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坛不是没好人,但好人总是不长命
文 | 华一谦
在一些中国精日分子眼中,当代日本依旧是一个拥有强大政治、经济、产业和军事实力的地上神国。他们眼里的日本即便遭遇了二战战败和战后失去N年的重击,在全球舞台上依旧拥有超凡的潜力和无与伦比的影响力。
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在精日分子的脑海里,日本这个国家就像战前的天皇在日本民众眼里那样,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尽管它看似温和且内敛,但却始终像东京湾海底的奥特曼那样,保持着“不为人知的强大与威严”。
当日本的政客开始采取对外强硬、特别是反华的立场时,这些精日分子有的会赤裸裸称赞这些政客,顺带发表一些极端恨国反民族言论;有的会震慑于中国人民的强烈集体意见,不敢公开对抗人民群众,而是选择通过国内媒体的合法途径去称赞日本右翼政客在其他领域的“成就”——比如实现了邮政民营化、比如实现了日本政治长期稳定,来为这些政客擦脂抹粉。
然而,日本在政治上远没有这些精日分子所幻想的那样强大与统一。作为一个半殖民地财阀垄断资本主义国家,这里没有完美的制度,没有毫不动摇的“强者”意志,只有肮脏的政治交易和外部压力的阴影,以及不受任何实质性处罚的腐败、官僚斗争与权力交易。
10月21日,长相酷似《地下交通站》头号反派角色贾贵贾队长的高市早苗正式当选日本首相,她便是这一现象的典型体现。日本贾队长的政治地位与其说是建立在广泛的民意基础或强大的个人魅力上,更不如说,她通过与自民党内部派系、特别是党内大佬之间的交易,以及在野党的尔虞我诈、互相出卖,最终赢得了首相职位——这与日本政坛曾经发生过的许多故事无异。
可以说,日本屡次在重大历史节点中作出错误选择,固然有着根深蒂固的原因,但日本政坛这种“好人不长命”的底层逻辑,也是日本直到今天仍然一条道走到黑的重要原因。(全文八千余字,系统梳理从小泉纯一郎开始的日本政坛和中日关系底层逻辑,最好配合之前梳理中日八九十年代关系的文章《中国不是没给过日本机会》一同阅读)
上一次十字路口,小泉纯一郎选择背叛
在讨论高市早苗任期内会发生哪些让我们兴奋的搓起小手手的事情之前,先提一下她之前的主要竞争对手,现在的新任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
小泉进次郎,1981年出生。作为高市早苗内阁的防卫大臣,因为曾经说出“因为现在这样的日本是不行的,所以现在这样的日本是不行的”以及“我经常思考30年后的我是几岁”这样的废话,被中日两国网民同时戏称为“废话文学大师”。
我总感觉他会在任内说出“有核武器的国家曾经都没有过核武器”这样容易引爆外交乃至地缘政治地震的废话……
此人政坛资历平平,尽管他频繁出现在媒体面前,却几乎没有拿得出手的政策主张和显著的政治成就,能有现在的职位很大程度是依靠他的DNA——摊上了一个当过多年首相的亲爹,他的“成功”与政治背景和家族世袭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2000年小渊惠三去世后,日本政坛进入十字路口。在青木干雄代理首相职务一段时间后,森喜朗成为新任首相——就是那个2020东京奥运组委会的老大。
森喜朗在任期内几乎没有做出多少值得称道的政策或外交成就,反而因为多次失言和丑闻,成为一个小丑式人物。2000年5月他上台没多久,就在一个公开场合上发出了“日本是神国”的迷惑言论,瞬间引爆巨大的舆论反弹和国内外的强烈批评。
2000年6月,森喜朗在奈良市的竞选演讲中再次发出了一堆让人震惊的言论,他先是表达了对当时的日本共产党不承认天皇是日本国家象征、反对美日安保条约的不满,说到兴头之上,森喜朗更是在演讲中表示:“(日共这样的意见)如何能保卫日本的安全和日本的国体呢?”
