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资深媒体人: 美国两党政治已沦为“部落政治”, 特朗普是唯一的酋长
陈国祥
台湾资深媒体人
中国时报兼任主笔
【导读】在特朗普两次执政期,其施政行为经常超出人们的预期,也对美国国内政治生态和全球秩序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在看似荒谬的政策背后,特朗普却有一大批忠心的追随者。这反映出他对其支持群体的深刻理解与精准把握。
本文指出,特朗普将极具分裂性的“部落主义”政治作为核心执政手段,在发挥自身竞选优势的同时,也将美国拖入了分裂与对抗的深渊。政治部落主义的核心逻辑在于“内群体优先”并排斥外群体,要求成员对部落保持非理性的忠诚,甚至将部落团结置于理性判断之上。
作者认为,在美国,保守派与自由派之间已形成全面的价值观对立,理性对话空间日益萎缩;而现代社交媒体算法形成的“信息茧房”,进一步强化了“部落成员”的固有立场,加剧了不同群体间的封闭与对抗,激化了社会矛盾。
文章最后指出,现代部落主义虽在一定程度上为个体提供了归属感和安全感,但其带来的负面影响更为深远。唯有在尊重社会差异的基础上,建立并维护不同群体之间的理性对话与协调机制,才能有效推动社会和谐与国家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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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纵横新媒体·国际观察
2025年第42期 总第242期
特朗普大肆操弄“部落主义”政治
2017 年特朗普首次入主白宫,2025 年再度执政以来,他始终宣称要让美国 “再次伟大”,然而现实却与这一承诺背道而驰。如今的美国,不仅在经济发展上未能实现预期突破,通胀高企、贫富差距持续扩大,更严重的是,国内社会撕裂程度不断加剧,种族矛盾、党派对立愈演愈烈;在国际舞台上,美国与传统盟友关系出现裂痕,与多个国家的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对外关系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
特朗普的 “大变革” 为何最终演变成 “大失败”?深入探究其执政理念与实践不难发现,关键在于他将 “部落主义” 政治作为核心执政手段,将美国拖入了分裂与对抗的深渊。
“部落主义”(Tribalism)这一概念,最早可追溯至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始阶段。在那个生产力极其低下、生存环境恶劣的弱肉强食时代,人类为了抵御自然灾害、野兽侵袭以及其他群体的威胁,不得不依靠血缘关系或地域相近性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个小型部落群体。这种部落模式的核心精神便是 “内群体优先”,在部落内部,成员之间相互扶持、彼此庇佑,共享有限的食物、水源、工具等生存资源,共同抵御外部风险;而对于部落之外的其他群体,部落成员则普遍抱持着高度的警惕和防备心理,甚至在资源争夺激烈时会表现出强烈的敌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 “部落主义” 是人类维持生存、延续族群的必要手段,是适应原始社会生存法则的产物。
然而,当 “部落主义” 渗透到现代政治领域,演变为部落主义政治时,其性质和影响发生了根本性改变。部落主义政治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便是将身份认同绝对化。在这种政治模式下,个体的价值不再由其个人能力、品德修养、贡献大小等决定,而是被牢牢绑定在其所归属的特定群体之中,如所属的政党、宗教信仰、种族族群、文化圈层等。基于这种绝对化的身份认同,政治操作者会刻意且严格地划分 “我方” 与 “敌方” 的界限,将部落内部的成员塑造为 “正义的化身”“可靠的伙伴”,而将外部群体标签化为 “潜在的威胁”“邪恶的对手”。这种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逻辑,彻底抹杀了社会中本应存在的灰色地带,使得不同群体之间失去了理性对话的基础和空间。例如,在教育政策讨论中,支持传统教育模式的群体与倡导创新教育理念的群体,本可围绕教育质量提升、学生全面发展等共同目标展开建设性探讨,但在部落主义政治的影响下,双方却陷入了 “我对你错” 的对抗之中,各自坚守自身群体的立场,拒绝听取对方的合理建议,最终导致教育政策改革陷入僵局。
利益分配的排他性,是部落主义政治的另一重要特征,而这种排他性正是由二元化对立所催生的。在部落主义政治的运作逻辑中,维护 “自己人” 的利益和资源始终被置于首位,即便这种维护会以牺牲社会公共利益为代价,也在所不惜。同时,部落领袖还会要求成员对部落保持非理性的忠诚,这种忠诚超越了对事实真相的尊重、对专业原则的坚守以及对公共道德的遵循。当部落领袖或群体核心做出明显偏离客观事实、违背公共利益甚至存在严重错误的决策时,部落成员必须无条件地绝对服从,将维护部落内部的团结置于理性判断之上。
