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从未中立：从梵语到奥斯维辛 ——印欧语系假说、雅利安谎言与学术去殖民之路

语言，本是人类交流的桥梁、文化传承的载体，却在殖民扩张的历史浪潮中，被赋予了权力的属性。18 世纪以来，一场始于语言学研究的学术运动，从威廉・琼斯提出的印欧语系假说，逐步异化为服务殖民统治的隐性武器，催生了雅利安神话的谎言，最终引发了被殖民地区的本土觉醒。这段历史不仅是语言学的异化史，更是一部权力与知识交织的殖民叙事史。

一，殖民语言学的起点：从科学假说到权力工具

1784 年，印度加尔各答的皇家亚洲学会内，英国学者威廉・琼斯站在殖民官员与学者中间，抛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观点：“梵语与希腊语、拉丁语的亲缘关系绝非偶然，它们可能源自同一原始语言。” 彼时，英国东印度公司正面临殖民统治的核心难题 —— 如何让拥有千年文明、多样语言的印度民众，从心理上认同外来统治。武力镇压只能换来短期服从，而文化与思想的渗透，才是长治久安的 “良方”，语言恰好成为了突破口。

随着语言学研究的推进，“印欧语系” 的概念逐渐成型，但其背后的政治陷阱也随之显现。19 世纪初，德国学者海因里希・克拉普罗特在《Asia Polyglotta》中，将这一语言体系命名为 “印度 - 日耳曼语系”，并宣称 “日耳曼语族保留了原始语言的纯粹性，在语法结构与词汇演变上更接近原始印欧语”。值得注意的是，该书至今无英译本，这种小圈子自嗨的学术传播模式，更凸显出其观点缺乏广泛学术共识，本质是服务于日耳曼族群优越论的小众论断。这种表述并非单纯的学术判断，而是将语言与族群优劣绑定，在殖民扩张的背景下，悄然将日耳曼族群置于文明传承的正统地位，矮化了被殖民地区的文明价值。

更具迷惑性的是 “语言树隐喻” 的提出。1863 年，德国语言学家奥古斯特・施莱歇尔绘制出第一幅印欧语系树状图，将原始印欧语置于 “树根”，日耳曼语族、罗曼语族等欧洲语言位于 “主枝”，印度的梵语及相关语言则被归为 “侧枝”。将这幅图与当时欧洲殖民疆域图对比会发现，“主枝” 语言对应的族群正是主要殖民国家，“侧枝” 语言对应的地区则多为殖民地或势力范围。这种隐性关联，让语言树状图成为殖民权力结构的 “可视化符号”，潜移默化地传递着 “欧洲文明是主干，殖民统治是引导” 的谎言。

二，雅利安神话的诞生与作恶：从学术篡改到种族暴力

当语言学假说披上科学外衣，它并未止步于语言研究，反而在殖民权力的助推下，异化为种族优越论的温床，核心便是雅利安神话的构建。“雅利安” 一词本无种族含义，在《梨俱吠陀》中，“Ārya” 指 “高贵的人”“有修养的人”，指向道德与文化评价，与肤色、族群无关。但 19 世纪欧洲学者却刻意篡改其内涵，英国语言学家马克斯・穆勒在《Biographies of Words》中，将 “Ārya” 与欧洲 “日耳曼人” 强行绑定，宣称 “雅利安人是原始印欧语使用者、文明创造者，日耳曼人是其直系后裔，保留最纯粹的雅利安血统”。

这套理论实则是精心设计的循环论证： 穆勒先用 “日耳曼人 = 雅利安人” 的预设解读《梨俱吠陀》，再用被篡改的 “Ārya = 雅利安种族” 结论，证明 “日耳曼人是文明正统”。这种在学术上属于 “窃取论题” 的谬误，却因迎合殖民需求被赋予 “科学权威”，为欧洲殖民统治寻找 “合理性”：若欧洲人是 “雅利安文明” 直系后裔，印度人是 “旁支”，那么殖民统治就不再是 “侵略”，而是 “文明的回归与拯救”。