对于普通的中国人而言,或许并不知道“国体”这个词语在日本军国主义邪教话语体系中的分量。它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术语,更是日本军国主义思维中的核心要素之一。“国体”不仅是对天皇的尊崇,它还强调日本在世界上的独特地位,认为“国体”决定了日本拥有对其他国家进行统治、奴役的特殊使命和权力。战后的日本右翼经常用这个词语来主张日本应该回归到战前,顺带用“国体”来试图为自己关于战争责任、慰安妇问题的立场辩护。
即便森喜朗之后试图为自己的“国体论”辩解,自称为“一时失言”,但这一“失言”却已经深深影响了森喜朗在当时和平主义仍为日本社会主流的日本公众心目中的形象。
紧接着,财团向自民党议员提供非法政治献金的事件又揭露了日本政界腐败的黑暗面,在森喜朗的领导下,自民党深陷腐败泥潭。与此同时,尽管中日民间往来和民间感情依然保持良好,但政治上的矛盾却开始加剧。森喜朗下台前悍然邀请台湾的岩里政男窜访日本,严重损害了中日两国的关系。
这些危机,为小泉纯一郎的上台创造了机会。值得注意的是,小泉纯一郎的上台不仅仅是自民党内派系博弈的结果,还涉及到他与一些关键人物的合作,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与加藤紘一的结盟。
加藤紘一是日本政坛中的资深政治家,一度被认为有潜力成为日本首相。他虽然是自民党党员,但与许多右翼政治家不同,加藤紘一在外交政策上更为温和,后来还曾担任日中友好协会的会长,这一身份本身就反映了他在促进中日友好关系方面的立场和贡献。然而,加藤对中日友好的贡献还远不止于此。
最近一段时间热播的电视剧《沉默的荣耀》,让广大观众了解了吴石、朱枫、陈宝仓和聂曦等英雄人物的事迹,而被大陆这边网友了解不多的是,加藤紘一的朋友圈,实际上就是《沉默的荣耀》未曾拍摄的后续剧情的亲身经历者和参与者。
这里必须提到加藤的学长兼好友浅井基文。1941年出生的浅井基文同志是一位具有左翼倾向的外交官。1963年4月,浅井自东京大学毕业后进入外务省工作后,他利用担任日本驻台北“大使馆”外交人员的身份,以外交邮包为手段,向岛内输送了《毛选》、马列主义著作以及大量来自大陆的新闻资料。
后来,他甚至在“大使馆”内组织起了一个左翼读书会,吸引了像陈映真同志这样的一批志同道合者,走上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道路。最后甚至在大使馆内建立了进步组织“民主台湾联盟”,积极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呼吁台湾同胞团结起来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实现台湾解放和国家统一。
毫无疑问,这一爱国进步组织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恐慌。1968年,"民主台湾联盟"遭到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的镇压,陈映真等同志不幸被捕入狱,直至1975年蒋介石病亡后才重获自由。
讽刺的是,摧毁“民主台湾联盟”的关键告密者并非日本驻台机构人员,而是一个当时毫不起眼的小人物——时任《联合报》记者杨蔚。1950年白色恐怖时期,在岛内参与党的外围组织的杨蔚因涉案被捕,狱中同志坚决不指认,使他侥幸生还,1959年获释。谁知这个曾被同志们在1950年以生命庇护的“自己人”,最终却在1968年7月,把枪口对准了自己的战友。
事情发生后,浅井基文同志自然在台湾混不下去了,但他从未因此改变自己的立场,一直在为社会主义事业和中日友好积极奔走。直到2025年10月的今天,浅井基文依旧在历史问题,以及涉台、港、疆、藏等重大原则问题上仗义执言,是我们的好朋友、好同志。
有人或许会问,浅井基文为何要这样做?对此他毫不讳言:“毛泽东、周恩来领导的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社会主义中国的生动形象,始终在我脑海中萦绕。我的动机很纯粹,就是要从事与中国相关的工作!”
