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废掉所有核电站的背后，是启蒙神话的崩塌

文 | 丁毅超

科学和专家权威的削弱一直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的明显趋势，相信稍微大一些的读者一定能想起方舟子与崔永元关于转基因大豆的辩论。当然，对转基因大豆的质疑在西方更为久远，这一发端于左翼的转基因质疑，最初是对工业化农业生产的强烈不满，激进左翼的反对者创造性地将转基因大豆称之为“弗兰肯斯坦式食物”，并把转基因大豆与反资本霸权、维护生态正义、保障弱势群体权益等核心议题联系在一起。

时至今日，转基因大豆究竟有没有问题可能是一个科学问题，但民众对转基因大豆的不认可则是一个普遍事实，西贝后厨的转基因大豆油就是最新的证据。

无独有偶，反核电是左翼运动的另一个重要主张。尤其是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之后，这一运动得到了大大加强。以至于在今日，反核电都是西方左翼环保主义的核心主张。以至于德国绿党即便在能源紧缺的情况下，也要关闭德国仅剩不多的核电站。

10月25日，德国巴伐利亚州贡德雷明根核电站的两座冷却塔于当日12时遭爆破，约有3万名民众在核电站附近见证了这一历史性时刻。德国从此彻底告别了核电，之前他们也炸毁了自己最先进的火力发电厂。可笑的是，德国需要向法国大量购买电力填补需求，然而法国的发电量中，七成都是核电，而且这其中有些核电站离德国的距离也不算远。

当然在“反智主义”路上狂飙突进的不只是左翼，右翼同样如此。尤其是当社交媒体将特朗普“消毒剂杀死新冠病毒”的“奇思妙想”传播到全世界时，信奉科学的人是何等绝望并不是什么难以想象的问题。更不用说小罗伯特·肯尼迪这样的疫苗怀疑论者成为美国卫生部长。很难说，这究竟是魔幻现实主义更多一点还是黑色幽默更多一点。

面对科学和专家权威的衰弱，无数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最直接的看法是将责任归咎于民粹主义的兴起，换言之，民粹主义者通过反精英情绪有意将科学和专家塑造出某种脱离与民众的符号，从而瓦解权威的信任基础。

更具反思性的看法则会将目标聚焦在学术共同体内部，这种观点认为专家权威的崩塌源于自身公信力的透支。尤其是当学术研究与资本利益绑定、当同行评议机制沦为圈子游戏，学术共同体自身的不检点削弱了民众的信任。

更深层的批评则指向了理性主义本身，即理性主义自身的缺陷导致了权威的削弱。笔者试图将这一结论更进一步，指出导致科学和专家权威兴起的原因恰恰是其衰弱的原因，更精炼地说，启蒙反对启蒙。

启蒙的科学神话学

对科学权威的讨论必须回答一个问题，即，什么是科学权威。这一问题的答案则需要通过思想史的原始追溯才更能够得到澄清。在直到中世纪，自然科学，或者说自然哲学本身（毕竟那时候还没有自然科学这一称谓）并不会被视为权威。上帝才是一切权威的最终来源，《圣经》则是解读上帝的权威文本，而罗马教会是权威的唯一合法解读者。

托马斯·阿奎那的创举就是将《圣经》与亚里士多德结合在一起，从而建立起一套整全的神学框架。作为一种有趣的副产物，亚里士多德也分享了上帝的神性，成为了神学权威的一部分。

托马斯·阿奎那

然而伽利略却率先对这种权威范式提出了反对。这一反对以同时期大量的自然科学成果为基础，这些成果的突出表现就在于其普遍有效性。或者用今天的话说，纯净的水在一标准大气压下沸点为100摄氏度。牛顿的力学和光学可能是国内最为熟悉的例子。

伽利略在《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中就指出，之所以自然科学能够获得如此大的突破，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方法论的改变。更准确的说，这些自然科学家敢于用自己个人的理性进行思考和实验，从而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结论的权威性。伽利略甚至进一步声称，人类和上帝的区别只在于理性程度的差异。

