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国，到了重温《甲申三百年祭》的时刻

文 | 二手圣经

　　1949年3月23日，是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的日子。这天，毛主席再读《甲申三百年祭》，并把这本书交给了秘书叶子龙。他叮嘱道“帮我把这本书保管好，千万不要弄丢了，等到了北平想着还给我。”

　　也是在这一天，毛主席笑着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这时，毛主席又想起了《甲申三百年祭》，想起了李自成。他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他与周恩来这几句短短的对话，在愉快的气氛中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共产党人决不当李自成！毛主席即将率领中央机关进京，感想之多可想而知，可他首先想到的是《甲申三百年祭》，想到的是300年前李自成攻进北京旋即败退的往事和教训。这段对话，被后人们誉为“赶考对”。

　　需要注意的是，毛主席对于胜利之后的忧虑，不是在新中国建立前夕的1949年，而是在1944年。毛主席作为伟大的思想家、战略家，其伟大之处，就在于能在能在历史发展处于萌芽之初，就能够真正认识历史发展的趋势，并依据趋势做出针对性的布置。

　　今天，我们也和当年毛主席在最初阅读《甲申三百年祭》历史局势一样，要思考“胜利之后”该怎么办？在美国霸权仅仅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就急速衰落的情况下，我们中国人应该如何建构一个美国失败，而中国胜利的世界，是一个人类历史赠送给中国思想界的课题。

　　毛主席与《甲申三百年祭》

　　今天思考胜利之后，是不是太早了，太草率了？如果现在的读者中有偏右的朋友，大概率会说：“小粉红意淫出新高度了，现在就敢谈论美国失败了？”

　　我的回答是，今天中国在全世界的地位，类似于抗战即将胜利时的我党在全中国的处境。我们不怕任何失败，因为失败根本动摇不了我们已经建立起来的大局，我们可以承受一次次的失败，因为大局已定，历史的趋势已经无法扭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入到。真正能够动摇局势，甚至导致功败垂成的是速胜，是速胜后的骄傲。

　　1944年3月10日，郭沫若完成了近两万字《甲申三百年祭》。1944年3月19日该文发表在《新华日报》上，连载四天。在《甲申三百年祭》中，郭沫若不仅揭示了明政权失去民心从而使自己走向灭亡，还批评了李自成的农民军在短暂获得胜利后，脱离人民群众，走向腐化堕落，导致起义最终失败。

　　1944年4月12日，毛主席在作报告时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提到《甲申三百年祭》，并明确宣布把它作为全党的学习材料，告诫全党要以李自成为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1月21日，毛主席给郭沫若的致信上面写道：“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做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这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从这些文字中，不难看出来毛主席对《甲申三百年祭》的重视程度，而毛主席与郭沫若信件中的这次对话，后来被称作“甲申对”。

　　毛主席和郭沫若谈论的李自成进北京不是一回事。郭沫若写作《甲申三百年祭》，是为了在舆论上反击国民党。1943年3月，国民党抛出以蒋介石署名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并利用行政手段强制国民阅读。书中，国民党高度赞扬崇祯皇帝，污蔑李自成农民起义以及中国共产党为“流寇”。为了进行宣传反击，时任重庆新华日报社国际新闻主编的乔冠华找到了郭沫若，托他以纪念明亡三百周年为主旨撰写文章。

　　而毛主席却从《甲申三百年祭》读出了胜利之后，我们应该戒骄戒躁。彼时，离新中国的建立足足还有五年有余。彼时，虽然日本帝国主义已经疲态尽显，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的豫湘桂战役尚未打响，日军还盘踞在太平洋诸多岛屿上。在遥远的欧洲，美国在两个月后才能开始诺曼底登陆，苏军在8个月后才能攻入德国。

　　但是世界在发生剧变，是年7月44个国家的经济特使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召开了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9月正式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我们不知道毛主席是否知道发生在遥远的美国的事情，但是他确信，在剧变的世界当中，我党胜利不可阻挡，胜利只是时间上的问题，而他真正担忧的是胜利之后。

　　在这个世界上，毛主席不是孤独的，对于胜利之后的危机，也有人看到了问题所在，这个人就是黄炎培。

　　1945年7月1日，黄炎培、冷遹、褚辅成、章伯钧、左舜生、傅斯年等六位国民政府参政员，应中共中央和毛主席主席的邀请，为推动国共团结商谈，飞赴延安访问。

　　7月4日下午，毛主席邀请黄炎培到他住的窑洞里作客，整整长谈了一个下午。我们今天不清楚，黄炎培是否看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但黄炎培问了一个和《甲申三百年祭》类似的问题，这就是赫赫有名的“窑洞对”。也只有在熟悉毛泽东思想脉络的情况下，才明白黄炎培问“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到底是在问什么。

