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国》很“好哭”吗？——爱国主义应该有乐观气质

     知乎上有位H先生这样解读影片《上甘岭》的那首家喻户晓的插曲《我的祖国》：

    “血与火在眼前，战友在倒下；撕扯的伤口隐隐作痛，冲锋号即将吹响。 我再次回想起故乡、童年、亲人，回想起家门口的大河，风吹两岸的稻香。当歌轻轻哼唱完的时候，我知道我也该赴死了。我会带着最美好的念想和期待，最果决而壮烈的死去。 从那以后，大河是我，高山是我，稻香也是我。”

    评论区的画风，不出所料：

    “我快哭了。”

    “这一段短短的话，怎么看湿了眼眶？”

    “看哭了。”

    “被你说哭了，笔给你，你来写。”

    “我每次唱《我的祖国》，唱到中间的时候就会喉咙哽咽唱不下去。”

   ……

   《上甘岭》是一部好电影，《我的祖国》也是一首经典的红歌。可这部电影拍出来，这首歌写出来，决不是为了“听取哭声一片”的。

     这首歌是志愿军战士们刚刚进入上甘岭坑道后不久，在女卫生员王兰的带领下一起唱的。我从来不觉得战士们唱这首歌是为了表达“该我死了”“我要死了”。当然，打仗就要做好牺牲的准备，但我们的战士来打仗，不是为了牺牲，而是为了胜利。

     志愿军老战士何宗光回忆，他曾经因为连续行军，过度疲劳，到达目的地后直接躺倒睡觉，连防空掩体也不挖了。指导员叫他挖，何宗光却满不在乎：“大不了就是让美国飞机把我炸死呗，有什么好怕的？”

     而战士们的这种想法，在指导员看来，表面上是因为过于劳累困顿，但从思想深处分析，则是由于感到朝鲜战争这么残酷，生活实在太苦，认为牺牲反正都是早晚的事，对死无所谓，因此对自己的生命不太重视，对保存自己采取了消极的态度。所以后来部队开展了反对“宿命论”的教育，指导员对战士们说：

     “我们来朝鲜作战，不是为牺牲而来，是为消灭敌人、打胜仗而来。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保护自己，又怎么去消灭敌人呢？敌人是不会自己灭亡的，要靠我们去消灭。当然，打仗枪一响就可能会有牺牲，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我们要努力争取少牺牲或不牺牲又能消灭更多的敌人才对。为了祖国，为了朝鲜人民，大家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不怕死，这是好的。但不能认为到朝鲜作战，就命里注定迟早都会死，因而消极地不珍惜自己的生命。那就错了。要死，到哪里都可以死，又何必非到朝鲜来死呢？这样有价值吗？是我们来朝鲜的真正目的吗？……所以大家一定要不怕疲劳，积极想办法保存自己。为了确保部队的战斗力，为了战争的胜利，绝不允许发生任何无谓的牺牲。每个共产党员要带头挖掩体，还要帮助战士挖掩体保存自己的生命，这是党支部要求你们做的……希望你们要不怕苦，采取积极的态度保存自己，更多地消灭敌人。”（《1950一1953我在朝鲜战场——那年，那月，鸭绿江那边的记忆》 ，长征出版社2011年，第175一I76页）

      由此可见，无产阶级的战士为人类解放而战，为人民胜利而战，不是为寻死而战，为个人表现而战，所以既要不怕牺牲，更要思考如何让自己的生命为战斗的胜利实现出最大价值。逞强斗狠，浪掷生命，不是勇敢，而是鲁莽；认为“不管任务完成与否，只要一死，就能感天动地，流芳百世”，是虚荣心的体现，也是缺乏革命责任感的体现；认为“只要一死，就一了百了，不用再吃苦受罪”，就更是一种怯懦和逃避了。革命战士不但要不怕死，还要和这些貌似“不怕死”实则是缺乏革命坚定性的不健康倾向进行最坚决的斗争——这才是无产阶级军队的生死观与战争哲学。

