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空军换帅：威尔斯巴赫如何适配特朗普强军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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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空军换帅：威尔斯巴赫如何适配特朗普强军路线？ 

作者：徐秉君（华语智库高级研究员、新华社瞭望智库特约军事观察员）

根据国会通知，特朗普提名Kenneth S. Wilsbach上将担任空军第24任参谋长。

2025年9月30日，特朗普政府突然宣布提名空军作战司令部司令肯尼斯·S·威尔斯巴赫担任美国空军第24任参谋长，接替提前两年退休的戴维·奥尔文。这一人事变动正值特朗普对美军高层展开大规模清洗之际——自2025年1月重返白宫以来，他已解雇包括参联会主席查尔斯·布朗、海军作战部长莉萨·弗兰凯蒂在内的11名四星上将，并召集全球800余名现役将官返回本土“效忠测试”。威尔斯巴赫的提名不仅标志着战斗机飞行员传统势力的回归（此前13任空军参谋长中11位为战斗机飞行员），更凸显了特朗普政府将空军战略重心转向“大国竞争”尤其是印太地区的决心。美国空军协会主席伯特·菲尔德直言：“在印太地区军事化的关键阶段，威尔斯巴赫的太平洋经验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空军部长Troy E. Meink博士对Wilsbach应对所有这些挑战的资质表示赞赏。

一、提名背景：特朗普的“军方大换血”与威尔斯巴赫的“政治正确”

特朗普的人事调整绝非偶然。2025年10月，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匡提科基地会议上明确提出“改革指挥链冗余”，要求将部分四星将军降级为三星，并合并重叠司令部。这一激进改革的核心目标是削弱军方官僚体系对总统意志的制衡——而威尔斯巴赫恰恰符合特朗普对“忠诚与效率”的双重要求。

威尔斯巴赫履历背后的战略契合度为他敲开进入五角大楼的门。尤其是威尔斯巴赫的职业生涯与印太战略深度绑定，成为他的竞争优势：他曾担任太平洋空军司令，统辖驻韩、日、阿拉斯加的美军空中力量，并主导过“敏捷作战部署”（ACE）概念的实战化测试。特朗普在2025年《国防战略报告》中明确要求“将60%海军舰艇和50%空军战机部署于印太地区”，而威尔斯巴赫主导的“敏捷作战部署”（ACE）概念，正是为了实现“在第一岛链分散部署、快速响应”的战术目标。2025年5月，他在华盛顿闭门会议上直言，若中国对台动武并划设禁航区，美军“必须击沉中方军舰以切断登陆能力”。这一言论与特朗普政府“对华强硬优先”的路线高度一致。

特朗普的这一提名强化了对“政治不正确”的清洗，也揭示了前任空军参谋长奥尔文被提前退休的深层原因。奥尔文的“意外退休”实则与政策分歧直接相关。他推动的“可部署作战联队”计划要求整合多军种资源，被特朗普视为“削弱总统指挥权”的隐患。而威尔斯巴赫在空军作战司令部（ACC）任内，曾以“战备标准下降”为由发布备忘录，要求全面审查部队纪律，这种铁腕风格深得特朗普赏识。

特朗普的人事调整绝非偶然，其核心目标是削弱军方官僚体系对总统意志的制衡，而威尔斯巴赫恰恰符合特朗普对“忠诚与效率”的双重要求。2025年10月，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匡提科基地会议上明确提出“改革指挥链冗余”，要求将部分四星将军降级为三星，并合并重叠司令部，这一激进改革与威尔斯巴赫的铁腕风格形成呼应。

Wilsbach的任命恢复了战斗机飞行员担任空军最高职位的悠久传统，而Allvin是一名运输机飞行员。在过去13任空军参谋长中，有11人是战斗机飞行员。

二、政策倾向：战备优先、印太聚焦与“去奥尔文化”

特朗普政府对美军官僚体系“冗余低效”的不满由来已久，而威尔斯巴赫对奥尔文“重新优化”计划的否定，恰好契合了特朗普“精简指挥链”的改革方向。从威尔斯巴赫的政策主张来看，可概括为“三大逆转”：推翻奥尔文的改革遗产、强化对华军事威慑、重塑空军战备体系。

