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主责是谁？文过饰非的仁宣盛世

公元1449年，大明帝国二十万精锐在土木堡灰飞烟灭，皇帝朱祁镇沦为瓦剌的阶下囚。这场将帝国推入深渊的惊天惨败，离明朝建国才仅仅81年，距离被史家赞誉为“仁宣之治”的盛世顶峰，不过短短十几年。盛世的光环如此耀眼，为何崩塌得如此迅速？

历史的讽刺，莫过于此。我们习惯于将“土木堡之变”归咎于明英宗的愚蠢与太监王振的专权，这看似无误，却可能找对了执行人，找错了真凶。真正的祸根，早在所谓的“仁宣盛世”中就已深深埋下。那被后世文人反复歌颂的太平年月，以其看似正确的“休养生息”，执行着战略上的全面收缩与文过饰非，最终为帝国酿下了一杯难以吞咽的苦酒。

今天，我们将用详尽的数据和辩证的逻辑，来看看文人是如何粉饰太平，误导史实的。

大幅丢弃的战略和资源领土

朱元璋和朱棣这两位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统治者，被后人戏谑地称为“屠夫”，他们携手并肩，共同发起北伐行动，成功地將国家的版图扩展至惊人的600万平方公里。之所以将朱棣也纳入这一辉煌功绩的叙述之中，是因为在朱棣继承朱元璋的统治大权后，他不仅全面延续了朱元璋的各项政策，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国家的疆域。这些新增的国土，在很大程度上是朱棣通过继承和发扬朱元璋的政策所取得的显著成果。

这些领土的范围极为广阔，包含但不限于北部的河套地区（即今天的宁夏回族自治区、陕西北部以及阴山以南的广大区域），漠南地区（即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和河北省张家口以北的地区），以及辽东和辽西地区（即今天的辽宁省）。至于南部的越南等地，我们暂且不展开详述，仅以北部这些地区为例，来探讨其重要性和问题的严重性。

许多读者可能从未深入思考过“PC统一”这一概念，因此对于这些地块究竟有何用途感到相当困惑。毕竟，在这些广袤的土地上，既没有发现丰富的石油资源，也没有发现珍贵的黄金矿藏，似乎守护这些地块不仅需要耗费巨额资金，而且看不出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

然而，这些地块实际上具有两个极为核心的功能。第一个功能是作为战略缓冲用地，第二个功能是作为武器生产基地。

首先，我们来详细探讨一下战略缓冲用地的概念。所谓战略缓冲用地，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举个例子来说，比如北京这座城市，如果失去了漠南地区的保护，那么这座城市就如同一个建在郊外的独栋高层住宅楼。整栋楼只有楼下的一个保安室负责安保工作。如果遇到尾随者、小偷，或者假装搬家的不法分子，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混入楼内。更为糟糕的是，如果遇到多人组队的犯罪团伙，比如黑社会成员来讨要高利贷，或者是强盗团伙，那么仅有的保安很可能连自身安全都无法保障，更别提保护整栋楼的安全了。

而朱元璋在漠南、河套以及辽东辽西地区推行军屯政策，就好比给这座郊外的独栋高层住宅楼外围修建了一圈坚固的围墙，将其打造成了一个超大型的小区。不仅如此，他在围墙内部还安排了一大批凶猛的狼狗和训练有素的警卫人员，形成了严密的安保体系。这样的治安措施，已经不能仅仅用“好”来形容，简直是太过安全了。

如果有不法分子企图闯入，他们首先需要在门外保安亭下马，然后进行身份证登记、人脸识别等一系列繁琐的程序，最后还得叫业主出来亲自接应。这一整套流程走下来，那些心怀不轨的人恐怕早就失去了闯入的勇气和兴趣。

朱棣在这一点上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不仅在那些地方设立了治所，还把安保措施搞得超级严密，简直是加强版中的加强版。这就像是我们已经确定无疑，那些有可能干坏事的人，就躲在河对岸的那个村子里。于是我们直接在那个村的路口放置了凶猛的狼狗和严密的保安，甚至用无人机全天候监控村子的风吹草动。哪怕只是看到村民A拿着把菜刀从家里出来，可能只是想帮村民B切菜，我们也不会大意。毕竟凶器都亮出来了，为了安全，直接让狗上去咬人得了。

