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的权力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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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温伯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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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的三角政治格局是吕不韦刻意营造的，只有这样，吕不韦才不是一家独大的权臣，不会受到秦国文臣武将的非议，拥有辗转腾挪的余地。仅从这点来看，吕不韦能克制独揽大权的私欲，懂得给他人让利，政治智慧远超常人。
但秦国的三角政治格局能够成立的前提是，秦王政年少，无法独立处理军政事务，赵姬和嫪毐、吕不韦、华阳太后和楚系外戚代行王权，暂时取代了秦王政。
一旦秦王政成长起来，必然要效仿先祖，夺回属于自己的王权，然后出兵伐国，摆布乱世。
公元前247年秦王政继位，时年13岁，到了公元前238年，秦王政已经22岁。
这个年纪，普通秦人都成家立业奔前程了，有些天赋异禀的名门子弟，甚至已经上阵搏杀多年，积累到了一些军功。
可以说，秦王政来到了人生的黄金年华。
面对秦国的三角政治格局，面对代行王权的三方势力，秦王政岂能甘心碌碌无为？那些准备追随秦王政建功立业的文臣武将，又怎么可能允许他一直做没有实权的傀儡？
在这样的背景下，秦王政收权，势在必行。
那从谁开始呢？
嫪毐。
做出这样的选择，是秦王政深思熟虑的结果。
吕不韦是仲父、相国、文信侯，名正言顺的秦国朝堂第一人，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发动“倒吕”，名不正言不顺。更何况吕不韦经营十余年，早已是门生故吏遍布秦国，贸然向吕不韦下手，极有可能遭到强烈反噬。
华阳太后是秦王政名义上的祖母，在秦国经营数十年，人脉关系盘根错节，背后又有一批楚系外戚，同样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赵姬是秦王政的母亲，没有特殊的理由，儿子怎么能向母亲发难，违背人伦纲常呢？
唯独嫪毐，以宦官的身份参与政治，名不正言不顺，和赵姬生育两个儿子，又有祸乱宫廷的事实，这两项都是实实在在的罪名。但他偏偏又掌握着一支政治势力，推翻嫪毐，便能用他们的职位、财富、土地来犒赏追随者。
正因如此，嫪毐就是秦王政夺权的最佳突破口，那些秦王政追随者眼中的肥羊。
公元前238年4月，秦王政前往秦国故都雍城，举行加冠典礼。但他意外收到一条密报，说嫪毐其实不是宦官，整天陪在赵太后身边，属于祸乱宫廷，为了秦王室的数百年声誉，大王，您可不能不管啊。
嫪毐和赵姬的关系，秦王政不知道么？
他肯定知道。
既然知道，那以前为什么不管？
他没有下定决心。
明白了这层关系，我们就能知道，秦王政在雍城收到密报，根本不是突发事件，而是秦王政做好了推翻嫪毐的一切准备，和追随者唱的一出双簧而已。这么做的目的，便是离开嫪毐经营多年的势力范围，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获得发动政治突袭的合法性。
如果嫪毐伏法，便交给狱吏惩治，然后开始大清洗。
如果嫪毐反抗，那就武力镇压，一次性解决问题。
无论嫪毐选哪一条路，秦王政都有办法解决他。
秦王政相信，自己是名正言顺的秦王，手握大义和名分，秦国的大部分文臣武将和军队，不可能背弃他，去追随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宦官”。
于是，秦王政听完密报，便下令逮捕嫪毐，嫪毐得到消息非常惧怕，随即矫诏发兵，准备攻打雍城的蕲年宫、诛杀秦王政，再拥立新王，以新王“仲父”的身份独霸秦国。
嫪毐有兵，秦王政也有兵，而且比嫪毐更雄厚——
“王使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毐。”
相国即吕不韦，秦国三角政治格局的一角。
昌平君和昌文君，是出仕秦国的楚国公子，以华阳太后为首的楚国外戚的核心成员，秦国三角政治格局的另一角。
他们三人愿意服从秦王政的命令，统兵进攻嫪毐，意味着吕不韦、华阳太后和楚国外戚这两方势力，早已意识到秦王政收权势在必行，便和秦王政建立起同盟关系，共同围剿嫪毐，准备用赵姬和嫪毐的权位、势力，满足秦王政。
可以说，秦王政敢向嫪毐发难，根本原因就是，他能够联合大多数、打击一小撮。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嫪毐的命运便注定了。