虽然加藤紘一并不是一位社会主义者,但作为学弟兼好友,加藤的中国观深受浅井基文的影响,尤其到了1990年代中日关系快速升温的背景下,加藤的角色尤为突出。
到了世纪之交,加藤紘一更是权势显赫,已经成为日本自民党内一位举足轻重的核心人物,领导着自民党内最大派阀之一“宏池会”的他,一度被认为是距离首相职位最近的人之一。直到2000年加藤纮一试图联合在野党推翻森喜朗的行动失败。
在那以后,加藤的政治势力遭到沉重打击,从此一蹶不振。于是,加藤开始将他的希望寄托到小泉纯一郎的身上。
当时的小泉纯一郎和加藤紘一不仅是政治上的盟友,更是战略上的伙伴。1990年代,小泉纯一郎虽然因多次竞选自民党总裁(也能说是首相)失败一度陷入低谷,但他的政治生命并未因此结束。到了2001年,加藤紘一在东京的料亭内和另一位自民党大佬山崎拓等人联合达成协议,全力支持小泉再次竞选首相。
这背后不仅有加藤对其个人的支持,还有对中日友好关系延续的深远考量。在当时日本政坛,包括加藤在内的许多人,甚至在我国的部分政治观察者看来,都认为小泉的上台有望继续推动两国的合作与友好(见之前文章《中国不是没给过日本机会》)。但即便是政治盟友,加藤纮一与小泉纯一郎在靖国神社参拜等重大问题上存在明显政策分歧。
现在日本政治研究者都知道,小泉纯一郎上台之前不仅获得了加藤紘一、山崎拓等大佬的支持,他还获得了另一个关键的政治支持者——遗族会的帮助。遗族会是一个影响力巨大的右翼组织,在自民党内掌握着大量选票资源。为了赢得遗族会的支持,小泉在竞选过程中秘密答应了一个条件——如果他成功上位,将会参拜靖国神社。
这一承诺并非简单的政策宣示,而是右翼势力与保守精英的一次关键合流。小泉借此获得了稳固权力基础所必需的选票,而遗族会则通过政府首脑的正式参拜,极大地强化了其试图美化侵略历史、推动政治右倾化的意识形态影响力。这一互动模式为害深远,流毒至今。
2001年4月26日,小泉正式上任。到2001年8月13日,小泉按照之前的承诺参拜了靖国神社,这一举动立即引发了我国及周边国家的震怒,尤其是在中日关系尚在逐步改善的背景下,靖国神社的参拜无疑为两国关系蒙上了阴影。
在参拜后,小泉为了维持其政治地位并稳定国内外形势,表现出一定的“不得已”的姿态。在参拜靖国神社前,他通知了中国政府,并在参拜过程中声明自己是“祭拜战死者”;到了2001年10月,小泉更是来到中国参观了卢沟桥抗日纪念馆,对遭受侵略而牺牲的中国人民表示歉意和哀悼,又在卢沟桥上写下“忠恕”两字,试图减少拜鬼举动对中国民众的冲击。
小泉的这种表态在两边都没落下好处,反而引发了左右的同时不满。在遗族会的眼中,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只是“履行承诺”的举动,而非真正的悼念之举;至于一直支持小泉的加藤紘一,更是对拜鬼举动公开表示强烈反对,甚至内阁内部对此也一度有强烈的反对声音。为此小泉陷入两难状态:一方面,他需要维持与遗族会的关系;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顾及中日两国民间的情感与国际社会的压力。
然而,2002年在日本发生的一件事,却标志着小泉内阁及整个日本政坛的重大转折。这一事件的发不仅对当时的外务大臣田中真纪子造成了巨大冲击,也导致了日本外务省内亲华派和亲俄派的迅速衰退,最终推动日本向亲美与右倾的路线转变。要理解这一事件的深远意义,我们首先需要从田中真纪子的背景说起。
2001年4月时,小泉最重要的内阁部长是田中角荣的女儿,外相田中真纪子。当时的舆论普遍认为,小泉任命田中是为了改善因为森喜朗的暴走行为而出现阴云的中日关系。田中真纪子上任之后也不负众望,以鲜明的历史认知和外交智慧,为动荡中的两国关系注入了难得的稳定性。
同年,笔者在央视节目中目睹了田中外相的专访。采访中,田中真纪子谈到了自己对中日关系的看法,并分享了一段她在家庭中的个人经历。当时田中的孩子们准备前往中国旅行,为此田中真纪子对他们说了一段话,大致内容是:
“这次去中国旅游,你们要去长城、兵马俑、豫园对不对?这些地方很有趣,你们一定要玩的尽兴啊。可是你们在去这些景点之前,我要求你们一定要先去卢沟桥、一定要先去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这不是希望你们去,这是我的要求,你们必须先去这两个地方,之后再可以去其他地方尽兴开心的游玩。”
田中真纪子对孩子们强调,只有先直面中日之间的战争历史,才能真正理解中日关系的重量。当时年仅12岁的我在电视机前深受震撼,也涌起了一阵难以言喻的感动:这才是一个优秀的外交官应该干的事情啊!一位日本外相在国际媒体面前,如此坚定地引导下一代正视历史,其所展现的政治勇气和历史担当,这种跨越国界的历史责任感,至今仍令我心生敬意。
然而没过多久,田中真纪子就因为“和中国太亲近”,遭到了日本国内右翼势力,以及外务省内的亲美反华力量的的不断碰瓷和挑衅。到了2001年年底的时候,外务省内部的阁僚斗争已经变得非常剧烈。但此时的日本民众和观察者普遍将外务省的内斗视作官僚抵抗改革的表现,田中真纪子的支持率一直维持稳定。
到了2002年1月,田中在她的办公室内收到了她的外务事务次官野上义二的报告,报告提到同月在东京举行的援助阿富汗复兴国际会议期间,野上拒绝了部分NGO参与,这一举动引发了外务省的新一轮大内斗。
田中接到报告后随即展开调查,发现问题根源在于众议院议员铃木宗男向外务省施压,试图影响会议安排。在随后的国会调查中,支持田中的日共等在野党议员对铃木进行了严厉质问,导致原定的第二次财政补充预算案未能按计划通过。
此事过后,盛怒的小泉直接开掉了田中真纪子和野上义二,这事情引发了当时日本社会的剧烈震动,当时大多数日本民众喜欢田中光明正大的处事作风,不少人认为,田中根本没有做错什么事,为什么要撤她的职?当时民间组织“和平之风”的发言人大西健丞的观点就很有代表性:
“在这件事上,田中的死对头铃木才应该负主要责任,野上义二也要负责任,但不知为什么借机除掉了田中。”
许多日本民众都和大西健丞一样,对政府免掉田中的职务感到非常不理解。但不理解也没办法,因为他们做不了主。事实上,这次事件更像是一场借题发挥、卸磨杀驴的政治大清洗。
这一系列风波之后,日本外务省内部权力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田中真纪子和她的亲信,以及外务省内的亲华派官僚、业务员要么自己走人,要么被借故拿下滚蛋。
紧随其后,东京地检特搜部也入场调查外交立场亲俄的铃木宗男,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铃木因其在北方四岛援助、非洲援助以及政治资金管理等方面被证实了有极端严重的贪污腐败行为,他的问题严重到在日本国内无法轻易放过,司法机关和国会都必须采取行动,将其拿下以安民心。(不过讽刺的是,铃木宗男现在还是众议员)
一开始,小泉还想在官僚派系间玩平衡,利用加藤紘一和遗族会玩平衡,利用外务省内亲美派、亲俄派、亲华派相互制约,来维持外交与内政的灵活性。但随着铃木宗男事件这场大清洗——田中被撤职、铃木被拿下,原本的平衡格局彻底瓦解,小泉再想通过派系制衡来掌控政策,就已经玩不下去了。
此时的小泉,或者说,整个日本就只能在亲美的道路上一条道走到黑——因为亲美派官僚已经迅速在外务省内统一了话语权,掌控了外交政策与对外援助的主要决策权,亲华路线、亲俄路线的影响力被彻底削弱,成为日本外交史上一次重要的内部重组和权力再分配事件。
之后,小泉纯一郎内阁在历史问题上愈发强硬,外交上全面倒向美国。这正是外务省内部完成这次“清洗”和“换血”后,在政策层面的必然体现。同样的,他在对靖国神社的参拜上,再也没有受到外务省内部的任何像样的掣肘。
当然,随着小泉多次参拜,随之而来的外交纠纷也远超他的预期。中韩等国对此表示强烈抗议,甚至掀起了外交风暴。然而,这时候的小泉手里仍握有其他制衡力量,比如联合执政的公明党。公明党内部为维持与中韩关系、平衡日本国内舆论,不得不在外交与政治博弈中扮演“刹车皮”的角色,阻止事态进一步失控。