首先是叫停“重新优化”，由“体系整合”转为“单一军种优先”。奥尔文任内推动的“综合能力司令部”“国际指挥控制中心”等跨军种协作机制，被威尔斯巴赫批评为“资源浪费”。据《太空与航空部队》报道，他明确反对“可部署作战联队”计划，认为该模式“削弱了空军对战术资源的直接控制”。这一立场与特朗普政府“军种权力集中化”改革高度契合——五角大楼2025年新版国防战略已将“保卫本土与西半球”列为优先任务，取代“大国竞争”的全球布局。

其次是提升战备率与威慑力。作为战斗机飞行员出身的将领，威尔斯巴赫极度重视装备战备状态，并积极推进针对中国的B-21轰炸机与“分布式杀伤链”部署。2024年2月接任ACC司令后，他立即建立“月度机队健康汇报”制度，要求F-35机队任务能力率从65%提升至80%。在战略武器领域，他力主加速B-21“突袭者”轰炸机的部署，声称该机型“能穿透中国防空网并摧毁东风导弹发射车”。米切尔研究所数据显示，美军当前LRASM反舰导弹库存仅56枚，威尔斯巴赫已要求国会追加20亿美元采购预算，以确保“在台海冲突中撑过第一周”。

三、美空军的核心战略挑战：规模、技术与预算的三重困境

然而，威尔斯巴赫接手的空军正面临冷战以来最严峻的能力危机。米切尔航空航天研究所2025年9月报告认为，今天的美国空军是其历史上规模最小、装备最老、战备最差的时期。报告通过对比冷战巅峰时期（1987年）与当前的空中力量，指出美国空军在战斗机数量、轰炸机规模、训练水平和盟友协同能力上已全面落后于潜在威胁，并滞后于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进程。如美军现役战斗机仅1184架，较1987年减少39%，而中国空军同期增长47%；轰炸机平均机龄达46年，任务能力率暴跌至52%。这使得其在全球战略竞争中的优势逐渐丧失，不仅威胁到其在潜在冲突中的作战能力，也可能动摇美国全球霸权的根基。

技术层面的困境尤为突出：一方面，现有装备体系陷入“老旧化与未完成现代化并存”的尴尬。F-35机队因软件缺陷导致Block 4版本延期交付，KC-46加油机的远程视觉系统故障尚未彻底解决，T-7教练机的机身结构强度问题迫使试飞暂停，这些“烂尾项目”占用了空军35%的装备维护预算。另一方面，未来技术布局面临“断代风险”：六代机（NGAD）项目因单价突破3亿美元被迫搁置，B-21轰炸机虽已进入量产准备阶段，但隐身涂层维护成本超出预期30%，而“协同作战飞机”（CCA）无人机的AI协同算法仍无法满足复杂电磁环境下的实战需求。更关键的是，奥尔文时期推动的“国际指挥控制中心”因威尔斯巴赫的反对被取消，导致跨军种数据链标准不统一——目前空军的Link 16与陆军的一体化战术网络（ITN）存在23%的指令延迟率，严重制约联合作战能力生成。

预算争夺战进一步加剧了技术困境。特朗普政府对太空军的倾斜令空军资源被严重挤压：2025财年太空军获得180亿美元拨款，较上年增长25%，而空军“武器系统维持账户”缺口达13%，导致F-22因发动机短缺停飞。同时，空军征兵标准降至“20年最低”，2024年飞行员训练淘汰率仅0.27%，较80年代的20%大幅放宽，技术人才的匮乏直接影响了新型装备的操作与维护效率。

AFA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退役中将Burt Fiel认为：dWilsbach在各个层面展现出的领导才能、战略眼光、在太平洋战区的丰富经验，以及他对空战司令部和太平洋空军的指挥能力，为这项重要任务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四、威尔斯巴赫时代的空军向何处去？

威尔斯巴赫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很荣幸被提名担任下一任空军参谋长。我非常珍惜大家对我的信任和信心。如果获得确认，我将加强我们的战士精神，打造一支更具杀伤力的部队，随时准备保卫我们的国土，并威慑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对手。”他的提名预示着美国空军战略将出现深刻转向，具体体现为三个方面的重大调整。