霍布斯在继承了伽利略核心主张的同时，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野心，他试图将这种科学的成功复刻到人类社会的一切领域。他的方法论也十分简单粗暴，即将这种理性方法论直接运用到其他领域中去。如果用一个高度简化的模型解释，霍布斯认为只要能够找到普遍的前提，然后在以绝对理性化的方式进行推理，那么就一定能获得普遍的结果。这就是我们今日称之为启蒙理性主义的原初构想。

霍布斯

读到这里，敏锐的读者可以发现，启蒙时代以来的科学权威并不是建立在普遍有效这一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如何让人确信它是普遍有效的这一基础上。还是以刚才水的沸点作为例子，如果我在完全同样的实验条件下也能够复刻产生同样的结果（实验的可重复性），并且科学为我提供了一整套因果性的关联解释为何会出现这一现象，然后作为个体的“我”完成了对这一科学结果普遍有效的信服。

这一机制就是科学权威在18、19世纪不断兴起的原因，也是在它在20世纪逐渐衰弱的原因。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讨论这一问题。

从横向的维度看，科学概念的不断泛化导致其无力承担启蒙理性主义所创造的信任路径。这又进一步可以分为两个层次进行讨论，第一是泛化本身的影响。正如霍布斯所设想的一样，无数的学者都试图以这种个人理性的思考方式不断拓展科学的范围。19世纪中后期开始，社会科学的大量兴起就是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表现。问题是，一旦进入到社会科学领域，这种启蒙理性的机制就失效了。

原因很简单，人类社会不是实验室，我们不可能为社会科学提供像自然科学一样的实验条件。尤其是考虑到社会实验可能会对数以百万记的个人产生影响，这种实验在伦理上和政治上都是缺乏实践性的。医学在一定程度上也有类似的问题。尤其是涉及到某些不可逆的伤害时，医学实验只能在某种非常规的，或者更准确的说，类似于731这样的不人道情况下才可能展开。

这可以从侧面解释一个现象。即为何今日往往在单纯涉及到物的部分，科学权威比较强势；而越涉及到人的部分，科学权威就越弱势。进一步说，由于缺乏实验的复现性，这些与人愈发相关的学科都越容易陷入到不同理论的相互竞争中，理论的不统一本身就削弱了一般民众丧失对其普遍有效的认可。经济学关于10个经济学家会有18中不同预测的笑话就是其内在结构性缺陷的表现。

更为麻烦的是，这些本身相互竞争的理论必须接受与现实世界的拟和。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则反过来导致相当多数的理论破产，对我国开放二胎后的出生人口预测就是典型的例子。或者更往前说，上世纪七十年代在人口学界普遍流行的人口控制论被视为一种科学，进而转化为计划生育这一国策的科学依据。但这些曾经的科学权威在与现实的拟和过程中出现巨大反差，这必然会进一步削弱民众对科学本身的不信任。

第二则是科学本身没有阻止自己泛化的动力。正如上文所言，科学权威本身是以启蒙理性作为自己的逻辑基础，启蒙理性绝不会主动承认自己不是普遍有效的。反应到科学这一领域上，启蒙必须将整个世界科学化。或者用更简单的话说，启蒙拒绝抛弃科学主义。一旦否认科学是解释世界、判断价值、指导人类生活的“唯一合法途径”，那么理性自身的普遍有效性神话也将破产。

最直接的例证就是，它很难证明为什么自己比上帝具有更高的合法性。事实上，霍布斯在很早就认识到这一点，这也是他为何因为非理性的局限把“审慎”这一概念排除出去的同时，将理性作为人之为人的唯一衡量标准。

从纵向的维度看，科学领域的不断分化同样导致它日益无法承担启蒙理性主义所创造的信任路径。随着科学的自我发展，高度的分工和专门化是其不可避免的趋势。甚至广为被普通人批判的“学术黑话”也是自然科学无法摆脱的一部分。

很多生造的术语确实是吹毛求疵，甚至是纯粹的学术游戏，这一点在某些人文社科领域问题会更为突出；但我们的日常语言并不能充分满足特定学术领域的交流需要也是一个事实。学术内部共同体一定会创造出来一系列学术术语提高内部的交流效率。