有了这种严密的安保措施，还会担心北京被围困吗？土木堡之战就是发生在张家口和北京之间，距离北京大约50-100公里的地方。

那么，究竟是谁将这些重要的战略缓冲地放弃了呢？答案是仁宣二帝。

到了孙子辈的仁宣时期，这两位被后世称为“盛世”的国君，竟然把这些警卫、狼狗、围墙、无人机全部撤除了。国土面积因此锐减至400万平方公里，整整2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就这样拱手送人了。请注意，这里是“送”而不是“丢失”，是直接送给了蒙古，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

我们来做一个历史对比，看看历朝历代是如何对待这些地块的。第一个征服漠南和河套的是战国时期的赵国，征服辽东和辽西的是同期的燕国。赵国和燕国在战国的中前期，都属于实力较弱的鱼腩型国家。赵国的首都邯郸多次被围困，“围魏救赵”这个成语就发生了至少三四次。

燕国更是弱不禁风，从春秋时期建国到战国的燕昭王之前，基本上从来没有在与其他国家的战争中取得过胜利，经常被齐国、中山国、北戎、狄国等周边国家侵犯，最后甚至被齐国灭国，在另外五国的巨大帮助下才勉强复国。

然而，这两个国家的传奇君王赵武灵王和燕昭王，上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进行土地改革，第二件事就是征服河套、漠南、辽东辽西，第三件事才是反过来逐鹿中原。你能想象这两个长期被视为鱼腩、尚未统一的小国，都如此重视这几块战略要地，而大统一的明朝竟然直接将这些土地送给了蒙古（当时称为瓦刺）！

再对比一下另外两个大一统的皇朝——汉朝和唐朝。汉武帝和武则天（部分是唐太宗李世民、唐高宗李治打下来的）将这几块地彻底征服之后，直到汉朝和唐朝的终结，这几块地才逐渐失去，中间经历的时间超过了一百多年。这两个大皇朝即使在自己衰弱的情况下，依然在挣扎着要霸占这几块地。

这几块地除了用作战略缓冲地之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作用，那就是作为国家的武器库。

丢失的优质武器库

在冷兵器时代，最为核心且至关重要的武器是什么呢？毫无疑问，那就是战马。战马在那个时代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特别是在土木堡时期，瓦刺的军队主要由3-5万的精锐骑兵组成，而明朝的朱祁镇所率领的军队则大约有20万步兵。那么，骑兵与步兵之间的对决究竟是怎样的情景呢？

事实上，步兵并非完全没有能力与骑兵抗衡，但这需要特定的前提条件。首先，步兵必须在山林、沼泽等复杂地形中进行伏击战，利用地形的优势来削弱骑兵的机动性。其次，如果对方骑兵愿意与己方步兵进行阵型对冲，步兵才有可能有一线生机。也就是说，除非瓦刺的骑兵愿意与明朝的步兵在一个约定的战场上，双方布好阵型，像下象棋一样划好楚河汉界，然后一声令下，双方冲锋陷阵，这样步兵才有可能与骑兵一较高下。

然而，如果以上条件得不到满足，那么骑兵对步兵的打击就如同游戏中的RPG无双割草一般，毫无悬念。在这种情况下，朱祁镇的20万步兵对于瓦刺的5万骑兵来说，只不过是对方积累战功的垫脚石而已。

那么，这些强大的骑兵究竟是如何培养出来的呢？答案主要在于河套、漠南、辽东辽西等地区的马匹养殖。这些地区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非常适合养马。相比之下，在关内养马则面临诸多困难。首先，马匹所需的耕地面积是人的十倍，因此在关内养马会导致人多地少的问题。其次，河套、漠南、辽东辽西等地块是天然的防疫优质地，而在关内养马则需要额外加强防疫措施。此外，马这种动物怕热不怕冷，而这些地区恰好拥有马匹最喜欢吃的牧草，因此在这里养马就等于建立了一个巨大的武器库。

