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另一个世界也要“以诗为训”的海昏侯,为我们留下一部失传的《诗经》
11月8日,新闻报道海昏侯墓简牍修复,“首次发现秦汉时期全本《诗经》”。

相信有好多人跟我一样,看了这篇报道以为海昏侯竹简本《诗经》(以下简称海昏侯简本)比今本《诗经》会多出许多篇章,是个迄今为止的最“全本”。
查了查发现不是的。海昏侯简本甚至比今本还少了66章。
那为什么考古界还那么兴奋呢?
因为海昏侯简本很可能是已经失传的一种《诗经》版本——“鲁诗”。
而我们今天看到的《诗经》版本是“毛诗”。
估计大部分吃瓜群众不了解什么是“毛诗”,什么是“鲁诗”,发现了失传的“鲁诗”本《诗经》有何重大价值?
今天就来现学现卖,说说这个事情。
1、《诗经》的汉代门派
在汉代,传授《诗经》的主要有四个学派:鲁诗、齐诗、韩诗和毛诗。
顾名思义,鲁诗就是鲁国人传承的《诗经》,齐诗就是齐国人传承的《诗经》,韩诗就是韩国人传承的《诗经》,这三家都是“官诗”——官版的《诗经》。
而毛诗自成一派,是民间学派的《诗经》。
鲁诗是汉代最早的“官版”《诗经》。它的创始人是申培公,鲁国人。汉文帝时,申培公就因为精通《诗经》被立为博士,这是汉代经学最早的官学地位。 鲁诗有着显赫的师承关系——申培公的老师是浮丘伯,而浮丘伯正是荀子的学生。因此鲁诗可以说是继承了荀子的学术血脉。 因为鲁诗最早被立为官学,属于“今文经学”(用汉代通行的隶书写成),所以在西汉时期影响力非常大。上至朝廷,下至地方官学,鲁诗都是主流教材。
与鲁诗的“正统”地位不同,毛诗在汉代长期是“民间私学”。毛诗由毛亨和毛苌传承,据说其渊源可追溯到孔子的弟子子夏。 毛诗原本只在民间私下传授,未被朝廷立为官学。它属于“古文经学”(用先秦古文字写成),直到东汉末年经学家郑玄为毛诗作注后,毛诗才逐渐兴盛起来。
有趣的是,官版的鲁诗在西晋时期就失传了,齐诗亡于三国魏时,韩诗亡于宋代,而民版的毛诗却一路逆袭,成为后世唯一的通行本。我们今天读到的《诗经》,其实就是毛诗系统的传本。
2、门派的核心差异
毛诗与鲁诗的不同,不仅体现在传承路线上,更体现在对《诗经》的解读方法上。这些差异大致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一是注释风格不同。鲁诗解经喜欢“以史解诗”,经常引用《春秋》中的历史事件来印证诗义,甚至采纳先秦各种杂说。比如鲁诗解读《关雎》一诗,认为是讽刺周康王沉迷女色而耽误朝政的作品。 而毛诗则更加注重文字训诂和历史背景,强调诗歌的政治教化功能。毛诗在每篇前都附有“小序”,解释诗的主题思想,还在《关雎》篇前专门写了总序《诗大序》,提出“美刺”(赞美与讽刺)等诗学理论。
二是思想倾向不同。鲁诗源自荀子学派,更加强调礼乐制度和伦理教化。比如解读《芣苡》一诗,鲁诗将其与“蔡人之妻坚守贞节”的故事联系起来,突出道德教化意义。毛诗则更加注重诗歌的“经世致用”价值,主张诗歌应该“发乎情,止乎礼义”,用儒家伦理规范情感表达。毛诗系统将《诗经》的功能归结为“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三是文本编排不同。除了解读不同,鲁诗和毛诗在文本编排上也有差异。根据熹平石经的残片可知,鲁诗的篇次、章次及分章与毛诗有所不同。 例如鲁诗中《桑柔》《瞻卬》《假乐》三篇是连续排列的,与毛诗的顺序不同。鲁诗共计二十八卷,而毛诗有二十九卷,多出的一卷可能就是《诗序》。
3、为何鲁诗消失,毛诗流传?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既然鲁诗在西汉那么显赫,为什么最终是毛诗流传下来了呢?