     电影《上甘岭》的深刻思想内涵，正在于它表现了这样的战争哲学，表现了我们的指战员是如何克服种种困难、纠正种种错误认识，实践这一战争哲学的：

     部队放弃上甘岭表面阵地进入坑道后，战士们受不了“被敌人打退钻进洞子”“被敌人踩在脚下”的窝囊气，吵着要冲出去拼命，把阵地夺回来。连长张忠发喝止道：“嚷什么？上级叫咱们进坑道，怎么打，自然会有安排。这是一个新的斗争。”

     张连长带一个战士趁夜钻出坑道，炸掉了敌人两个地堡，回来却受到了党支部的批评，因为一个指挥员不顾自己的指挥责任，不经讨论和请示，就这么做，是无组织无纪律，擅离职守。

     坑道里的战士们极度干渴而身体衰弱，张连长决定组织人下山抢水。问题是抢水本身就需要人有体力，而大家早因为干得分泌不出唾液而吃不下任何东西了。这样下去，大家当然只能像H先生说的那样，去“从容赴死”，去“托体同山阿”了。然而，难道革命战士就甘心如此下场吗？

     决不。所以，张连长鼓励大家：“要吃东西啊，同志们！我们为了生存，为了把斗争坚持下去，一定要吃东西！”接着，他带头干啃、干咽压缩饼干，并与大家分享“干吃”的体验：“吃吧。头一口困难些，第二口就好多了！”

     从这些情节中你会发现，对这些钢铁战士们来说，“不怕牺牲”根本就不是问题，他们从来不需要靠这个来自我感动，也不会将这一点挂在嘴上念叨。真正需要他们全神贯注反复研究的，是如何克服一切困难（有些困难可能比死还难受），完成任务，如何更有效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夺取战斗的胜利。

     理解到这一层，你是否会感到一种更为深沉的震撼呢？是否会感到H先生那一段寻死觅活的“内心戏”以及那些动不动就“哭”的评论，不但浅薄得可笑，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志愿军战士们的亵渎呢？

     1991年的影片《大决战·淮海战役》中，得悉黄维兵团要集中4个主力师从6纵方向突围，刘、陈、邓首长将6纵政委杜义德找来谈话，问他们准备怎么办。杜义德表示：“我个人早就准备好烧我的铺草了！”邓小平打断了他：“我没问你个人怎么长怎么短！我是问你们部队怎么样？能不能守得住阵地？”

     电视剧《刘邓在平汉前线》中，邯郸战役前夕的誓师大会上，干部战士们纷纷上台表示准备好了牺牲，并将遗书遗物托付给战友。这场面大概又会让H先生等文青们感叹“泪目”“好哭”。但邓小平却感到这种情绪、这个氛围不太对头，于是他上台讲话了：

    “同志们刚才表达了不怕牺牲的决心，很好。但我们首先要搞清一个问题：我们来革命，来打仗，到底是为了死，还是为了活？如果是为了死，那就不需要革命，不需要拿起枪杆子，反动派随时都能让我们死。所以照我看，我们打仗不是为了死，而是为了活，为了老百姓，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也为了我们自己更好地活！同志们，让我们把死亡留给敌人吧，我们要争取的是人民的解放，是光荣的胜利！”

     军队是在打仗，不是直播“死亡秀”赚眼泪。而在唯物主义者看来，在打仗的时候一天到晚琢磨怎么死，能死出什么样的“美感”“悲壮感”，不但不是勇敢，反而是一种悲观主义、失败主义的体现，是因为没有或不愿意科学地分析形势，扎实地做好工作，是因为不相信自己能够完成任务，能够战胜敌人。这种心理蔓延开来，对战斗是极为不利的，所以邓小平同志不愧是优秀的政委、大师级的思想政治工作者，无论对杜义德这样的高级指挥员，还是对基层的干部战士，他都要求少想“怎么死”，多想“怎么活”“怎么打”“怎么赢”。部队的士气、作风，不仅体现在“不怕死”，更要体现在“有信心”“有办法”“能打胜”。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是为了“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而决不是为了“表现自我，感动敌人”。所以我军战前动员的最后一句话，从来不是“同志们有没有决心去死？”，而是“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完成任务？”