回顾历史，当年的赵国和燕国正是因为拥有了这几个大型武器库，才在短短的十几年内由弱变强，迅速崛起。赵国甚至成为了唯一能够与秦国抗衡的国家。蔺相如为何敢公然顶撞秦王？正是因为他背后有廉颇的十万赵边骑作为支撑，这是战国时期最顶尖的兵种之一。相比之下，楚怀王不信这个邪，结果被软禁在秦国直至去世。而秦王对蔺相如的强硬态度也只能打哈哈过去，因为他深知赵国骑兵的强大。

在同一时期，楚国的首都、韩国的旧都临汾、魏国的旧都安邑都相继被灭，但秦国唯独不敢轻易对赵国下手（尽管也曾有过阏与之战，但最终以秦国大败告终）。直到前262年左右，秦国准备充分之后，才敢发动长平之战。

与此同时，燕国在拥有了这些武器库之后，也成功反杀了齐国，甚至差点将齐国彻底灭亡。

再回到明朝时期，为何拿着一个破碗起家的朱重八能够八次北伐，追击蒙古呢？我们不妨来看看朱重八的底气所在。朱重八的战马数量高达40-50万匹，平均每2-3匹马配备一名骑兵，因此他的骑兵队伍大约有15-20万之众，而瓦刺的巅峰时期才仅有5万骑兵。这样的数量级差距简直就是碾压式的优势。

然而，到了仁宣时期，明朝的马匹数量锐减至8-10万匹。由于中原地区的马匹需要分散在宣府、大同、锦州等多个边防要点进行设防，因此朱祁镇能够调动的机动骑兵数量极为有限，最多只能达到1-1.5万的规模。

同理，为何卫青和霍去病能够刚好出生在汉武帝时期，并在战场上大放异彩，而土木堡时期却没有出现这样的英雄人物呢？其核心原因还是在于后勤保障，汉武帝同样是一位养马高手，他拥有40万匹战马，足以碾压匈奴的10万战马。

然而，这些优质的武器库最终却拱手送给了蒙古，即使卫青、霍去病再世，恐怕也难以有所作为。

那么，我们接着深入分析，为何明朝要将这些宝贵的土地都送出去呢？这背后涉及到国家的财政收入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国家财政干涸

战争，最核心的因素是后勤。再能打，我这边是十倍的粮食，十倍的兵力，十倍的马匹，这场仗基本就不用打了。历史上那些以少胜多的战役，往往是兵多的一方缺粮。往往是主将，大官贪污了大量的粮食，倒卖粮食导致军队缺粮，这样的战争人再多都是送军功的存在。军队吃不饱，还指望他们能打赢，那就是天荒夜谈了。

同样的道理，朱重八碰上连年天灾而造反，按照逻辑他连自己都难养活，但是为啥能养这么多的马；仁宣盛世，不是应该经济发达，人民富裕吗？为啥连马都养不起。

先来看老朱时期的财政状况。当时，全国的土地面积高达860万公顷，人口大约为6000万-8000万左右。朱元璋进行了一次非常详尽和彻底的土地调研，每一块土地都必须绘制详细的图纸并上报给上级确认。这本详尽的土地调研图册被称为“鱼鳞图册”，至今仍有收藏。

同时，老朱搞了人口普查。老朱的人口6000万-8000万（分别是前期和后期）是比较准确的数字。老朱的税收政策是基于这860万公顷的土地面积和6000万-8000万的人口来制定的。老朱的税是按人头来收税，但是核心不是按人头收税，还是按土地面积收税，而是税能不能够收的上来。

然而，到了仁宣时期，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国的土地在册面积骤减至460万公顷，人口也锐减至仅5000万人。按照人口学家的计算，一个普通皇朝的人口增长速度，应该是平均每年增长0.5%。按照这个增长率，仁宣在经过70年的发展后，人口本应达到1亿左右，不少学者评估这个时期至少是1.2亿到1.4亿。