在那之后,日本内阁官员参拜甚至几乎形成了一种“惯例”,包括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品,也逐渐被视为常规操作。
日本门阀政治的底层逻辑
说了这么多,我是想强调一个核心点:任何政策都不是自己长出来的,它必须有人去制定、去执行。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偏好和算盘,他们不是机器、不是NPC;政治也不是空中楼阁,也不是公式计算,每一次“人事操作”,都直接影响政策能走多远、能往哪个方向走。
那么,在日本的政治现实中,决定人事安排、塑造政策方向的根本逻辑究竟是什么?答案往往藏匿于黑箱之中——并非基于原则或公益,而是取决于隐秘的利益交换能力,即谁更擅长于不公开的贪污与为派系“搞钱”的本事;若一个人无法被拉拢或抓住把柄,那么他本身就会成为需要被清除的障碍。
这套潜规则,才是日本政治许多光怪陆离现象的最终注脚。也正因如此,我们便能更深刻地理解铃木宗男事件的必然性。田中真纪子因秉持相对独立的政治理念并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触犯了右翼势力的意识形态红线;而铃木宗男虽同属右翼,但其在与俄罗斯关系上过于强烈的个人主张与贪腐行径,同样对派系间的微妙平衡构成了威胁。
无论其具体立场如何,只要其存在阻碍了右翼势力对权力的垄断与分肥,便会成为被清除的对象。这两起事件从不同侧面印证了日本政治生态中“顺我者未必昌,逆我者必亡”的残酷逻辑。
铃木宗男事件之后,小泉纯一郎通过外务省亲美派官僚的配合,人事掌控基本盘已经稳固。即便加藤紘一此时对小泉变得极度不满,但失去人和财的加藤已是过期政客,小泉的首相位置彻底坐稳。在小泉纯一郎2006年下台之后,安倍晋三接任首相。许多人误读历史,认为安倍晋三首次执政是因为他的"亲华"立场才变成短命政权的,这种观点多多少少偏离事实本质。
2006年安倍上任后提出的所谓"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实则是将小泉时代对中日关系的破坏予以合法化——相较于1998年《中日联合宣言》确立的"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这无疑是对两国关系定位的严重倒退。
安倍第一期政权短命的根本症结,在于其在人事上脆弱不堪的领导力。2007年安倍晋三在接受媒体专访时,他竟被随身秘书官当众羞辱,工作人员不仅将问题单摔在地上,更在直播中直接打断首相发言。众所周知,日本政治文化等级森严,结果秘书官竟然当众干出了罕见的僭越行为。他在内阁会议上也面临过官员们竟然拒绝遵守首相入场行礼惯例的集体怠慢。这些说明,安倍在他的第一任期始终未能真正掌控政权机器,失控的人事安排最终导致丑闻频发,其执政刚满一年便仓皇下台。
到了安倍的第二任期,情况已截然不同。经过数年蛰伏,他深刻领悟到在日本政坛生存的唯一铁律:必须将人脉、钱袋与官僚任命权牢牢攥在手中。再度出山的安倍,已非当年那个连秘书官都敢当面甩纸、内阁成员入场都无人起立的“弱主”。他通过与“统一教会”等组织深化捆绑,构筑了稳固的金流与票仓基础;更关键的是,他成功将触角深入官僚体系,掌握了重要职务的人事决定权。此时的安倍,已然能够看穿乃至默许手下人的许多“小动作”——只要这些动作的最终主导权和控制权始终握在他自己手里。
一个典型案例是2017年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访华时携带的安倍晋三亲笔信。该信原稿由国家安全保障局长谷内正太郎起草,主要内容是表达了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谨慎立场”,或者换句话说,“不满”。但随行的首相秘书官、也是安倍的绝对亲信今井尚哉却在没有通知谷内的情况下,对信件内容进行了实质性修改,内容变得和谷内原件完全相反。
