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时候,清除教育界的“郭伟”!
这阵子“郭伟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伪造海外学术经历、靠虚假背景收割流量,本质是“名实不符”的投机者借“崇洋滤镜”骗取名利。可细想下来,教育理论界这样的“郭伟”,或许比我们看到的更多:他们顶着“著名学者”头衔,却没进过几次中小学课堂;搬运西方理论改头换面,就自诩“创新”;搞些“伪实验”便宣称“经实践检验”,反过来对一线教师指手画脚。今天就扒透这层虚壳,说说为啥教育界的“郭伟”必须清,又该怎么清。
一、教育界“郭伟”的三大特征:跟“真教育”半毛钱关系没有
先搞清楚:教育界的“郭伟”,不是指某个人,而是指一群“靠投机混学术、用虚头误教育”的人,他们的套路就三类——
1.学术出身“注水”:从“英语差等生”到“教育专家”的捷径
不少人本科读英语专业,既没吃透英美文学,也没练出过硬翻译能力;转投其他文科专业,又嫌专业门槛高。这时发现:教育学研究生“好考”——背几本题库、记熟教育学/心理学框架,就能上岸。
读研读什么?不是泡课堂、跟一线教师学经验,而是盯着“西方著作翻译”:找本冷门的英美教育学书,翻得半通不通也没关系,署上自己名字出版;再熬几年高校资历,转眼就成了“教育学专家”。
就像某“知名学者”,本科英语专业毕业,研究生跨考教育学后只翻译过1本西方教育随笔,从未给中小学生上过课,却敢在讲座里说“中国教师不懂课堂创新”——这不就是教育版的“郭伟”?靠“跨专业+翻译”凑履历,把需要实践沉淀的教育学,变成了“背背就能会、翻翻就能懂”的记问之学。难怪钱钟书在《围城》里借褚慎明之口调侃:“教育学是个冷门,所以兴时”,如今倒成了投机者的温床。
2.实践经历“空心”:从“大学到大学”,从未沾过课堂烟火气
这群“学者”的职业生涯,基本是“高校读书—高校任教”的闭环:所谓“教学经历”,就是给大学生讲教育学理论,照本宣科念PPT;所谓“教育研究”,就是躲在办公室里扒文献、拼论文,连中小学的早读课、晚自习都没见过。
有次参加教育研讨会,某教授大谈“生本课堂要让学生主导”,台下有位乡村教师问:“我们班45个学生,一半是留守儿童,自主学习能力弱,您这方法怎么落地?”教授支支吾吾半天,最后说“你要先转变观念”——连一线痛点都摸不清,谈何“指导实践”?
更讽刺的是,他们还爱搞“教育实验”:专挑北京海淀、上海徐汇的重点中学合作——这些学校的学生本来就是掐尖来的,家长要么是高知要么舍得砸钱报补习班,就算不搞“新方法”,成绩也不会差。某学者在重点中学搞“深度学习”实验,结论是“学生成绩提升20%”,可把这套方法推广到普通中学,老师反映“学生跟不上,反而浪费时间”——这样的“实验成果”,跟郭伟伪造的“海外经历”有啥区别?都是靠“选好样本”骗自己、骗别人。
3.理论传播“霸凌”:搬运西方术语,把课堂变成“术语秀场”
他们最擅长的,是把西方教育理论“改头换面”当自己的创新:西方提“student-centeredlearning”,就包装成“生本理论”;西方讲“dialogicteaching”,就改成“对话教学”;近年又跟风“核心素养”“深度学习”,术语一套接一套,可问他们“这些理论怎么适配中国农村课堂”,却没一个能说清。
某学者曾在全国教师培训会上说:“不搞核心素养教学,就是落后于时代”,可底下有位老教师反驳:“我们县中学连实验室都凑不齐,怎么搞‘科学素养’实践?”学者当场脸黑,说“你这是思想僵化”——这哪里是学术讨论?分明是靠“懂英语、会搬术语”搞话语霸凌:只要你不认同我的“洋理论”,就是“不懂创新”。
可结果呢?这些年“新教育”“生本课堂”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中小学课堂却还是“涛声依旧”:老师该满堂灌还满堂灌,学生该补课还补课,“减负”年年提、年年成热点——不是理论不好,是这些“搬运工”根本没把理论落地的“桥”搭起来,只把课堂变成了他们的“术语秀场”。
二、清除“郭伟”,不是“揪人”,是重构教育理论的“实践底色”
说要“清除教育界的郭伟”,不是要搞“一刀切”的批判,而是要打破“崇洋、虚浮、脱离实践”的学术生态,让教育理论真正“从课堂来、到课堂去”。具体该怎么做?至少有三条路:
1.给教育学者设“实践准入门槛”:以后评教育学教授、申报教育课题,不能只看论文和翻译著作,必须有“一线实践经历”——比如近5年至少在中小学蹲点教研满6个月,或者给中小学生上够100节课。像医生要临床、工程师要下工地一样,教育学者也得“沾课堂烟火气”,不然凭啥指导实践?
2.改教育研究的“评价标准”:别再只看“论文影响因子”“西方理论引用率”,要把“实践效果”当核心指标——你的“生本理论”好不好,要看普通中学用了之后,学生的学习兴趣有没有真提升;你的“深度学习”方案行不行,要看农村学校能不能落地、老师会不会用。只有让“实践成果”比“术语包装”更值钱,投机者才没市场。
3.让一线教师“说话算数”:教育理论的创新,不能只靠高校学者“闭门造车”,要让中小学教师参与进来。比如设立“教师研究基金”,鼓励一线教师把自己的课堂经验写成案例、总结成方法;学术研讨会多请普通教师当评委,让“能不能用、好不好用”由一线说了算——毕竟,最懂教育的,永远是那些天天站在讲台前的人。
三、教育不是“术语游戏”,更容不得“郭伟式”投机
郭伟事件给我们的教训是:任何领域,“名实不符”的投机者终会翻车。教育领域尤其如此——因为这关系到千万孩子的未来,容不得半点虚浮。
清除教育界的“郭伟”,不是为了“整人”,而是为了让教育理论回归本质:它不该是学者用来评职称、赚名气的工具,不该是满篇洋术语的“空中楼阁”,而该是能帮老师上好课、能让学生学得轻松的“实用指南”。
你身边有没有遇到过“只会搬术语、不懂课堂”的教育学者?或者你觉得一线教师该怎么参与教育理论创新?评论区聊聊——教育的晴朗之地,得靠我们一起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