嫪毐矫诏征发的兵马都没出咸阳，就被吕不韦、昌平君、昌文君的军队包围，斩杀数百人以后，嫪毐大败而逃，又在野外被俘。随后，秦王政下令，诛杀赵姬和嫪毐的二子、嫪毐夷三族、党羽车裂灭族、门下舍人四千余家迁徙蜀地。
赵姬和嫪毐经营多年的政治势力，一朝覆灭。
在吕不韦、华阳太后和楚系外戚的计划中，帮助秦王政推翻嫪毐以后，秦王政就可以接替赵姬和嫪毐的生态位，和他们组建起新的三角政治格局。
但他们可能没有想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吕不韦将嫪毐送给赵姬，推翻嫪毐以后，如果秦王政要以“连坐”的形式进行扩大化斗争，吕不韦将避无可避。
事实上，这正是秦王政潜藏心底的计划，结盟时没有说出口的内容。
在这样的背景下，嫪毐覆灭一个月后，吕不韦就被免除相国职位，回到洛阳封地，离开秦国的权力中心。
再过两年，秦王政给吕不韦写信，言辞间极尽贬损：“君何功於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何亲於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
吕不韦知道，他在秦国的门生故吏和威望影响，已是秦王政独揽大权的障碍，他在世间一日，这份障碍就会存在一日。秦王政不能和诛杀嫪毐一样，武力诛杀他吕不韦，便写这样一封信，逼他自尽。
想明白这一层，吕不韦便饮药自尽，不再有丝毫留恋。
秦国的三角政治格局被抹除两角，秦王政，正式成为秦国的最高统治者，冉冉上升之势不可阻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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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灭嫪毐以后，秦王政还做了一件非常特殊的事——
将赵姬迁往雍城，软禁起来，并相继处死27名劝谏者，准备把这件事办成雷打不动的铁案。
秦王政这么做，一方面是消除赵姬的影响力，不允许她再插手秦国的军政事务，另一方面是赵姬和嫪毐生育二子，让秦王政感觉颜面无存，于是借机报复，抒发胸中怒气。
但齐人茅焦认为，秦王政的做法是错误的，便冒死前来劝谏秦王政——
“车裂假父，囊扑二弟，迁母于雍，残戮谏士，桀纣之行不至於是矣。今天下闻之，尽瓦解，无向秦者，臣窃为陛下危之。”
其他三件事都事出有因，茅焦的重点，其实是“迁母于雍”四个字。
母子相亲相爱是世俗伦理，哪有儿子软禁母亲，终身不相见的道理？如果各诸侯国知道了这件事，便会固化“虎狼秦国”、“蛮夷秦国”的标签。到那个时候，各诸侯国怎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臣服秦国，各国贤才怎么可能愿意为秦国效力？
各诸侯国和贤才都背离秦国，秦国又如何平定天下？
简而言之，茅焦是建议秦王政，不要背离各诸侯国共同遵守的普世价值，无论你是不是真的相信这一套，都要做出相信的姿态，给各诸侯国臣服秦国、各国贤才效力秦国提供一个理由。
茅焦的话，秦王政一听就明白了，随即亲自驾车，到雍城迎接赵姬回咸阳，在秦国朝野的见证下，恢复了母子关系。
“王自驾，虚左方，往迎太后，归於咸阳，复为母子如初。”
在秦王政杀人夺权的过程中，这件事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正是这件小事，流露出秦王政有吸纳天下贤才、平定天下的宏愿。
然而，秦国有人不这样想。
公元前237年，嫪毐和吕不韦的职位刚刚空出来，秦国的宗室和旧贵族就给秦王政上书：“诸侯人来仕者，皆为其主游间耳，请一切逐之。”
实事求是的说，这句话是有失偏颇的。
商鞅是卫人，在秦孝公的领导下操持秦国变法近20年，但没有利用秦国的国力为卫国谋利。张仪是魏人，和秦惠文王通力合作谋划连横，并没有对魏国稍有让步。魏冉是楚人，屡次调拨兵员粮草，为秦国攻城略地，甚至攻占楚国半壁江山。
至于吕不韦，更是继承秦昭襄王、秦孝文王、秦庄襄王的遗志，在“秦半天下”的基础上进一步开疆拓土——
公元前249年，东周君与诸侯谋伐秦，王使相国帅师讨灭之，迁东周君於阳人聚，周既不祀。
同年，蒙骜伐韩，取成皋、荥阳，置三川郡。
公元前248年，蒙骜伐赵，取榆次、狼孟等三十七城。
公元前247年，王龁攻上党诸城，悉拔之，初置太原郡。蒙骜帅师伐魏，取高都、汲。
公元前245年，麃公将卒攻卷，斩首三万。
公元前244年，蒙骜伐韩，取十二城。
公元前242年，蒙骜伐魏，取酸枣、燕、虚、长平、雍丘、山阳等三十城，初置东郡。
公元前241年，楚、赵、魏、韩、卫合纵以伐秦，楚王为纵长，春申君用事，取寿陵。至函谷，秦师出，五国之师皆败走。
.........
