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识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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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温伯陵
1
我们在上一期说过，三家分晋的标志性事件是周威烈王册封赵魏韩三家为诸侯，但在此之前，赵魏韩三家还做了一件大事，那就是三家联合剿灭晋国权臣家族智氏，获得瓜分晋国的资格。
而智氏败亡，关键原因就是家主识人不明，选错了继承人。
这篇文章，我们就来聊聊《资治通鉴》里的识人术，识别一个人能不能担当大任、适不适合做继承人、能不能带领家族长期发展的方法。
当时，智氏家主是智宣子，准备立嫡子智瑶做继承人，但同族智果就提出反对意见，说——
“不如宵也。瑶之贤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鬓长大则贤，射御足力则贤，伎艺毕给则贤，巧文辩惠则贤，强毅果敢则贤，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贤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谁能待之？若果立瑶也，智宗必灭。”
智瑶确实很优秀，身材高大、相貌英俊、武力超群、多才多艺、能言善辩、意志坚强，我们都承认，他是各方面都远超同龄人的优质青年。
但，智瑶有个最大的问题，那就是性格残暴，不仁义。
能力超群，意味着智瑶可以全方位的压制他人。
性格不仁，意味着智瑶不会把个人能力和战略优势，用在治国安民、团结盟友等正途上，只会无休止的挑起内斗，满足个人的私欲。
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智果便认为，一旦智瑶做了智氏的继承人，将来一定会覆灭宗族。相反，智宵虽然是庶子，也没有出众的能力，但没有能力就意味着没有作恶的机会，他虽然不能带领智氏更进一步，却可以保住现有的基业。
可以说，智果对继承人的分析和建议，是在“保本”的基础上做出的。
然而，智宣子一心要让智氏家族做大做强，便没有理会智果的建议，选择了能力超群但性格不仁的智瑶做继承人。
事实证明，智果的分析是正确的，智宣子的选择是错误的。
等到智瑶接管智氏家族以后，凭借家族实力和个人能力，很快就凌驾在赵魏韩三家之上，成为晋国首屈一指的权臣家族，执掌晋国的军政大权，并利用已经取得的优势和地位，逼迫赵魏韩三家给智氏割地让利。
这样一来，智瑶就打破了晋国权臣家族间的政治平衡。
赵魏韩三家为了不被智瑶各个击破，最终联合起来，在太原城下杀死智瑶，甚至连智瑶的头骨，都被赵氏家主赵襄子割下来，做成饮酒的器具。
而随着智瑶的失败，智氏家族的其他成员也被屠戮殆尽，家业田产被赵魏韩三家全部瓜分，唯独智果有先见之明，早已改名换姓，逃过一劫——
“遂杀智伯，尽灭智氏之族。”
“三家分智氏之田。”
强盛一时的智氏家族，因为智瑶的野心和性格问题，就此成为晋国政斗的失败者，为三家分晋铺平道路。
2
回顾智氏家族选择继承人的过程，我们可以发现，智宣子更关心家族的眼前利益，智果则有“人性本恶”的意识，能从人性的角度去规划家族的长远发展。
什么是人性本恶？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说：
“在新生的婴儿身上已带着原罪，不过要在他成长时才显出来。”
《荀子·性恶篇》写的更详细：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者，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
人性本恶，天然喜欢争权、夺利、享乐、纵欲，他表现出来的善，其实都是为作恶服务的，我们必须用制度和教育，把人性的恶念关进笼子里，才能实现天下大治。
不过，荀子的“人性本恶”是站在治国的角度来说的，用制度和教育把恶念关进笼子里，显然不适合用在选大族继承人或一国之君等问题上。
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想削弱大族继承人或一国之君与生俱来的“恶念”，就必须用正直、中和、仁义、信用、慈悲等“德行”来对冲。
德行越高，恶念越低。
德行越低，恶念越高。
正因如此，智果评价智瑶的时候，特意点出了他的缺点，不仁，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也评价道：“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
紧接着，司马光便提出选人用人的基本标准：
“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如乳狗博人，人得而制之。”
他把人分为四等，能力和德行俱全的是圣人，德行大于能力的是君子，能力大于德行的是小人，无德无能的是愚人。