这些特征一旦渗透到现代政治体系的各个环节,便会对政治生态和社会发展造成严重破坏。公共政策的制定不再以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整体发展为目标,反而沦为不同部落之间进行敌我对抗的工具,或是部落内部成员瓜分利益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各个群体只关注自身利益的得失,难以形成共同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共识,整个社会如同散沙一般,失去了凝聚力和发展的动力。
随着工业化、信息化社会的到来,现代部落主义政治也呈现出了新的形态。传统意义上以血缘或地缘为纽带形成的 “部落” 逐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由新的身份符号所构建的新型 “部落”。这些身份符号涵盖范围广泛,既包括人们的政党立场、意识形态倾向、文化属性认同,也延伸到了日常生活中的消费习惯、兴趣爱好等方面。由于这些身份符号被不断政治化,个体在社会中逐渐失去了独立的价值判断,转而通过寻求加入某个特定的 “部落” 来确认自身的价值和存在感。
以美国社会为例,保守派与自由派之间的分歧早已超越了单纯的政策立场差异,演变成了价值观层面的全面对立。保守派群体更强调传统家庭观念、个人自由至上、维护美国传统文化等理念,而自由派群体则更关注社会公平正义、少数群体权益保护、环境保护等议题。这种对立不仅体现在政治选举中,更渗透到了教育、文化、媒体等社会各个领域,使得美国社会陷入了严重的分裂状态。
现代社交媒体的兴起,进一步加剧了现代部落主义政治的负面影响。社交媒体平台所采用的算法推送机制,在为用户提供个性化信息服务的同时,也形成了 “信息茧房”。用户在算法的引导下,只能不断接触到与自身立场、观点相符的信息,而那些不同的声音和观点则被自动过滤掉。
这种信息环境不断强化了各个 “部落” 的封闭性和对抗性,使得不同部落之间的成员越来越难以理解和认同对方的观点。久而久之,不同部落之间彻底失去了对话和沟通的空间,社会公共领域不再是理性讨论、凝聚共识的场所,反而沦为了各个部落之间互相攻击、恶意诋毁的 “战场”。在社交媒体上,人们常常因为支持不同的政治人物、持有不同的政策观点而展开激烈的争吵,甚至出现人身攻击、网络暴力等现象。这些行为不仅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也对社会道德和公共秩序造成了严重的冲击。
在现代民主政治体制下,政党和政治人物本应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推动国家发展进步作为首要目标。然而,在激烈的选举竞争压力下,许多政党和政治人物为了赢得选举、获取权力,不惜放弃理性的政策主张,转而操弄部落政治。在选举逻辑的主导下,动员部落情绪往往比提出切实可行的理性政策更能迅速积累支持力量。政党与政客通过构建 “我们 vs. 他们” 的对立叙事,一方面不断强化自身支持者的身份认同,巩固支持者群体;另一方面则对对立阵营的群体进行污名化攻击,将其描绘成社会问题的制造者、国家利益的损害者。
这种做法虽然在短期内能够帮助政党和政治人物获得更多的选票,但从长远来看,却使得社会的撕裂程度不断深化,严重破坏了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例如,在某些国家的选举过程中,政治人物会刻意利用种族矛盾、地域差异等问题,煽动不同群体之间的对立情绪,以此来获取特定群体的支持。这种行为不仅无助于解决社会实际问题,反而会引发更严重的社会冲突。
在美国政治舞台上,特朗普无疑是操弄部落政治的“能手”。无论是他在竞选期间的话语策略,还是执政后的各项施政举措,都将部落主义政治发挥到了极致,对美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
首先,在身份认同绝对化方面,特朗普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上任后,便明确将自己的主要支持群体 —— 白人蓝领工人、福音派基督徒、反建制主义者、反移民人士以及反对 “左派” 政治正确的群体,界定为 “真正的、爱国的美国人”。在公开场合的演讲中,他多次强调这些群体对美国社会的贡献,将他们塑造成美国传统价值观的捍卫者。与此同时,他通过暗示、隐喻等方式,质疑甚至否定其他群体的爱国性和正义性,将那些支持多元文化、倡导移民权益、推动社会进步的群体描绘成 “危害美国利益”“破坏美国传统” 的力量。
为了进一步巩固这些核心支持群体的认同,特朗普推出了一系列针对性的政策。在经济政策方面,他实施了大规模的减税政策,尤其是对企业和高收入群体的减税力度空前,这一政策虽然在短期内刺激了经济增长,但也进一步加剧了贫富差距,而其主要受益群体正是特朗普所代表的精英阶层和部分企业主,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白人蓝领工人对就业和收入增长的期待。在产业政策方面,他大力推行制造业保护政策,通过提高进口商品关税、实施贸易保护措施等方式,试图促使美国制造业企业回流,为白人蓝领工人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在社会政策方面,他坚决反对堕胎权,支持公民拥枪,这些政策立场与福音派基督徒、保守派白人的价值观高度契合,从而进一步锁定了这些部落核心群体的支持。