以上内容都出自史书原文，可以看出来，吕不韦在秦昭襄王出兵攻灭西周之后，又亲自统兵攻灭东周，彻底灭亡周朝。此后吕不韦虽然没有亲自出征，但他以相国的身份调兵遣将，命蒙骜、王龁、麃公等人四面出击，彻底巩固了“秦半天下”的格局，为秦国平定天下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除此之外，惠及秦人的郑国渠，也是在吕不韦做相国时动工的，修成之后，四万顷盐碱田成为沃野肥田，亩产量达到一钟（六斛四斗），秦国更加富饶。
可以说，尽管吕不韦有权力欲、有私心，但他做为一介韩国商人，并没有辜负秦国，甚至他屡次启用、为秦国出生入死的蒙骜，也是齐人，而不是秦人。
既然如此，那秦国宗室和旧贵族，为什么要对各诸侯国的贤才污名化呢？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与恨，他们这么做的唯一原因是，各诸侯国的贤才出仕秦国，占据了大量的岗位、瓜分了太多的利益，此消彼长之下，秦国宗室和旧贵族的利益便少了。
为了占据更多的利益，他们必须对各诸侯国的贤才进行污名化，然后动用政治手段，切断各诸侯国的贤才出仕秦国的通道。
秦惠文王薨逝后，他们就联合秦武王驱逐张仪，试图独占秦国。现在秦王政清除嫪毐和吕不韦，大量的岗位、土地、房产、财富要进行重新分配，他们又动了独占的心思。
他们是秦国的红脖子，他们是秦国的共和党。
从秦王政愿意接受茅焦的建议来看，颁布“驱逐各诸侯国贤才”的政策，显然不符合秦王政的本心。
但，那时嫪毐和吕不韦的势力刚刚遭到打击，秦王政还没有时间培植自己的嫡系势力，而以华阳太后为首的楚系外戚，也未必愿意站在秦王政一边，对抗根深蒂固的秦国宗室和旧贵族。
这就意味着，秦王政势单力孤，无法与秦国宗室和旧贵族对抗，更无法拒绝他们提出的要求。
于是，秦王政做出妥协，下达了逐客令。
此时的秦王政，事实上遭遇了一场逼宫，并亲手切断了秦国的前程，他的内心肯定非常苦恼。如果不能挽救僵局，不仅秦国平定天下无望，秦王政也将被秦国宗室和旧贵族裹挟，重新做回傀儡。
清除嫪毐和吕不韦的行动，成了为他人做的嫁衣裳。
而秦王政的艰难处境，以及其中蕴藏着的巨大机会，被一个人捕捉到了。
此人，便是李斯。
李斯是楚人，曾追随荀子学习帝王术，见楚国不能成事，又西行入秦，进入吕不韦门下做舍人。
拥有“楚人”和“吕不韦门下舍人”两个标签，此次秦国逐客，李斯自然位列其中。
但和其他人不同的是，李斯的学术经历和工作经历，让他得以在秦国权力中心混迹多年，并在旁观秦王政夺权、秦国宗室和旧贵族逼宫的时候，清晰的掌握了秦国的政治局势和秦王政的心思。
于是在临行前，李斯写了一篇文章，呈递给秦王政，取名为《谏逐客书》。
《谏逐客书》的篇幅很长，但重点内容是两层。
第一层是回顾历史，摆事实讲道理——
“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惠王用张仪之计...昭王得范雎...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
李斯用秦国历代先君重用各诸侯国贤才的事实，明确无误的指出，这是秦国崛起的根源，这就是秦国的来时路，这就是秦国的政治正确。
那些秦国宗室和旧贵族要求逐客，其实就是背离了祖宗之法，抛弃了秦国崛起的根本道路，他们都是不忠不孝之徒。
仅凭这几句话，李斯就掌握了斗争的主动权。
第二层是分析形势，展望未来——
“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向西，裹足不入秦，此所谓籍寇兵而赍盗粮者也。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雠，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贤才要的是前程，他们认为秦国有平定天下的可能，方才千里西行出仕秦国。如果秦国都把他们驱逐出去，断了他们的前程，那他们就要回到母国，想方设法和秦国为敌了。