　　对于毛主席的回答，黄炎培十分高兴。事后他在《延安归来》一书中写到：“这话是对的，只有把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这次问答，让毛主席如获知音，相逢恨晚。毛主席进北京后，住在京西香山的双清别墅。第一个被邀请到香山别墅做客的党外人士就是黄炎培。当时，毛主席还宴请了黄炎培和夫人姚维钧。为了表示尊敬，他让自己的夫人江青和周恩来作陪，这等殊荣，黄炎培独享，可见其在毛主席心目中的地位。

　　唯物辩证法的审视：质变的突然性与准备的滞后性

　　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视角看，胜利的突然性有其哲学依据。事物的发展遵循量变与质变规律，长期的量变积累（斗争过程）往往在某个临界点引发质的飞跃（胜利的到来）。这种质变，在社会历史领域，常以革命、战争决胜等剧烈形式呈现，其速度之快、势头之猛，确实远超常态预期。

　　然而，这种超乎预期的胜利，造成了历史的范式变迁，新的时代来临，但是作为书写历史的胜利者的思维却停留在了旧的时代，因此往往让胜利者出现了严重的历史误判。

　　首先，是“斗争惯性”的束缚。长期的斗争环境，塑造了一套以对抗、批判、摧毁为核心的思维模式和行为逻辑。整个组织的精力都集中于如何战胜眼前的强大敌人，对于胜利后的建设任务，虽有大纲设想，却缺乏精雕细琢的实操方案与人才储备。当敌人骤然消失，这套强大的斗争惯性若不能及时转向，便会陷入“路径依赖”，要么继续寻找乃至制造敌人，要么将斗争矛头转向内部，导致内耗。（比如美国人冷战思维延续的问题）

　　其次，是“胜利眩晕”下的理性缺位。突如其来的巨大成功，极易引发群体的非理性亢奋。这种“胜利眩晕”会放大自身力量，一方面，报复性心理占据主流，对敌人进行非理性的惩罚，对自己人进行非理性的补偿。另一方面，低估未来困难，使人产生“无所不能”的错觉。

　　在这种集体情绪中，冷静、审慎、反思的声音往往被边缘化，激进、冒进的主张更容易占据上风。在这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对前朝失败教训的总结容易被简化为“他们太腐朽，我们太英明”的肤浅结论，而对其制度、文化中复杂成因的深度剖析则被忽略。（比如美国人过度追求全球有效统治的问题）

　　再次，“未来想象”的匮乏。斗争年代，一切为了胜利，胜利的目标往往是明确的，关于“胜利后如何”的长期、系统、开放的想象与辩论，常常被视为次要甚至奢侈的、虚无的、有害的。这使得胜利者在砸碎旧世界后，面对废墟，可能会陷入短暂的茫然：新世界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

　　除了否定旧制度，我们自身的正面主张如何具体化为行之有效的治理体系？这种想象力的匮乏，直接导致制度建设的仓促与粗糙。（比如美国人去工业化和金融体系急速扩张的问题）

　　最后，“范式确立”的急迫。从实践哲学的角度看，人类的行为往往并不理性，很多行为都是依据习惯、旧例。胜利砸破了旧的世界，要在短时间内建立新世界，必须迅速为社会提供一套新的、可遵循的“通用脚本”和“意义地图”。这种对秩序的本能渴求，会催生一种强大的历史紧迫感：必须立即用一个新的、完整的范式来填充旧范式崩塌后留下的巨大真空。

　　然而，这种“急迫性”内含着深刻的矛盾。它往往导致新的统治体系在仓促中，不自觉地摹仿它刚刚推翻的敌人的某些组织逻辑，或是将自己在特定斗争环境中形成的、高度有效的临时性方案，不加批判地升华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永恒真理。

　　胜利者急于将自己成功的“特殊经验”普遍化，将“我们的方法”等同于“唯一正确的方法”。这种在胜利亢奋中匆忙确立的范式，虽能快速稳定局势，但其根基却未经充分实践的检验与民意的沉淀。它更像一个急于宣告完工的建筑，其设计可能隐含了未被察觉的缺陷初期任何小的缺陷，在一两百年之后，都会被几何级数的放大，最终导致灾难性的结果。（比如，明宗室的问题）

　　因此，质变瞬间的辉煌，恰恰是辩证法展开其另一面的开始。物质世界的革命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但是对于胜利的精神准备必须及早开始。一个民族能否带领全人类，走向一个新的历史时代，需要的就是这个民族在当今的情况下的对于历史清醒的认识，对于自身文化深刻的反省。