其次,特朗普在内外政策上均采取了鲜明的二元对立策略。在对外政策方面,他高举 “美国优先” 的旗帜,将美国的利益凌驾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之上。为了维护美国的经济利益,他将那些与美国存在贸易逆差的国家,尤其是中国、德国、日本等主要经济体,界定为 “掠夺美国利益的敌人”,并单方面对这些国家的商品加征高额关税,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贸易摩擦。在国际合作领域,特朗普政府先后退出了《巴黎协定》《伊核协议》《中导条约》等一系列重要的国际协议和组织,破坏了全球治理体系的稳定,也损害了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和信誉。
在对内政策方面,特朗普则将矛头对准了国内的多个群体,将左派人士、移民群体、穆斯林群体以及少数族裔维权运动(如 “黑人的命也是命” 运动)视为威胁美国传统价值与国家利益的敌对力量。他多次在公开场合发表针对这些群体的歧视性言论,煽动民众对这些群体的不满情绪。例如,他将移民形容为 “罪犯”“毒贩”,主张修建美墨边境墙,严格限制移民入境;他对穆斯林群体持有强烈的偏见,曾试图颁布 “禁穆令”,禁止多个穆斯林国家的公民入境美国;他对 “黑人的命也是命” 运动进行无端指责,认为该运动引发了社会混乱,甚至支持白人至上主义者的部分观点。这种内外双重的二元对立叙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凝聚了其核心支持者的力量,但却也让美国社会的裂痕越来越深,种族矛盾、阶级矛盾、群体矛盾不断激化。
最后,在利益分配方面,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完全服务于其核心支持群体的利益。以能源政策为例,特朗普政府不顾全球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大力推动化石能源的开发和利用,重启了 Keystone XL 输油管道项目,开放了阿拉斯加北极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进行石油钻探。这些政策的实施,虽然满足了能源行业巨头和部分白人蓝领工人的短期利益,为能源行业创造了一定的就业岗位,也降低了美国国内的能源价格,但却严重违背了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趋势,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同时,特朗普还要求其支持者对他保持非理性的忠诚,这种忠诚不考虑专业知识、不遵循客观原则,而是要求支持者对他本人完全信任、绝对支持和无条件配合。在政府内部,他大力清洗那些不服从自己、持有不同意见的官员,任命亲信担任重要职务,导致政府机构的专业性和运转效率大幅下降。他通过这种部落化的手段,不断分裂美国社会,将国家的整体利益置于特定群体的利益和价值观之下,使得美国的民主制度和社会稳定受到了严重的侵蚀。
部落主义与我们通常所说的 “集体主义” 或 “民族主义” 在核心逻辑上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不能将它们混为一谈。部落主义的核心逻辑是优先维护特定小群体的利益与价值理念,对不属于该群体的 “非我族类” 采取排斥态度,甚至会主动制造冲突、挑起矛盾,通过损害其他群体的利益来扩大自身群体的利益。这种逻辑具有强烈的狭隘性和排他性,容易引发群体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对社会的整体和谐与稳定造成严重破坏。
集体主义则与之不同,它强调个体融入更大范围的集体之中,如社会、国家等,倡导个体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兼顾集体利益,以实现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共同发展。集体主义并不排斥外部群体,而是主张通过合作、互助等方式,实现不同群体之间的共同进步。例如,在应对自然灾害等公共危机时,集体主义精神能够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共同抵御风险,保护全体社会成员的生命财产安全。
