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希特勒殒命处

1945年11月，专门研究16至17世纪英格兰历史的牛津大学研究员休·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Roper），接到了一项与他的专业背景没啥关系的任务：去调查希特勒是不是还活着。

 如果不是因为二战，特雷弗-罗珀很可能一辈子在牛津大学的象牙塔里做研究，不会“出圈”。但在二战爆发后，他被英国情报部门招募，成为情报人员，最终军衔是少校。英国的情报部门有招募知识分子的传统，比如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和伊夫林·沃都曾做过情报工作。“007”詹姆斯·邦德的创作者伊恩·弗莱明也曾在二战期间担任特工。

（休·特雷弗-罗珀）

 几个月前的1945年4月30日，在苏联红军已经占领柏林绝大部分地区之际，希特勒在柏林的帝国总理府地堡内自杀，几天之后德国正式投降，二战的欧洲战事宣告结束。苏联人控制了柏林，仔细检查了总理府地堡，通过牙科记录确认了希特勒已死，将希特勒的骨骸秘密藏起来，并把相应的证据送到莫斯科的斯大林手中。

 但是斯大林并没有把这些证据与他的西方盟友分享。战争既然已经结束，德国被打垮了，那么苏联和英美的盟友关系还能维持多久，是个大问题，所以斯大林必须留一手。果然，苏联方面不久之后就开始散播谣言，说希特勒还活着，并且被西方盟国藏匿了起来。

 所以西方盟国必须开展自己的调查，确认希特勒是不是已经死了。对这个问题必须一锤定音。

 于是，英国情报部门派了一位他们信得过的历史学家，去调查这个问题。

1945年初，苏联红军向德军发动了大规模攻势，一口气打到柏林以东60公里的地方。此时的德军已经是千疮百孔，兵员、武器、装备、弹药、医药、车辆、燃油，没有一样不缺，战斗力已经远远不能与1940—1941年的鼎盛时期相比，但还基本上能够保持秩序，拼死抵抗，没有发生大规模哗变或投敌的现象。一个重要原因是，此时他们已经在自己的国土上打仗。

此时西方盟军也已经进入德国境内，但他们没有进攻柏林的打算，因为他们认为那样的话伤亡会太大，得不偿失。不过英美方面对苏联红军攻打柏林也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主要是通过空袭。1945年美国陆军航空队对柏林发动了规模庞大的昼间轰炸；英国皇家空军连续36个晚上轰炸柏林，直到1945年4月20日与21日间红军进城前才停止。

斯大林对柏林志在必得。他调动了3个方面军（司令员分别是朱可夫、罗科索夫斯基和科涅夫，这三位都是才华横溢的名将）来进攻柏林，总兵力达到230万人（其中有15到20万的波兰军队），装备600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7500架飞机，41000门大炮，其中直接攻打柏林城的就有150万人。 

而德军能拿出来的，只有76万人、1500多辆装甲战斗车辆，2000架飞机，9000门大炮，其中负责防御柏林城本身的只有45000人。此外还动员了数万名警察、希特勒青年团和所谓的人民冲锋队，其中包括大量几乎完全没有受过军事训练的平民，甚至还有六十多岁的老人和十几岁的孩子。纳粹德国已经在做垂死挣扎。

 希特勒原本打算离开柏林，但在4月12日，消息传来，美国总统罗斯福去世。希特勒幻想同盟国会因此分崩离析，柏林会得救，于是决定留在柏林总理府的地堡内。

 2023年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在柏林市中心的勃兰登堡门附近漫步，寻找所谓的“元首地堡”，就是当年希特勒殒身的地方。

在谷歌地图上搜索Führerbunker，立刻就能找到，但是循迹而去，却什么都找不到。只能看到普普通通的居民楼，袖珍的儿童游乐场，甚至还有一座垃圾站，墙上满是涂鸦。选择了谷歌地图的“步行导航”，绕来绕去，还是没有找到。

 正在满头大汗之际，看到一群大大咧咧、毫无顾忌地用大嗓门讲话的游客，显然是美国人。莫非他们也是来寻找元首地堡的？我跟了上去。果然，领头的导游在一处空地上停下了。这个地点，我刚才已经绕了七八次，完全没有意识到这里有什么特别。只见周围是一个不大的停车场，中间有一块不起眼的泥土地，有围栏把它圈起来。围栏非常矮，不到我的膝盖高。旁边立着一个不起眼的指示牌，我之前压根没有注意到。

 美国导游眉飞色舞地说：“伙计们，就是这里了。这里就是希特勒死亡的地方。当时苏联人已经打到了那里——”他虚晃一枪，指了指大概一百米之外的地方。

 既然得到了导游的确认，我就不用再听他讲故事了，我已经在书本上读过柏林战役以及希特勒最后日子的故事。

特雷弗-罗珀以英国情报军官的身份，亲自审讯了多名从元首地堡脱逃至西方阵营的纳粹官员、军人和秘书等，并依托了数百名西方盟军情报人员对德国人的审讯记录，但是当然接触不到苏联方面的资料。最后，他写成了一本书《希特勒的末日》（The Last Days of Hitler），于1947年出版，先后推出六个修订版及多语种版本。他得出的明确结论是，希特勒确实死了，并没有逃出地堡，更没有潜伏到南美或其他地区去。他的另一个观点是，希特勒的独裁统治并非高效统一的机器，而是派系倾轧的大杂烩。特雷弗-罗珀这本书是第一手的现场调查，也是绝佳的历史研究，更是文采斐然，气势磅礴，具有前辈英国史学大家（吉本、麦考莱、休谟等）那种风格。

 2019年，在伦敦市中心的一家咖啡馆，我采访了以研究二战闻名、出版了多本畅销书的英国历史学家安东尼·比弗爵士。他的《斯大林格勒》和《柏林1945》都已经享有经典的地位。尤其是《斯大林格勒》，是我早年学英文期间反复啃过的材料。几年前我去伏尔加格勒的时候，还特意戴上了我那本快翻烂的英文版《斯大林格勒》（见本书第七章）。

 比弗身材不高（毕竟是坦克兵嘛），头发斑白，目光炯炯，一点架子都没有，像个和蔼可亲的邻居小老头，上来就问我要喝香槟还是咖啡。我选了香槟。寒暄了几句。我问他，在写书的闲暇时间做什么。他说，他最近在养羊驼当宠物。       比弗出身于军人和作家世家。他的父亲在二战期间是英国秘密情报机构和特种部队“特别行动处”（Special Operations Executive）的军官。据说比弗幼年成绩不好，没有上大学，而是就读于桑德赫斯特军事学院（可以说是英国的西点军校），后来成为装甲兵军官，于冷战时期在西德服役。在历史学家当中，即便是军事历史学家当中，亲身有过军旅生涯的人恐怕也不多。

（安东尼·比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