到那个时候，秦国别说平定天下了，能不能保住现在的江山都是未知数。
这些道理，秦王政知道吗？
他肯定是知道的。
那李斯为什么要说？
因为《谏逐客书》就不是给秦王政看的，而是通过秦王政之手，给秦国宗室和旧贵族们看的。这样一来，《谏逐客书》就成为秦王政的有力武器，并可以利用其中的祖宗之法、政治正确、家国兴亡，逼秦国宗室和旧贵族妥协退让。
事实证明，李斯赌赢了。
秦王政收到《谏逐客书》，通读一遍之后，马上就把秦国宗室和旧贵族召进宫里，让他们也来读李斯的文章。但面对文章中的历史事实和现实判断，他们根本无从反驳。
秦王政见状，随即下令废除逐客令，召回各诸侯国的贤才，李斯也凭借《谏逐客书》，正式进入秦国的权力中心，成为秦王政的亲信。
从此以后，李斯逐渐成为各诸侯国贤才的总代表，秦王政则通过李斯，组建起自己的嫡系势力，君臣二人联手制霸秦国，无人可与之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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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余年来，秦国经历了变法、连横、远交、近攻的剧烈变化，不仅开拓出“秦半天下”的广袤疆土，还几乎完全占据中国第二级地理阶梯，犹如泰山压顶一般，俯瞰着函谷关以东的各诸侯国。
当时人就评价说：
“秦为大鸟，负海内而处，东面而立，左臂据赵之西南，右臂博楚之鄢郢，鹰击韩魏，垂头中国。”
秦国纵横海内，必能平定天下，这是天下人的共识。
秦王政站在历代先君的肩膀上，自然渴望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建立旷古绝今的功业。但在秦王政看来，平定天下不能只靠秦军血战，用最小的代价博取最大的战果，才是秦国平定天下的最佳选择。
而要用最小的代价博取最大的战果，就需要谋略和计策。
《资治通鉴》里写道：
“王卒用李斯之谋，阴遣辩士齐金玉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然后使良将随其后，数年之中，卒兼天下。”
《史记·秦始皇本纪》则说：
“大梁人尉缭来，说秦王曰，以秦之疆，诸侯譬如郡县之君，臣但恐诸侯合从，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湣王之所以亡也。原大王毋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秦王从其计，见尉缭亢礼，衣服食饮与缭同。”
虽然这两条史料的核心人物不一致，但内容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以秦国的强盛国力为后盾，分化瓦解各诸侯国的文臣武将，愿意降秦的给与利益，不愿降秦的刺杀性命，最终建立起广泛的降秦统一战线。
等到这个统一战线建立起来，秦国平定天下，便犹如探囊取物一样。
事实证明，这条计策是成功的。
公元前237年，李斯写出《谏逐客书》，秦王政掌握秦国的军政大权，苦心经营七年以后，秦王政便开始出兵灭国——
公元前230年，内史腾灭韩，虏韩王安，以其地置颍川郡。
公元前228年，王翦击赵军，大破之，遂克邯郸，虏赵王迁。赵公子嘉帅其宗数百人奔代，自立为代王。
公元前226年10月，王翦拔蓟，燕王及太子丹率其精兵东保辽东。
公元前225年，王贲伐魏，引河沟以灌大梁。三月，城坏，魏王假降，杀之，遂灭魏。
公元前224年，王翦大破楚师，至蕲南，杀其将军项燕，楚师遂败走。王翦因乘胜略定城邑。
公元前222年，王贲攻辽东，虏燕王喜。王贲攻代，虏代王嘉。王翦悉定荆、江南地，降百越之君，置会稽郡。
公元前221年，王贲自燕南攻齐，猝入临淄，民莫敢格者。秦使人诱齐王，约封以五百里之地，齐王遂降。秦迁之共，处之松柏之间，饿而死。
七年谋划、十年征战，虽然其中出现了“荆轲刺秦王”、“李信伐楚失败”、“王翦求田问舍”等波折，但秦王政发动的灭国大战，终究是顺利完成了。