　　我们很可能在未来几年，在短时间内获得大胜，重塑世界体系，开创人类全新的历史。但这往往就是我们最危险的时候。我们中华民族也不能做李自成，不能做秦、隋，不能做美国。

　　胜利者的三重悲剧：历史镜鉴的多元呈现

　　未能掌握胜利辩证法的政权，其失败模式虽各有不同，但大抵可归纳为以下几种典型，它们如同历史的复调，在不同的时空下一次次回响：

　　首先，李自成式：功败垂成，溃于速腐。这是最经典的“胜利即失败”案例。李自成大军的失败，直接原因并非军事上的劣势，而是政治上的短视与组织上的溃散。进入北京后，迅速滋生的享乐主义、官僚队伍的拷掠敛财、对吴三桂等关键势力策略的失误，无一不显示出他们只有“马上打天下”的粗糙手段，而无“马下治天下”的政治智慧。他们将胜利视为终点，而非新的、更复杂斗争的开始，最终将十七年的奋斗成果在几十天内耗尽。

　　（这里是以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的史观为例，后来顾诚将李自成失败的主因归结为在收买汉人地主方面远不如满清所以被联合绞杀。随着现在史料的不断丰富，网络上持特殊历史阶段军事优劣的决定性影响的观点也越来越多。比如作为明边军继承者的顺军，步兵火器体系处于一个尴尬时期，无法抗衡在骑兵和重甲敢死队方面具有优势的清军，后期清军成了大口径火炮优势的唯一拥有者等等，相关观点很多其他的不赘述了）

　　实事求是的说，我们对这一层次的胜利是有所警惕的。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面对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形势，毛泽东以李自成的教训告诫全党：“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同时提出“两个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本质上是对《甲申三百年祭》教训的深化落实，防范革命胜利后出现骄傲、腐败问题。

　　其次，是秦、隋式：制度创新失当，二世而亡。秦朝与隋朝，皆是结束长期分裂、实现大一统的强盛王朝，都进行了深刻的制度创新（如秦之郡县、书同文、车同轨；隋之科举、大运河）。它们的失败，在于对前代失败（战国纷争、南北朝分裂）的总结过于刚性，矫枉过正，用力过猛。其制度设计具有开创性，却严重忽略了社会的承受能力与人性复杂度，统治方式严苛急迫，缺乏弹性与怀柔。最终，强大的帝国因民心尽失、社会矛盾总爆发而迅速崩塌。

　　这警示我们：正确的方向，也需要恰当的节奏与温和的方式来实现。对于这个层次的胜利，我们尚未真正做出准备。相较于对“李自成式腐化”的警惕，这种因“建设性傲慢”而导致的失败更为隐蔽，也更具诱惑性。它源于一种美好的愿望——尽快将自己成功的模式确立为万世法，却因忽视了旧体系瓦解后的精神真空、民众的疲惫与期望、以及不同文明板块的惯性差异，而使得精心构建的新大厦地基不稳。

　　我们将要面对的世界，其复杂性远非书斋中的完美模型所能涵盖。若将斗争期中形成的某些特定策略以及基于自身文化经验的治理方案，不加调试地推向全球，便可能重蹈秦隋“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覆辙。真正的历史功业，不在于开创了多少制度，而在于这些制度能否真正落地生根，化入日常，成为滋养而非束缚人类文明发展的活体。

　　最后，美国式：霸权过度扩张，盛极而衰。赢得冷战、成为唯一超级大国后，美国陷入了“历史终结论”的迷思。其胜利辩证法失衡的表现，是权力的过度膨胀。它试图将自身模式作为普世标准强加于世界，频繁对外用兵，推行“民主输出”；在国内，政治极化、社会撕裂、产业空心化、金融虚拟化等问题日益严重，而霸权带来的巨大收益暂时掩盖了这些内部危机。

　　这种“外部扩张”替代“内部革新”的模式，最终导致国力的透支与信誉的坍塌，今日美国的内外困境，正是其冷战后“胜利后遗症”的集中体现。对于这个层次的胜利，是我们真正要深入思考的。美国的教训在于，它将一场阶段性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胜利，误判为文明的终极胜利和历史的终点。

　　这种误判使其丧失了自我革新的动力，转而致力于维护一个凝固的、服务于其霸权利益的全球秩序。它的一切行动逻辑，从金融剥削到军事干预，都服务于“维系霸权”这一核心目标，而非解决人类社会的共同挑战。