传统的民族主义以民族为身份认同的核心,其目标是追求民族的独立、自主和发展。在合理的范围内,传统民族主义能够增强民族凝聚力,激发民族成员的爱国热情,推动民族国家的发展。同时,许多传统民族主义也能够包容民族内部的多元性,尊重不同群体的文化差异和利益诉求。当然,民族主义如果走向极端,也可能演变为排外主义,对其他民族和国家采取歧视、敌视的态度,这一点需要警惕,但即便如此,极端民族主义与部落主义在产生的根源、影响的范围和表现形式上也存在明显差异。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部落主义都与集体主义、传统民族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其最显著的特征便是在社会内部进行人为的区隔,并刻意挑拨不同群体之间的对立关系,这也是部落主义最具危害性的地方。
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现代部落主义的价值,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为个体提供归属感和安全感。在多元化的现代社会中,个体往往会因为感到孤独、迷茫而寻求与自己具有相似特征、相同理念的群体建立联系,加入某个小群体后,个体能够在群体中获得情感支持、身份认同,这种归属感对于个体的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例如,一些小众文化群体,如独立音乐爱好者群体、小众文学阅读群体等,成员之间通过分享兴趣爱好、交流思想观点,形成了紧密的联系,这种群体凝聚力不仅丰富了个体的精神生活,也为小众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支撑。
然而,现代部落主义的过度发展,其负面影响远远超过了其积极作用。当部落主义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时,会严重破坏社会共识的形成,加剧政治对立和社会分裂,阻碍不同群体之间的理性沟通。当前美国社会所面临的困境,正是现代部落主义过度发展的典型写照。
在美国,理性对话的空间已经变得非常狭小,公共讨论不再是基于事实和逻辑的理性交流,而是沦为了不同部落之间的 “骂战”。在网络空间中,这种现象更为突出,人们在发表观点、参与讨论时,往往首先考虑的是自己所属部落的立场,而不是事实的真相。只要是与自己部落立场一致的观点,无论是否符合事实,都会得到支持和传播;而对于与自己部落立场相悖的观点,即便有充分的事实依据,也会遭到质疑和反驳,甚至会引发激烈的人身攻击。
民主制度的健康运行,离不开 “群体认同” 与 “普遍理性” 之间的平衡。一方面,民主制度尊重个体的身份选择和意识形态归属,允许不同群体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和观点主张;另一方面,民主制度也倡导超越部落界限的共同价值,如公平、正义、平等、科学精神等,通过这些共同价值来凝聚社会共识,避免因小群体利益而损害社会整体利益。然而,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与施政实践,却完全打破了这种平衡。
特朗普及其团队在政策制定、话语表达和社会动员等方面,始终强调美国的单一国家利益和右翼保守派的立场,在政策逻辑上,完全以维护核心支持群体的利益为出发点,忽视了其他群体的合理诉求和社会公共利益;在话语策略上,通过煽动对立、制造矛盾来巩固自身支持基础,不断强化部落主义的叙事;在社会影响上,这种极端化的做法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社会的分裂,使得不同群体之间的仇恨和矛盾不断积累。可以说,特朗普政府的执政理念和实践,具有浓厚的部落主义意涵,对美国的民主制度和社会稳定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部落主义政治如今已俨然成为撕裂社会、阻碍共识形成的 “毒药”。美国在特朗普的主导下,政治与社会分裂程度不断加剧,跨群体的公共价值被彻底粉碎,曾经引以为傲的民主制度也逐渐被部落之间的对抗所吞噬。这种状况不仅让美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也给世界各国敲响了警钟。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社会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如何防止部落主义政治的蔓延,如何让民主政治真正回归为全体国民的共同事业,如何在尊重社会差异的基础上保持不同群体之间的理性对话与协调空间,已经成为摆在世界各国面前的严峻考验。对于美国而言,若不能及时摆脱部落主义政治的束缚,其社会分裂的局面将进一步恶化,民主制度也将面临更大的危机;对于其他国家而言,美国的教训也警示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社会共识的培育,加强不同群体之间的沟通与理解,树立正确的利益观和价值观,只有这样,才能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推动国家的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