问题是，在这样科学高度分化的时代里，科学还有没有可能让大部分人认识到科学的普遍有效性。举个例子，将镜子放在太阳光下观察折射现象是小学生就能做到的实验，让一个人掌握大型量子对撞机实验的操作和观察则需要经年累月的培养。

今日科学的复杂和全面程度则导致了没有人可以通过个人的理性认知确认科学的普遍有效性。换言之，科学本身在个体的认知过程中日益成为黑箱。由此产生的致命后果是，绝大部分人实际上根本无法判断各种科学理论是否正确，因为我们可能连充分理解都做不到。

这可能才是科普为何在当代世界日益失效的真正原因。这不是改变科普方式或者科学叙事就能解决的问题，个体认知能力的有效性和无穷增长的科学知识之间是有限性和无限性的永恒割裂。或者更悲观地说，越拼命地进行科普，越有可能发现有限性和无限性的鸿沟在不断扩大。

而当科学彻底变为黑箱的时候，它本身成为了新的神秘。用更夸张的说法，它最终变得和上帝一样，只能通过虔诚的信仰确认科学的普遍有效性。于是历史再次实现了讽刺性的循环，启蒙理性所创造的科学变成了镜像版的创世神话；理性即上帝，科学即信仰。

启蒙的精英制

现在让我们再次回到故事的开头，启蒙理性从一开始就是以反对中世纪经院哲学为自己对手。或者更准确的说，它反对被阿奎那经院化的“亚里士多德学”。用霍布斯的说法，当时的科学本质上都是一种“亚里士多德学”，科学服从于亚里士多德的个人权威之下。用更通俗的话说，亚里士多德说什么是对的，什么就是对的。

启蒙理性颠覆了这一逻辑，认为亚里士多德充其量也只是一个人。他可能知识渊博，但这不代表他说得都是对的。相反，个人运用理性推导出的结果比传统的个人权威或者神学权威更有效。自然科学大量的成果爆发就是这种方法论优越性的直接表现。

启蒙理性的这套逻辑当然具有时代的积极意义，但它同样迅速产生了许多新的问题。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如果不同人运用理性却推导出不同的结论，那么我们该怎么办？

解决的办法也十分直接，那就是别人的理性出错了。霍布斯直接宣称理性本身是不可能出错的，出现不同结果都原因只能是人自身理性能力不完善的结果。换言之，1+1=2是绝对正确的，之所以会出现1+1=3，那一定是有人在算的过程算错了。

整个近代社会契约论的演变非常符合这一逻辑。洛克宣称霍布斯错误地假定了自然状态的情况，自然状态应该像北美大平原一样充满了开拓的可能性。卢梭则进一步宣称之前的自然状态假说掺杂了过多了文明状态，以至于无法对人性做出准确的定性。

那么这套以宣称自己理性能力优越性的逻辑产生的结果是什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当不同人运用理性却推导出不同的结论的时候，我们应该听从更好利用理性能力的人（也可以说更聪明的人）？这是不是今日被我们称为精英或者专家权威的基本逻辑结构？

事实上，卢梭自己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献词中就承认，“把你们有益的信任毫无保留地托付给这些如此贤明的官员吧！这份信任是一个有理智的人对有德行的人应当表示的。想想吧，是你们选择了他们，而他们会证明你们的选择是对的。”

现在我们将问题推入更深的层次。如果其他人认为自己比这些精英更好地运用理性，这时候专家又该怎么办？特别是在科学自身存在内在结构性缺陷的情况下，专家，或者说精英，又如何证明自己的理性优越性呢？

问题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再进一步说，是个体运用理性推理，而不是理性控制个体去推理，那么作为主体的个体为什么要屈服于理性，而不是自己的个人意志？这样讲可能过于抽象，但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大家就能明白过来。