　　这导致其治理能力全面退化，其提供的“公共产品”异化为“霸权私器”，最终耗尽了其道义合法性与体系生命力。美国的悲剧警示我们，最大的失败并非来自外部的挑战，而是源于内部精神的僵化与创造力的枯竭；最危险的境地，莫过于在胜利的欢呼中，失去了理解世界复杂性的意愿与能力。

　　若我们将来彻底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警惕这种“终极胜利”的幻觉。一个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新的世界体系周期，应该以短则250年（中国历史上大一统朝代的平均时间），长则千年（周和罗马）的维度来思考历史的文明的终极胜利和历史的终点，鼓励持续创新与自我修正的、富有弹性和韧性的新型世界体系。这要求我们不仅要避免李自成的“速腐”和秦隋的“刚性”，更要超越美国的“僵化”，始终保持一种“生生不息”的文明状态，将变革与创新的矛头，永远首先对准自身。

　　当代挑战与前瞻：在科技加速时代预构未来

　　我们今日所处的时代，不光与上古中古近代已截然不同，与二十世纪相比也已截然不同。最大的变量在于：科学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指数级速度发展，它极大地压缩了历史留给胜利者进行反思与调整的时间。

　　人工智能、生物工程、量子计算、太空技术……这些革命性科技不仅在重塑生产力，更在深刻颠覆社会结构、伦理规范、国家主权乃至人的定义本身。在这样一个“加速时代”，任何一个政权都不可能享有周朝和罗马那样数百年的文明奠基期，甚至汉唐几十年的休养生息期也显得奢侈。

　　这一严峻现实，使得胜利的辩证法在今日具有了前所未有的紧迫性。它要求我们必须将“战后反思”前置为“战前预构”。

　　首先，要在斗争中进行建设性想象。在中美博弈的进程中，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批判西方模式的弊端上，必须同时并重地、系统性地构建关于未来全球治理、经济发展、科技伦理、社会模式的正面主张。我们需要回答：一个超越现有秩序、更具包容性、可持续性的新文明范式是什么？

　　其次，要聚焦关键领域的制度设计。美国的兴盛有赖于全球化，失败也因为全球化。全球化让美国有效的和盟友市场融为一体，在经济上彻底胜过苏东阵营，这是胜利之处；全球化也让美国出现严重的去工业化和金融恶性膨胀，导致美国的失败。我们要在诸多领域，进行超前的研究与制度设计。一个文明，一个政权，越是在这些根本性问题上“一开始就把事情做对”，后续社会转型的摩擦成本就越低，治理体系就越具韧性与适应性。

　　最后，需要立即培育“胜利后”所需的文化与人才。必须着力培养一种在成功后不骄不躁、持续学习的组织文化。同时，要有意识地储备和锻炼一批不仅善于斗争，更精于治理、富于创新、具备全球视野和人文关怀的复合型人才。

　　尾声：驾驭胜利，方能终结历史循环

　　综上所述，关于斗争与胜利的辩证法，其精髓在于认识到，胜利并非斗争的终结，而是斗争形式的升华。它从硝烟弥漫的战场，转向了更为复杂、更为漫长的治理考场、制度考场和文明考场。

　　1949年3月，全国胜利在即，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启程前往北平。临行前，毛泽东以前所未有的历史凝重感，留下了另一段著名的“赶考对”：“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甲申对”与“赶考对”，一在胜利前夜，一在胜利黎明，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关于胜利辩证法的核心教诲。它们警示全党：革命的真正难关，不在夺取政权之时，而在治理天下之后；最危险的敌人，往往不在战场对面，而在胜利带来的骄傲、麻痹与脱离群众之中。这种深刻的忧患意识，这种在巨大胜利面前反而倍加冷静、如履薄冰的态度，是中国共产党能够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的第一次关键思想演练。

　　毛泽东的“赶考对”言犹在耳。今天的我们，正面临着一场范围更广、内涵更深的全球性“大考”。中美战略竞争，归根结底，竞赛的不仅是谁能在当下的博弈中胜出，更是谁能为人类文明的未来困境提供更优的解决方案，谁能更好地驾驭自身胜利所带来的权力与挑战。

　　真正的的胜利者，永远不会是那些仅仅赢得了当下比赛的人，而是那些能够战胜胜利本身所带来的傲慢、膨胀与短视的人。当他们学会在进军的号角中听见警世的钟声，在凯旋的狂欢中保持创造的冷静，他们才真正掌握了斗争的至高艺术——

　　那便是，以如临深渊的审慎，去拥抱如日中天的辉煌；以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敬畏，去开创人类未来的崭新篇章。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超越兴衰治乱的古老循环，驶向那片更为广阔、更加光明的历史海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