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之君：杨振宁对中国人的贡献是什么？

杨振宁先生去世了，尽管生前很多人对老人家报以调侃，但这并未减少华人世界对他的尊敬。

回首杨振宁先生的过往，除了他令人惊叹的科学成就外，就我们中国人而言，杨先生对我们最大的影响，就是在那个普遍怀疑的时代，告诉世界：

我们中国人不仅可以做科研，而且能够做出最好的科研。

这一点或许在今天来说，不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但在上世纪前半段甚至中页，则是华人世界普遍怀疑且极度不自信的地方。

西方科学世界轻视中国人，爱因斯坦曾经在中国旅行时对中国人的科研潜力做出过极其轻蔑的评价，他说：

“没法儿培训中国人进行逻辑思考，他们特别没有数学天赋”，“如果中国人取代所有其他种族，那就太遗憾了。对我们这样的人来说，光是这样想想，就觉得特别沮丧。”《The Travel Diaries of Albert Einstein》

这不是只有爱因斯坦这么想，当时的西方世界普遍都是这么看的，且基本涵盖各个学科的大牛。

英国著名人类学家J.H.Hutton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说过，“中国文明虽老，但缺乏科研能力”；而美国著名教育学家Arthur H.Smith则声称“中国人缺乏科学精神，他们对事实的兴趣不如对传统的信仰”；法国著名逻辑学家Leon VanderMeersch则称“中国人的哲学思维没有逻辑推理体系，这限制其科研水平的提升。”

更加残酷的是，甚至连中国人自己都对本国人种和文化是否能够做好科研抱有怀疑，当时的著名人士多次发表这种充满自我怀疑的观点，试图鞭策国内，并寻找解决的方案。

著名西学人士严复曾抱怨国人传统研究思维不适合做科研，“中国学术之病，在无格致之学也。”

梁启超则认为科研不振的问题出在中国人对真理的态度上，“中国人能勤能耐，却少有研究真理之心。”

蔡元培批评中国人治学习惯导致科研难以做好，“国人好信而不求证，好旧而不求新，此科学所以不昌。”

鲁迅对国人的科研匮乏更是批判到骨子里，他说“科学并不在我们血液里。”

可见，国人无论新旧左右人士，都对本国人能否把科研做好完全不报信心，都以极为沮丧的心态看待中国科学研究工作的未来。这种心态之浓厚，以至于钱学森回国后，不得不设法提振国人对本国科研工作的信心，“中国人完全有科学创造力，只是历史上的体制与观点不利于发挥。”

所以，当大家对华人能不能把科研做好这个命题完全没有信心的时候，杨振宁和丁肇中横空出世了，他们不仅仅把科研工作做好了，而且做到了世界最高成就——杨振宁和丁肇中以铁一般的事实向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世界宣告，“华人也可以把科研做好，而且能够做到最好。”

当时的大陆官方媒体《光明日报》大受鼓舞，掷地有声地宣告“（这证明了）中国人完全有能力在世界科学舞台上占一席之地；”

当时的台湾地区领导人蒋介石兴奋不已，特别致电祝贺，“此为中华民族之光”；

当时的东南亚华人世界也大受鼓舞，《星岛日报》专文社论评价“这一消息令全体炎黄子孙深感振奋，中国人绝不是天生不懂科学的民族”。

这个心理冲击，要远比当年刘翔在田径男子百米跨栏运动中获得奥运金牌带来的冲击大得多。如果说体育仅仅代表了一个民族的修饰，那么科研能否做好则度量了一个民族的未来和尊严。

因为，杨振宁的成功，打破了“华人不具科研原创能力”的历史假说，治愈了华人科技智障民族的心理疾病。这个成就让当时亿万万的中国人相信，华人可以而且应该做到世界第一流的民族，华人不仅要享受现代科学文明的成果，更能够开创引领现代科学文明的潮流——这让中国人相信，我们华人绝不是天生的三流民族，我们华人有机会在科技时代成为第一流！

这种久旱逢甘霖的畅快，只有经历过那种绝望渴望的时代才能真正体会，更能够感受为何国共两党的老一辈领导人都对杨振宁如此礼遇，因为，无论他本人如何，他个人的成功就已经是一笔值得铭记的历史功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