 罗娟：

感谢张凌副司长的回答，期待未来五年，中国考古涌现出更多的新发现、新认识和新突破。

提问环节就到这里，感谢各位发布人的精彩发布，也感谢各位媒体朋友对于文物考古工作的大力支持，欢迎持续关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等重要进展。今天的发布会就到这里，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