在册人口大幅减少意味着什么呢？税收被大幅隐藏。老朱时期，财政收入大约为3200万石，而到了仁宣时期，财政收入仅为2700万石，减少了大约1/6。看起来好像少了不是很多是不？这就是文科生喜欢玩的文字游戏了。

老朱的财政是收实物。收上来的3200万石，是实打实可以养马，养人的粮食。仁宣时期的财政，收上来的是金钱。2700万石是按照货币换算的粮食。这里的问题就大了。市场的主粮平均是3块一斤，但是你确定仁宣让手下的官员去买的时候能够用3块一斤买得到粮食吗？手下会跟上面说现在物价涨了，或者我买的是有机大米，又或者是新疆大米，那么国库里面还有这么多大米吗。手下有一百种方式把采购大米的价格抬高到十块钱一斤。

其次，也是核心的。当时是按人头收税。朱元璋的人口都已经有8000万了，但是仁宣的在册人口只有5000万，那么剩下的人口去哪里了呢？很显然，这些人口被官员、豪强和地主们隐藏起来了。大量的税收被贪污了。

那么，谁在粉饰太平呢？

谁在粉饰太平？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引入一个相关的问题进行探讨。那就是，究竟是谁在贪污和截留税款？这个问题实际上又回到了我们讨论的土地改革议题上。其实，只要明确了土地掌握在谁的手中，就能推断出是谁在进行这些不法行为。因为这些被隐瞒的人口，一旦归入地主的名下，就会自动从官方的在册人口记录中消失。这个逻辑是不是显得非常简单明了。

那么，在仁宣时期，地主阶层主要由哪些人构成呢？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四类：

第一类人，是那些拥有功名的士绅阶层。从他们的名字中，我们就能大致推测出这些人的背景，他们通常是历代通过科举考试获得状元、榜眼等头衔的官员。其中最为突出的代表，便是声名显赫的“三杨”。这几位在儒家经典和史书中被大加赞扬的人物，实际上却是大贪污犯，我们稍后会详细介绍他们。

第二类人，是那些勋贵和皇亲国戚。例如护国公朱能、徐达的后代，以及老朱的儿子等。他们通常是军功贵族的后裔，或者是王族的后代。

第三类人，是军官和豪强阶层。老朱在河套、漠南等地能够驻守，主要是依靠军屯的模式。军队在平时负责种植粮食，到了秋季则与蒙古等北方少数民族进行战斗。（你没有看错，蒙古等北方少数民族基本上只有在秋季才能发起进攻，为了不影响阅读体验，这里暂不展开介绍这个有趣的问题。）在老朱在位期间，军官们是不敢胡作非为的，因为一旦被发现，就会面临各种令人闻之色变的酷刑。然而，到了仁宣时期，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军官们纷纷效仿这种行为。军人变成了军官的佃农，吃得少，干最重的活，这样的军队怎么可能打胜仗呢？

第四类人，是工商地主阶层。这类人主要集中在江苏、浙江、江西等经济富裕的地区。值得一提的是，状元和其他科举入榜的人也大多来自这几个地方。这些人一旦积累了财富，就会购买土地，进行土地兼并，以此来逃避税收。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以后会详细探讨。

那么，在朱元璋时期，这些人不也同样存在吗？为什么没有出现类似的问题呢？原因就在于锦衣卫和御史的存在。

御史是明面上的监察机关。既然是明面上的，自然就会存在一些明面上的问题。这种明面上的监察机关在历代皇朝中，最终往往会失效，因为监察机关与其他官员之间往往会形成利益共同体。为了防止监察机关腐败，老朱特意设立了锦衣卫来协助监督。

从理论上讲，无论是御史还是锦衣卫，都有可能发生腐败。但是，通过增加一层监督机制，就可以大大提高腐败的难度。

历朝历代最终走向衰弱和瓦解，无一例外都是因为官员与商人勾结，干尽了坏事。朱重八一家惨遭不幸，通过自己的努力最终登上皇位，自然对这帮人怀有极大的戒心。因此，他在上台后，专门组织了这两大权力机构互相监督，并且各有侧重地监视官员。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最核心的一点是，锦衣卫并不监视平民，而是专门监视官员。因为平民的造反往往是由于官员的压迫所致，所以要从源头上解决问题。此外，《大诰》中还有一条规定，如果官员存在贪污或其他不法行为，平民有权将其绑缚至老朱面前，任何人不得阻拦，违者将被灭九族。由此可见，老朱是真正信赖和依赖人民群众，实现了全民监督。