这背后有一系列历史原因:
学术风气的转变。汉代初期,经学偏重“微言大义”,这与鲁诗“以史解诗”的特点契合。但随着时间推移,学者们越来越重视文字训诂和名物考据,毛诗注重训诂的特点更符合学术发展的趋势。
郑玄的贡献。东汉末年,大经学家郑玄为毛诗作《笺》,融合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优点,使毛诗更加完善,从而推动了毛诗的流行。
官方的认可。唐代颁布《五经正义》,其中的《诗经》部分完全以毛诗为本,正式确立了毛诗的权威地位。从此,毛诗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教材,一统天下。 而鲁诗则在西晋时期的战乱中逐渐失传,后人只能通过其他典籍中引用的片段来了解鲁诗的面貌。
值得庆幸的是,海昏侯墓出土的《诗经》竹简很可能属于鲁诗系统,这为了解鲁诗的真实面貌提供了珍贵材料。
4、海昏侯很爱读诗吗?
海昏侯墓中出土了5200余枚简牍,其中与《诗经》相关的有约1200枚。这些竹简上写有“诗三百五篇,凡千七十六章,七千二百七十四言”,证实是完整的《诗经》文本。
海昏侯去到另一个世界还要带着全本《诗经》,不是用来闲暇之时陶冶情操,而是和其他简牍一样的作用一样,用来训戒自己的。
在汉代,《诗经》不是一本单纯的文学诗歌集,它首先是一部 “经” 。“经”就是标准、是法则、是为人处世的教科书。
所有人学习研究《诗经》的最终目的,都不是休闲养性陶冶情操,而是为了 “通经致用”——即精通经典,并用来指导现实政治和人伦日用。
《诗经》内容极其丰富,就像一个“历史案例库”和“情感百科全书”。里面有歌颂(《雅》、《颂》中周文王、周武王等圣君的事迹),可以当作榜样来劝勉。里面有讽刺(《国风》中很多诗讽刺国君荒淫、政治腐败),可以当作镜子来警示。
而在汉代《诗经》的各门派中,鲁诗创始人申培公的治学特点是:“独以《诗经》为训故以教”,就是只根据《诗经》文本本身来解释,不做过度的、牵强附会的联想,也就是“实事求是”、“有一说一”。
海昏侯的老师王式是申培公的再传弟子,他学到的《诗经》版本,是经过申公一派考据的、相对贴近历史本义的版本,其中蕴含着正确的历史经验和道理。
还在刘贺做昌邑王时,王式就“每日以三百五篇为谏书”向刘贺进谏。就是每天都给刘贺系统讲授《诗经》的三百零五篇,要把刘贺教导成一个合格的、有德行的君主。
刘贺做昌邑王是在5-18岁,正是他的少年期。可见《诗经》在他的记忆中会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
后来刘贺被贬海昏侯,想必会每每思念到老师当年对他的教诲。
古人“事死如事生”。生前需要的,也是去另一个世界需要的,不仅要有物质上的需求,更要有精神上的需求。《诗经》作为刘贺对自己一生的警训,同样要在另一个世界延续思考和训戒。
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能够看到失传已久的鲁诗本《诗经》。
5、古老经典的当代启示
那么,了解毛诗与鲁诗的区别,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呢?
首先,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经典传承的复杂性。《诗经》不是一成不变的神圣文本,而是在历史长河中不断被解释、被重构的文化遗产。毛诗和鲁诗的消长,反映了汉代学术思潮的变迁。
其次,不同流派的解读丰富了《诗经》的内涵。同一首诗,毛诗和鲁诗可能有完全不同的解释。这些不同的解读视角,让我们能够更加全面地理解《诗经》的丰富内涵。 比如对于《关雎》这首诗,毛诗认为是赞美“后妃之德”的作品,而鲁诗则认为是讽刺诗。这种差异实际上扩大了诗歌的解释空间,让《诗经》成为了一个开放的文本宇宙。
最后,经典传承的本质是不断诠释和创新。毛诗和鲁诗虽然方法不同,但都是对《诗经》的创造性诠释。它们共同丰富了《诗经》的解读传统,也为后世理解这部经典提供了多元视角。
在今天,我们读《诗经》不必拘泥于一家之言,而是可以博采众长,形成自己的理解。这正是经典穿越时空的魅力所在。
对比毛诗和鲁诗,我们不仅看到了两种不同的解经方法,更看到了中华文明传承的伟大智慧。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正是因为它能在不同时代、不同流派的诠释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 那片海昏侯墓中沉睡两千多年的鲁诗竹简,仿佛一位时光使者,向我们诉说着《诗经》传承中那些被遗忘的篇章。每一次对古老的重新发现,都是对中华文明的一次重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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