而做到这一切，建立降秦统一战线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
正因如此，王贲灭魏以后，秦王政才会对魏国的安陵君说：“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许寡人。”
安陵在河南鄢陵县北部，毗邻洧水，田地肥美且位于交通要道，那时是安陵君的封地。秦王政想把安陵纳入秦国的直接管理之下，但他没有用剥夺、没收、杀戮的方式，而是用五百里地和安陵君交换。
安陵做为安陵君的私人财产，安陵君自然是不愿意出让的，于是他命唐雎出使秦国，和秦王政讨价还价。
但即便唐雎在秦王政面前说出“若士必怒，伏尸二人，血流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的话，以刺杀为要挟，秦王政也没有怪罪唐雎，事后也没有追究安陵君。
灭国之后还会出现这种“温情脉脉”的事，根本原因就在于，安陵君是秦王政的统战对象，强行夺取安陵，便会破坏秦王政苦心建立起来的统一战线。
所谓的《唐雎不辱使命》，不过是诸侯文人用个人英雄主义情节，掩盖了秦王政发动的灭国大战的背景，以及天下归秦的缘由。
而在灭韩的那一年，华阳太后薨逝，秦国的楚系外戚失去主心骨，生存环境骤然恶化。数年后，秦王政又出兵灭楚，楚系外戚的母国面临生死存亡。在这样的背景下，昌平君便带着一批人回到楚国，被项燕立为楚王，不久后，又被王翦击败、诛杀。
在秦国活跃数十年的楚系外戚一朝覆灭，秦王政几乎同时完成了秦国朝堂的大一统和天下的大一统。
公元前221年，秦王政奋六世之余烈，目光所及皆为疆土，跪服之人皆是臣民，不禁志得意满，认为自己德兼三皇、功过五帝，于是秦王政从三皇五帝中各取一字，拟定了新的称号，名为“皇帝”。
此外，秦王政以“子议父、臣议君”没有意义为由，废除了周公创制的谥法，规定皇帝世系以数字计算，他做为开天辟地以来的第一个皇帝，便称为始皇帝，后世皇帝称二世、三世乃至万世。
秦王政，自此以秦始皇的名号永载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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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秦国平定天下，周朝的太史儋做过一次预言：“始周与秦合而别，别五百载复合，合十七岁而霸王者出焉。”
早在西周时期，非子为周孝王养马有功，周孝王便将秦地封给非子，命他和子孙世世代代养马，做周朝附庸。因为非子的祖先被舜帝赐姓嬴，故而非子便被称为“秦嬴”。
秦国就此立于西陲，与周合。
公元前770年前后，一部分诸侯国背叛周朝，周幽王死于骊山脚下，其子周平王则在秦襄公等诸侯的护送下离开镐京，东迁洛阳。为了报答秦襄公，周平王便将岐山以西的土地都封给秦国。
这是秦与周别。
到了公元前221年，不仅洛阳周朝被秦国攻灭，周朝分封的各诸侯国也被秦国一一扫平，曾经号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周朝，再无一丝一毫痕迹。
此为周秦复合，算算时间，正好五百余年。
而在那个时间点，泗水郡沛县的一名中年游侠，正在谋求一份稳定的工作，他的名字是刘季。数百里外的相县，项燕之子项梁正在教一名十岁少年读书、习剑，这个少年的名字是项籍。
这两位年龄差距极大的男子，便是太史儋所说的霸王者。
以此来看，太史儋的预言是极其精准的。
正所谓：
百尺竿头望九州，前人田土后人收。
后人收得休欢喜，更有收人在后头。
2024年1月15日，我发布了《古文观止》系列的第一篇文章，《郑伯克段于鄢》，2025年10月14日，我发布了秦灭六国，断断续续的写了将近两年。既然以“郑庄公和武姜母子如初”开始，那就以“秦王政和赵姬母子如初”，结束这个系列吧。
感谢大家两年来的陪伴。
敬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