很快，“雅利安神话” 从学术圈走进殖民政策实践。1835 年，英国殖民官员麦考利在《麦考利备忘录》中直言：“a single shelf of a good European library was worth the whole native literature of India”（欧洲图书馆的一个书架，就抵得上印度所有本土文献），这种赤裸裸的文化傲慢，直接决定了印度殖民教育体系 —— 梵语与本土语言被边缘化，英语成为官方语言与精英教育核心。1901 年印度人口普查中，殖民当局以 “雅利安语族” 与 “达罗毗荼语族” 划分族群，宣称 “使用雅利安语族的婆罗门、刹帝利是雅利安后裔，天生具有统治能力”，将殖民不平等以 “科学分类” 固定下来，加剧印度社会内部矛盾。

“雅利安神话” 的危害远不止于此。20 世纪初，法国贵族约瑟夫・戈比诺在《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中，将其与种族优劣论结合，宣称 “雅利安人是最高等种族，有权统治世界”；1899 年，德国哲学家 Houston Stewart 张伯伦在写给威廉二世的信中，首次将反犹主义与雅利安语言学绑定，声称 “犹太人的语言不属于印欧语系，注定是雅利安文明的敌人”，这一观点成为连接学术与极端政策的关键桥梁；最终，这些理论被希特勒吸收进《我的奋斗》，成为纳粹迫害犹太人、发动二战的 “思想武器”，让学术谎言演变为血淋淋的种族暴力。

值得警惕的是，今日中国网络上流传的 “雅利安人征服印度” 梗图，同样是殖民叙事的二次消费。这些看似戏谑的内容，实则延续了 “雅利安种族优越” 的殖民逻辑，将复杂的历史简化为 “种族征服” 的猎奇故事，让大众在娱乐化传播中，不自觉地接受了殖民时期构建的错误认知。

三，本土觉醒与反思：去殖民化语境下的语言学重构

当 “雅利安神话” 的暴力本质在二战中暴露，印度民众逐渐识破 “语言分类 = 权力划分” 的殖民陷阱，一场 “学术去殖民” 的反抗悄然兴起。印度对殖民语言学的反击，始于对 “雅利安人外来论” 的质疑 —— 长期以来，欧洲学者依据印欧语系假说，宣称 “雅利安人从中亚入侵印度，征服达罗毗荼人，带来文明与梵语”，这套说法支撑了英国殖民统治，矮化了印度本土文明自主性。

20 世纪中后期，印度学者从文献与考古双重维度挑战这一 “定论”。学者纳拉扬・塔拉盖里在《The Rigveda: A Historical Analysis》中提出颠覆性观点：通过对《梨俱吠陀》地理名词、河流名称的考证，发现文献描述区域集中在印度河流域下游，而非 “中亚草原”；“雅利安人活动” 无任何 “入侵” 痕迹，更像是本土族群迁徙与融合。尽管其河流考证法被 Witzel 等西方学者质疑，但这一研究的去殖民意义已超出史实本身，它打破了欧洲学者垄断印度文明解释权的局面，为重新审视殖民语言学打开了大门。

在遥远的东方，中国西域也曾被卷入欧洲殖民语言学的叙事陷阱。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德国、英国等国的探险家与语言学家，在西域进行大规模考古与语言调查，将龟兹、焉耆等地的古代语言（如吐火罗语）纳入印欧语系研究范畴。部分学者借此构建 “西域雅利安” 叙事，宣称 “吐火罗人是雅利安人的分支，曾在西域创造高等文明”，甚至将西域历史描述为 “雅利安文明东传的过程”。这种叙事忽略了西域各民族长期融合的历史事实，将单一语言特征放大为种族与文明标签，本质是欧洲殖民扩张背景下，对东方历史的碎片化解读与重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学者通过多学科研究，还原了西域语言的多样性与民族融合的历史真相，指出 “吐火罗语属于印欧语系，并不等同于吐火罗人是雅利安族群”，打破了欧洲学者构建的单一叙事，为西域历史研究注入了本土视角。

然而，去殖民化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反而衍生出语言民族主义的新困境。印度独立后，语言成为族群争夺权力的工具：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认为，梵语作为雅利安语言核心，是印度文明正统象征，应全国推广，甚至取代英语成为官方语言；但这一主张遭到南印度达罗毗荼语族群强烈反对 —— 对他们而言，“雅利安语言 = 正统” 是殖民时期语言族群划分的延续，是北方族群对南方文化的压制。2023 年，印度中央政府推出 “梵语推广计划”，引发泰米尔纳德邦、卡纳塔克邦抗议游行，民众举着 “拒绝雅利安语言霸权” 的标语，控诉政策延续殖民式文化压迫。