近代社会契约论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保家卫国，或则说，为国牺牲的问题。社会契约最初诱惑人加入，原因就是为了更好地保住自己的生命。现在社会契约反过来要你为了契约本身牺牲自己的生命，虽然在理性上是有逻辑自洽性的，但从更宏观的角度看这是目的与手段的倒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个体为什么还要服从于理性的自洽性，而不是激发出自己怕死的激情呢？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学术共同体内部的集体偏好反而是不那么重要的问题。这一问题本质是马克斯·韦伯所揭示的问题。他认为理性不只是手段上的有效性，也是目的上的正当性。所以他一方面认为理性是确保社会科学“科学性”的关键方法，另一方面这种理性的作用是工具性的，而非建构普遍性的。

转化到具体实践中，他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选题必然受研究者的价值导向影响，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进入研究过程，研究者必须用 “理性” 克制主观价值判断，通过客观的资料收集、逻辑分析、因果论证，避免将个人偏好强加于研究结论。

但问题恰恰就出在价值导向的影响上。如果学术共同体的内部偏好普遍与民众脱节，是不是反过来意味两者正处于不同的生活空间，丧失了专家权威的普遍有效性？比如20世纪后半叶，社会科学将大量研究投入到DEI项目之中是不是削弱了自己的信任度?

当然，更为关键的问题还是刚才所说的个体意志与理性之间的矛盾。在这一矛盾中，越是强调自己的精英身份，越容易激起个体意志的反抗，从而加速削弱专家权威。除了转基因大豆外，全球气候变暖也是这种抱薪救火行为的完美例子。第一，科学家确实提供了无数模型预测了全球变暖的可能性，但长期预测本来就是一件高度不确定的事情。任何微小的参数误差都可能导致最终结果的巨大误差。第二，即便有专家敢保证自己的结果是准确无误的，民众实际上也无法确认专家的保证本身是否有效。尤其是在科学史中科学家的记录并不那么鼓舞人心的情况下，这种认可就更难保证了。

第三，专家能够对自己的结论作出担保么？一方面，专家往往会倾向于将自己的结论加入一串限定条件，避免潜在的争议性。另一方面，预测本身就代表了一种专家的意见偏好。第四，同时也最糟糕的是，专家的保证真的有用么？专家利用自己的权威进行担保的前提专家能够承担不准确的代价。

比如在全球变暖问题上同样如此。预测本身会引发产业政策的变动，导致某些人失业和某些产业的衰弱。那么假如全球变暖没有如专家预期，专家本人即便倾家荡产也无法填补相应的直接损失，更不用说间接损失了。或者更准确地说，科学家仅仅能够告诉我们由于全球变暖将引发更多的极端气候，但这种极端气候造成的实际影响则是无法准确估计的。所以全球变暖在政策实践上本质是一个风险问题，即我们可以为了现有的利益，在多大程度上承担极端气候可能带来的损失。用大白话来说，人需要长远眼光，但首先要活过今天再说。

专家权威起源于启蒙理性对神性权威的崇拜，但这种怀疑本身也释放出个体意志的绝对性，以至于个体意志反过头来质疑作为启蒙理性化身的专家的权威性。从这一点看，黑暗启蒙不愧是启蒙的正统嫡子。或者说，自由意志主义者（自由至上主义者）确实是启蒙精神的直接继承者。他们与自己的18、19世纪前辈唯一的区别在于是否相信自己可以带领民众启蒙。他们的前辈怀有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认为最终在启蒙先行者的带领下，可以实现人的普遍启蒙。（见我们之前文章《尼克兰德，另类右翼与黑暗硅谷的启示》）

尼克兰德

但黑暗启蒙的支持者则对此持有悲观态度，他们的解决方案就是将一般人开除人籍。他们认为大众和霍布斯意义上的婴儿一样，是非理性的，因而非人的和未成熟的。启蒙先行者需要彻底控制这些大众的思想和行为，将他们强制带入启蒙世界。或者用黑暗启蒙自己的术语来说，这就是技术封建主义的本质。