选人用人的时候，能得到圣人和君子，肯定是最好的，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宁愿用愚人也不能用小人。
因为愚人的能力不足，作恶的破坏力有限，而小人没有德行来对冲他的恶念，那么他的能力和恶念搭配起来，便犹如猛虎添翼，会爆发惊人的破坏力。
3
关于选人用人，司马光做过一句总结：“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於倾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
事实确实如此。
此后，继承人的能力大于德行而亡国、德行大于能力而保国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上一再上演，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隋文帝杨坚选择杨广、唐太宗李世民选择李治。
早年间，杨广是“美姿仪、少敏慧”的优质青年，年仅二十岁就以“行军元帅”的身份统兵南下，消灭割据东南的陈国，不到三十岁又统兵出塞，和威胁隋朝安全的突厥作战，建立起声威赫赫的功业。
这样的人，不论放到哪个时代，都能称得上是“能力出众”，于是隋文帝杨坚废黜太子杨勇，册立杨广为太子。
然而，杨广做了皇帝以后，做的各种事情都非常缺德——
为了向外国人炫耀国力，杨广下令在城市的树木上缠绕丝绸，吃饭住店全部免费。
为了营造洛阳城，杨广在十个月内征发200万民夫，疏通大运河时，又在四年间调动500余万民夫，占到隋朝总人口的10%左右。
征讨高句丽的时候，杨广又征发民夫造船，为了赶工期，那些民夫昼夜站在水里，自腰部以下都生了蛆，死亡率达到40%。等船造成，杨广又命令全国各地往辽东运粮食、武器、工具，但不给运输队伍提供必要的后勤保障，导致道路两边死者狼藉，臭气熏天。
经过七八年的折腾，隋文帝杨坚留下的如日中天的强盛隋朝，就被杨广搞到全盘崩溃，天下大乱。
和隋文帝杨坚相反，唐太宗李世民在废黜太子李承乾以后，原本想立魏王李泰做太子，但李泰认为李世民经过玄武门之变，非常在意兄弟感情，便说了一句：
“臣有一子，臣死之日，当为陛下杀之，传位晋王。”
通过这句话，李世民就敏锐的意识到，魏王李泰用心险恶，为得到皇位是不择手段，有没有能力暂且不说，起码德行是不高的。
经过一番慎重考虑，李世民决定放弃用心险恶的魏王李泰，册立有仁孝之名、长者之风的晋王李治为太子。
而李治做皇帝以后，治国理政方面也确实有贞观遗风，使唐朝的版图、国力、民生都达到极致。
可能是见惯了历史上的人事得失和治乱兴衰，所以在近代革命战争时期，我党的陈云同志就提出，选拔干部要以“德才兼备、以德为主”为原则。
改革开放以后，全国各地都出现人才断层，迫切需要选拔一批中青年干部，陈云同志又给选拔工作定下标准：
“选拔中青年干部必须注意德，有才缺德的人，一个也不能提拔。”
这背后，可都是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啊。
4
当然，德行大于能力是选人用人的普遍情况，但如果遇到特殊的事情，那就得灵活变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
教员在《矛盾论》里不是说么，事物的矛盾具有普遍性，但也有特殊性，不能一概而论。
中国历史上，世人经常给官员划分流派，例如做官清廉、出身世家、品行良好的官员属于清流，贪污腐败、外戚宦官、来路不正的都是浊流。
但在汉武帝北伐匈奴开疆拓土的时候，刚正不阿并能与将士同甘共苦的李广，统兵出塞以后，不是迷路就是战败，而外戚出身的卫青和霍去病，却能破军杀将封狼居胥。
在这件事情上，属于“浊流”的卫青和霍去病，就比属于“清流”的李广有用。
明朝隆庆年间，广西爆发叛乱，大学士高拱准备起用殷正茂来平叛，但有人说，殷正茂的品行作风有问题，是个贪腐官员，不能做平叛主帅。谁知，高拱说了一句：“吾捐百万金予正茂，纵干没者半，然事可立办。”
随后，高拱任命殷正茂为广西巡抚，和总兵俞大猷统兵14万前往平叛，一举成功。
在这件事情上，品行不端的殷正茂，就是比清正廉洁的翰林学士们有用。
可见，德行大于能力的选人用人标准，并不是绝对的，在很多特殊情况下，能力大于德行也不是不行，“能不能把事情办成”才是特殊情况下的选人用人标准。
至于如何用、什么时候用，那就要看用人者的能力了，正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而已。
反过来看，没关系没背景的普通人，要想出人头地，归根到底要有一技之长。
宁用庸人不用小人，只是司马光理想化的观点，听听就行了，实际工作中，没有人会真的用一个一无是处的庸人。
对于普通人来说，要么性格厚道有德行，能让上级感到踏实放心，要么能力超强能办事，能解决上级急需解决的问题，德行和能力起码占一个，然后在特定的时候发挥特定的作用，就是出人头地的捷径。
如果能抓住一两次合适的机会，这辈子也就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