这样的人，怎能不引起那些写历史的贪官的仇恨呢？

那么，仁宣两位“善良”的皇帝又是怎样的情况呢？他们架空了锦衣卫的职能，使得锦衣卫从实际的监督机构变成了仪仗队。锦衣卫不再有权审讯官员，而是将这一职责交给了三司进行审核。于是，官员贪污的案件，便交由另一位同伙的官员来审理，这样的优秀案例便开始了。

接下来，我们有必要介绍一下“三杨”的情况。来看看三杨的官职：杨士奇担任兵部尚书兼内阁首辅（首相）；杨荣担任工部尚书，大致相当于国防部长；杨溥则担任司法部长。

杨士奇的儿子杨稷犯有杀人、暴虐、贪污等罪行，御史对其进行弹劾，但仁宣皇帝却出面为其担保；杨荣的家人和族人曾犯法受贿，御史同样进行弹劾，仁宣皇帝再次出面担保；杨溥算是三人中表现较好的，没有什么丑闻传出。然而，面对国家出现的四类豪强和地主，他又抓捕了多少呢？这本身就是最大的失职。如果老朱还在位，这些人恐怕至少会被送上剥皮大礼包。

边防的军官贪污成风，你要说杨士奇和杨荣对此一无所知，我是不相信的。杨荣曾多次随朱棣出征，对这些人在下面的所作所为他能不清楚吗？

仁宣皇帝如此偏爱贪官，那些受害的平民又能依靠谁来伸张正义呢？只能是宦官王振。杨稷草菅人命，最终还得靠王振来治罪。三杨身居高位，却丢弃国土，培养贪官，积极躺平，放弃大航海，截留财政。把国家搞得千疮百孔，最后竟然要靠王振来主持正义，这实在是莫大的讽刺。

结语

王振，这位明朝历史上的著名太监，同样也是一位贪得无厌的贪官。在土木堡之变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他无疑承担着不可推卸的巨大责任。然而，令人深感悲哀的是，一个曾经辉煌的国家，竟然沦落到需要依靠太监来主持正义，甚至让太监来背负这沉重的黑锅。面对如此荒诞的现实，我也只能无奈地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

那些自诩为有识之士的文人，竟然会说出放弃河套、漠南、辽西、辽东等战略要地，以及停止大航海事业是为了体恤民意、减轻民众负担的荒谬言论。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他们可曾真正了解过历史？可曾知道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时期的税收政策是多么的仁慈？

老朱时期的税收仅为三十税一，这在历朝历代中都是最低的税率。也就是一亩地如果年产100斤粮食，只收3斤左右的税。官员多收？绑上来。绑不了找锦衣卫。有100多种听了就想吐的酷刑等着他们。

而到了仁宣时期，虽然名义上依旧维持着三十税一的政策，但实际上民众承担的税负却高达30%至70%。亩产100斤，30斤到70斤要上交。国家其实还是拿了3斤左右，其他的被上面的四大人群瓜分了。这种掩耳盗铃、欺上瞒下的骚操作，我在后续的文章中会进行详细的剖析，在此就不再过多展开了。

回想起朱元璋和朱棣这两位明君，他们耗费了整整七十年的时间，倾尽心血打造出了一个强大的国家，然而仅仅过了十年，这一切便支离破碎，化为乌有。真不知道这两位英明神武的皇帝在九泉之下，看到自己的子孙如此败家，会是如何地痛心疾首，甚至可能会愤怒地抽打自己的不肖子孙。而那些文人笔下的盛世景象，不过是用华丽的辞藻粉饰太平，掩盖了现实的衰败与腐朽。这样的“盛世”，实在是令人不胜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