这一改动引发谷内强烈不满,他指责今井违背既定的外交方针。然而值得深思的是,作为安倍多年亲信,今井擅自篡改致中国最高领导人亲笔信的可能性会有吗?更合理的解释是,此举实为安倍授意的“双轨外交”策略,通过展现灵活性,为改善中日关系铺路。这一精心设计的信号成功促成了中日关系转圜。
安倍的经历揭示了日本政治的真相:制度只是表象,权力的私人化运作才是核心。第一任期因未能驯服这头权力野兽而败北,第二任期则通过牢牢掌控人脉、金流与官僚体系得以长期执政。从加藤紘一到铃木宗男,案例无不印证,日本政坛上政策只是工具,人事和钞票掌控力才是真正的权力基石。
高市当首相,并不是为了日本
如今,高市早苗所面对的,正是这一脉相承的政治规则。高市早苗的上位几乎完全依赖自民党内各大派系的力挺,更多是交易与利益的产物,而非源于民意或政策能力。正因如此,高市她追求的不是国家治理理性或长远规划,而是坐稳首相宝座本身。
任何阻碍她权力巩固的人事安排、派系势力甚至经济风险,都可能被她无情地踩在脚下。日本的社会稳定、财政健康、民生福祉,在她眼里不过是权力博弈中的附属变量;只要能稳住她的位置,如果她有能力搞乱日本,让日本大乱也可以是个选项。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高市任命的国家安全保障辅佐官尾上定正公开主张,一旦台海发生冲突,日本应全力推动美国军事介入。这种将日本国运捆绑在地区冲突战车上的冒险思维,与其内政的投机取向一脉相承,所有政策工具都服务于权力巩固这个唯一目标,即便代价是财政崩溃或地区安全恶化。
没钱什么大事都搞不定,何况对于一个想做女强人的人。高市早苗上台后,首要议程便是在明年3月前解决预算问题。她提出所谓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应对通货膨胀”。然而,在日本已经面临通胀压力的背景下,用大量财政支出来刺激经济,无异于在火上浇油。
高市甚至提出在“高利率情况下进行财政刺激”,这句话本身就很无厘头。一边提高资金成本,一边增加支出,最终结果可能是经济波动加剧、债务膨胀,而不是通胀缓解。
日本准备在年内减掉汽油税,这本应是一项减轻民生负担的措施,但高市说她的计划是用有限的财政去填补更多支出空缺。换句话说,她要么靠发国债,要么靠央行印钱,实际上就是蒋介石式印钞救急,表面上是刺激经济,实际上可能让物价进一步失控。这套高市经济学,核心不在于解决经济问题,而在于显示她作为首相“有作为”,哪怕方案本身是自相矛盾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高市早苗的基本盘和传销受害者没什么区别。对于她而言,这些支持者只是工具。她的目标很明确:稳住位置、稳住派系、稳住那些可以用来操控的工具,而至于通货膨胀、债务膨胀、民众生活、周边局势,她不过是无声旁观者。
在权力巩固与国家利益的天平上,高市早苗显然已做出她的坚定选择,而这选择背后,是整个日本政治体制深刻危机的集中显现。日本政治体制的深层危机,正在通过高市早苗这个放大镜被加倍放大。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任何政客若将把自己的派系利益置于国家大多数人的利益之上,最终结局无非两种:要么是内部孕育变革的种子,要么被外部力量重重教育以校准轨道。历史上的日本,曾多次在关键十字路口上选择错误道路,其中既有其国家民族的整体原因,各路政客的野心也无疑在其中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如今的日本又站在十字路口,高市早苗的每一个决策,都在为日本国的最终结局添加砝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