     这是一种真正的强者的哲学，也是无产阶级军队的英雄本色。

     与之相反的则是拿那种“伪崇高”“伪悲壮”来自我感动乃至自欺欺人的弱者哲学。

     在《故事新编·非攻》中，在楚国即将入侵宋国的危急关头，墨子的学生曹公子不去切实准备抗敌，却对着一帮人大喊：“我们给他们看看宋国的民气！我们都去死！”

    墨子很不以为然，后来对另一位学生管黔敖说：“昨天在城里听见曹公子在讲演，又在玩一股什么‘气’，嚷什么‘死’了。你去告诉他：不要弄玄虚；死并不坏，也很难，但要死得于民有利！”

    不得不说，鲁迅先生真是目光如炬——要不怎么叫“大思想家”呢？

    《非攻》写于1934年。当时，日本侵略者得寸进尺，步步紧逼，中华民族面临危急存亡之秋。3年后，全面抗战爆发，而中国果然出现了鲁迅笔下“曹公子”式的人物。

     这个人就是汪精卫。

     在芦沟桥事变后，汪精卫一度成为一个狂热的“主战派”。然而你仔细看看他那时的言论，中心就是曹公子那五个字——“我们都去死”：

    “中国今日已到了最后关头，最后关头一到，只有牺牲到底。”

     “牺牲两个字是严酷的，我们自己牺牲，我们并且要全国同胞一起牺牲。因为我们是弱国，我们是弱国之民。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我们要使每一个人，每一块地，都成为灰烬，不使敌人有一些得到手里，这意义诚然是严酷的，然不如此，则尚有更严酷的在后头，质而言之，我们如不牺牲，那就只有做傀儡了。”

    “所谓抵抗，便是能使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为抵抗侵略而牺牲。天下既无弱者，天下即无强者，那么我们牺牲完了，我们抵抗目的也达到了。”（参看朱宝琴《日本侵华与汪精卫的认知和应对——以九·一八到八·一三为中心的考察》，《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11月，第28页）

    学者指出，汪精卫所狂热鼓吹的“牺牲”，并不是为了民族的生存，作积极的抵抗，而是认定中华民族根本不具备抵抗日本侵略的能力，只能作绝望的自焚，只能作悲切的殉道。因为在汪精卫的眼里，日本侵略步步进逼下的中国，只能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当傀儡，一条是牺牲。（同上）汪精卫并不相信抗战可以胜利，所以抗战的唯一意义就是牺牲，或者说向别人证明我们不怕牺牲。因此，汪精卫的“牺牲”论，与其说是坚定的抗战态度的表达，不如说是民族失败主义的前期症状。

     为什么说是“前期症状”呢？因为后期马上面临一个问题：如果抗战只是为了牺牲，为了证明我们不怕牺牲，那么当我们已经付出了重大牺牲，已经“证明”了自己不怕牺牲之后，还要不要继续坚持抗战呢？

     答案自然是“不要”了，因为打的目的既然已经达到，继续打，当然已经没有意义了。那下一步当然就是要“和”，也就是妥协、投降。

     用“战”证明了我“不怕死”“不是软骨头”之后，下一步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大义凛然”地投降或者叫“曲线救国”了——汪精卫之流民族失败主义者的逻辑都是如此清奇又丝滑的。前线抗日军民的鲜血与生命，竟然成了他们“爱国人设”的包装，卖身投敌的借口和筹码。

     民族失败主义的“后期症状”，或者说最终归宿，就是投降主义。

     所以我们必须剔除混杂在爱国主义话语中的“伪崇高”“伪悲壮”杂质，批判其中的悲观主义、失败主义倾向，并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弘扬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和革命乐观主义。

     志愿军是“最可爱”的人，还是“最可怜”的人？

     希望那些喜欢“泪目”“好哭”的人好好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