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自行车车圈厂工人告官记：汉阳法院装糊涂，群众权利被糊弄

国庆节前夕，一份来自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为刘明雄诉武汉市公安局汉阳分局一案画上了逗号——败诉。但对这位武汉自行车车圈厂的老工人而言，这不过是他多年维权路上又一枚沉重的烙印。

一、北京之行：举报权与“非法群访”的界定之争

刘明雄想去北京，不是为了游览故宫长城，而是作为集体企业职工，向有管辖权的中纪委举报高级别官员。然而，此行被武汉警方认定为“非法群访”，并成为对其行政拘留15日的理由。

这里存在一个关键的法律区分：向中纪委举报官员，与到国家信访局“群访”性质不同。前者是公民依法行使监督权，后者才涉及信访条例规范。公安机关将举报行为混同为“扰乱单位秩序”，不仅模糊了法律界限，也可能对公民依法举报构成不当限制。

二、法庭上的“声音”：证据规则与质证程序的疑点

庭审中的“笑声、嘘声和骂声”，并非简单的情绪宣泄，而是程序问题积累的直观反映：

未公开的文件作为执法依据，违背了行政公开原则，使当事人无法有效行使抗辩权；证据质证环节的瑕疵——未在庭审出示的举报材料被判决书采纳，与《行政诉讼法》关于证据必须质证的规定相左；证人证言的采信标准存在双重之嫌：当证人出庭指证笔录系胁迫取得且内容虚假时，法院仍选择采信原始书面笔录，理由仅是“在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前搜集”。

这些细节让人不禁思考：当证据规则的天平似乎天然地向公权力倾斜时，法庭作为中立裁判者的角色该如何坚守？

三、判决逻辑：形式合规与实质正义的落差

判决书中最值得商榷的，是法院对证据采纳的理由：“警方在行政处罚决定作出之前制作或搜集”。这一逻辑将“程序先后”等同于“证据效力”，回避了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的实质审查。如果只要在办案时限内搜集的证据一律视为有效，那么证据排除规则将形同虚设，非法证据排除原则也将被架空。

四、为什么坚持：超越个人利益的集体身份认同

在许多人看来，刘明雄的坚持似乎不合时宜。在普遍接受“资本逻辑”的今天，他依然坚信集体企业职工对企业改制拥有决定权。他的抗争，不仅关乎个人权益，更关乎一种几乎被遗忘的价值观——工人作为集体资产主人的地位。

这种坚持，在当下显得尤为珍贵。当琴断口街道以“签署息诉罢访协议”作为办理退休的条件时，实际上是将公民的法定权利与正当诉求作为谈判筹码，这可能涉及对公民权利的变相限制。

结语：司法作为正义最后防线的意义

刘明雄案的意义，已超越个人胜败。它像一面镜子，映照出公民权利在面对公权力时可能遇到的困境，也检验着司法能否真正成为“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防线”。

尽管一审败诉，刘明雄已提起上诉。他的坚持，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清白，更是为了验证法律条文能否在现实中获得平等的执行。当一位老工人选择用法律武器捍卫权利，哪怕面对的是看似坚固的体制高墙，其行为本身就在丰富法治实践的内涵。

这起案件最终将走向何处，我们拭目以待。但可以肯定的是，每一个对程序正义的追问，都是推动法治进步的动力。在建设法治社会的道路上，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追问，也需要司法系统以更严谨的态度回应这些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