启蒙反对启蒙

本文一直科学权威和专家权威两个角度来分析问题，但这并不代表两个权威是相互独立的。恰恰相反，科学权威的衰弱和专家权威的衰弱可能是同一件事情。举个简单例子，任何的科学理论总是由具体的专家提出的，而理论与现实的拟和失败不仅会导致对科学权威的削弱，更是对专家权威的严重动摇。毕竟没有谁会信任一个反复预测失败的专家（或者你也可以称之为精英）。在这一意义上，之前的不同角度剖析反而是为了进行更完整的理论呈现。

当然笔者并非否认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学术共同体的内部腐败以及社交媒体的回声室效应在这一问题上的影响。特别是作为学术圈的内部参与者，笔者并非不能提供大量“捕风捉影”的故事。而社交媒体的同温层效应更是笔者在以前文章中反复提及的问题。

但这些影响更多是外在性。即便我们现在假设有一个绝对公正且完美的学术共同体，即便社交媒体没有那么发达，我们可能依旧无法阻止科学权威和专家权威的衰弱。尤其是当科学权威和专家权威本质上都是启蒙理性自我展开的不同结果时，这种衰弱更是会在实践中以螺旋下降的方式存在。

科学的发展等同于科学的泛化与黑箱化，而泛化和黑箱化导致专家无法确保理论的普遍有效性，无法确保理论的普遍有效性和实践上的失败又导致科学与专家的权威的进一步下降。反过来说，启蒙越要求理性的普遍性，就与个人意志的冲突越激烈。在无数个体意志的强烈冲突下，专家自身的理性优越性被进一步削弱，并导致专家无法有效捍卫科学的权威性。

或者更详细地说，当科学替代理性成为社会治理的唯一合法工具时，它自身也变得易受政治攻击，而对专家的不信任正是这种攻击在个体层面的直观反映。这也是为何不同意识形态光谱都会存在自己的“反智主义”偏好。

当理性试图渗透到政治的时候，它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精英和科学家则是它的喉舌和代言人。这当然也会反过来引起其他意识形态的攻击，这种攻击则往往以“反智主义”和阴谋论这样的方式出现，将政治情绪以赤裸裸的不加修饰的方式表现出来。

在这一意义上，将问题只归咎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可能并不公正。至少这很难解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出现之前的“反智主义”现象。事实上，“反智主义”并非新事物，还是具有非常古老的历史。

更为令许多人绝望的是，我们似乎没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解决方案。无论是要求科学进行自我反省，承认自己在人的部分的有限性；还是要求科学传播模式的根本性变革，亦或者是要求民众自己主动走出信息茧房；可能都是一种软弱的呼唤，而非真正逆转局势的办法。甚至更悲观地说，科学权威和专家权威已经随着启蒙理性一起陷入不可逆的衰退轨道之中。

很多人可能也不必悲观，笔者在质疑是否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解决方案时，并不否认上述这些外在性的举措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延缓权威的衰弱。用套话来说，如果科学和专家不再追求虚幻的“绝对正确”，而是通过建立在道德、透明和双向对话基础上的信任，那么公共决策在不确定性中能够获得可持续的、经得起考验的支持。

我们可能还有一个更积极的解释。正如启蒙的崛起不能消灭宗教一样，启蒙的衰弱也不会毁灭科学。最有可能的结果是，科学回归更为“谦卑”的状态，将对世界科学化的渴望弱化为特定共同体的内部意识。直到今日神创论依旧对宗教共同体具有强烈价值意义就是可能的例证。可能的新时代不代表启蒙和科学的消失，只不过这个新时代可能不再由启蒙和科学所主导。

总而言之，科学与专家权威的“跌落神坛”，不是一场偶然的社会风潮，而是启蒙理性自诞生之日起便埋下的逻辑必然。启蒙在构建 “理性万能” 神话的同时，将科学和专家带上了神坛；而当启蒙开始自我解构是，科学和专家也随着一起衰弱。

或许，启蒙和宗教的神话同构行让我们可以怀揣着最美好的愿望揣测，科学与专家将在这场 “祛魅” 之后，以更真实、更有温度的姿态，继续参与人类对世界的探索与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