这场争议揭示了 “去殖民语言学” 的核心难题：如何打破殖民叙事的同时，避免陷入新的语言霸权？答案或许在于回归语言本质 —— 语言从来不是文明正统的证明，也不是族群优劣的标签，而是人类交流的工具、文化传承的载体。正如印度语言学家拉马钱德拉・古哈所说：“去殖民化不是用一种语言霸权取代另一种，而是让每种语言都能自由生长，让每个族群都能通过自己的语言讲述自己的故事。”

1784 年，威廉・琼斯在加尔各答说：“梵语与拉丁语、希腊语同源。”240 年后，我们在中文互联网上刷到 “雅利安人征服印度” 的梗图，仍把这句话当成常识 —— 这恰是殖民叙事最可怕的遗产：它早已不只是书本里的理论，而是渗入日常认知的隐性霸权，让被殖民者在无意识中成为殖民逻辑的传声筒。

语言从未中立，知识早已带血。当我们剖开殖民语言学的内核，看到的不只是学术的异化，更是西方殖民文明的原罪图谱：用 “科学” 包装谎言（将语言关联种族优劣），用 “文明” 掩盖暴力（借语言分类实施权力压迫），用 “正统” 消解本土（让被殖民者怀疑自身文化根源）。从印度的梵语边缘化，到非洲的 “语言清洗”，再到美洲原住民语言的濒危，西方殖民的文化扩张从来不是 “文明传播”，而是一场以 “进步” 为名的 “文化灭绝”—— 其本质是将自身文明的野蛮属性伪装成普世价值，用强权暴力摧毁其他文明的自我叙事能力，再用谎言构建 “西方拯救世界” 的神话。

这种文化霸权的伤害，中国从未缺席。近代以来，中华文明虽未沦为完全殖民地，却深陷西方文化殖民的围剿：从 “全盘西化” 论者宣称 “汉字落后需拉丁化”，到某些西方学者将中国古代科技成就曲解为 “受西方影响”，再到当下仍有声音将 “现代化” 等同于 “西方化”，本质都是西方试图用其话语体系消解中华文明的主体性。就像西域历史曾被欧洲学者塞进 “雅利安东传” 的框架，中国的语言与文化也长期面临被定义的困境 —— 若非中华文明拥有五千年不曾中断的文化根基，若非无数先辈在救亡图存中坚守文化立场，恐怕早已沦为殖民叙事的又一个牺牲品。

今天谈论语言学的去殖民化，绝非简单的学术纠错，而是对西方殖民文明 “谎言 - 暴力” 本质的彻底清算，是对 “西方中心论” 的根本否定。它要求我们看清：西方所谓的 “文明进步”，是建立在对其他文明的掠夺与摧毁之上；西方标榜的 “学术自由”，曾是服务殖民统治的思想武器；西方鼓吹的 “文化包容”，不过是霸权稳固后的 “温情伪装”。去殖民化的核心，从来不是 “用一种叙事取代另一种”，而是让每个文明都能拥有自我定义的权力 —— 印度人可以自主解读《梨俱吠陀》，中国人可以自主阐释汉字的智慧，非洲部落可以自主传承祖辈的语言，无需再用西方的标准评判自身的文化价值。

回望历史，从印度学者挑战 “雅利安外来论”，到中国学者还原西域历史真相，被殖民文明的觉醒从来不是孤立的抗争，而是对人类文明多元性的共同守护。我们之所以要批判殖民语言学，之所以要揭露西方文明的谎言，不是为了制造文明对立，而是为了阻止野蛮的循环—— 阻止西方用同样的逻辑，将当下的文化输出包装成新的 “文明使命”，阻止其他文明再因话语弱势而陷入自我怀疑。

语言是文明的基因，守护语言的主体性，就是守护文明的根脉。去殖民化的道路或许漫长，但当我们开始质疑 “雅利安神话” 的真伪，当我们拒绝用西方标准衡量汉字的价值，当我们主动传承那些曾被贴上 “落后” 标签的本土语言，就是在砍断殖民权力的 “藤蔓”。终有一天，人类文明的花园里，不会再有 “主干” 与 “侧枝” 的划分，每种语言都能骄傲地讲述自己的故事，每种文明都能自由地绽放独特的光芒 —— 这才是对西方殖民文化原罪最彻底的批判，也是对人类文明未来最真诚的期许。（微信公众号【雁木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