在战略布局上，空军正从奥尔文时期的“全球分布式存在”收缩为“区域聚焦式威慑”，核心是将资源与力量向印太战区倾斜。特朗普政府新版国防战略要求将60%空中力量部署于印太地区，威尔斯巴赫上任后重点测试B-21轰炸机与“民兵-3”洲际导弹的跨域协同打击能力，同时推动驻日嘉手纳基地、关岛安德森基地的弹药库扩容与跑道硬化工程，强化“第一岛链”快速响应能力。这与奥尔文时期“全球热点同时应对”的理念形成鲜明对比——后者推动的“可部署作战联队”因需兼顾多战区被批“资源分散”，现已被搁置，资源转而集中投向印太方向的基地建设与联合演训。

人事体系正经历“忠诚度优先于专业性”的重塑。继参联会主席布朗因“对大国竞争执行不力”被解职后，威尔斯巴赫被要求对空军中将以上官员开展“政治审查”，核心标准包括对特朗普“对华强硬”路线的支持度、对印太军事化的推进力度。据《政治报》披露，至少3名太平洋空军高级将领因“台海局势主张‘谨慎威慑’”被贴“对中国威慑不足”标签，提前退役；继任者多为其嫡系，如曾主导“敏捷作战部署”概念的第十八联队前司令马克·凯利少将。这种人事清洗虽强化总统意志执行力，却引发五角大楼对“军事政治化”的担忧——空军战争学院教授约翰·肯特指出，“当晋升标准从‘战场表现’转向‘政治表态’，专业军官或陷入‘沉默螺旋’，长期损害战备决策科学性”。

更深层矛盾体现在资源分配领域，空军与太空军预算博弈白热化。2021-2025年，太空军预算从153亿美元增至294亿美元（增幅92%），而空军装备采购经费下降12%，导致F-35 Block 4升级、“协同作战飞机”（CCA）无人机量产等项目资金缺口。威尔斯巴赫在参议院听证会上强硬表态：“若B-21轰炸机2026财年采购预算被削减，将暂停对太空军‘天基预警系统’的维护支援”——这直指太空军对空军基础设施的依赖（美军70%太空发射场、卫星地面站由空军管理）。这种博弈本质是军种利益对特朗普强军路线的“再适配”：太空军代表“未来战争形态”，空军则试图通过绑定印太实战需求，重夺资源分配主导权。

总体而言，威尔斯巴赫时代的空军转向，既是对特朗普“大国竞争+军种集权”诉求的响应，也是传统军事体系在预算、技术、战略压力下的被动调整。其成效取决于能否在“区域聚焦”中平衡战备与现代化、在人事重塑中维系专业底线、在预算博弈中为核心装备项目争取空间——背后是美国空军在“维持全球霸权”与“应对大国竞争”间的艰难取舍。

结语：美空军改革的关键与印太军事化风险

威尔斯巴赫与特朗普强军路线的契合，本质上是“战术执行者”与“战略决策者”的双向选择：特朗普需要一位既能强化战备、又能推动印太军事化的铁腕将领，而威尔斯巴赫的履历与政策倾向恰好满足这一需求。然而，这种契合也暗藏风险——过度强调“单一军种优先”可能加剧军种对立，战备指标的“唯数据化”可能忽视长期现代化，而对“传统领导力”的回归则可能延缓美军人才结构的多元化。

威尔斯巴赫的提名预示着美空军进入“鹰派主导”的战略收缩期：一方面，他的战备优先理念或能缓解战备能力下降危机；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的“军种权力洗牌”可能加剧内部混乱。米切尔研究所警告，“若空军在2027年前未能平衡战备与现代化，将在大国竞争中陷入‘短期能战却长期落后’的困境。”威尔斯巴赫的任期，或将成为检验特朗普强军路线“效率与代价”的关键试金石。

对于全球安全格局而言，威尔斯巴赫的上任意味着印太地区军事化提速。他主导的“远程反舰导弹+分布式基地”战略，与中国“区域拒止”体系形成直接对抗。正如美国空军协会主席菲尔德所言：“威尔斯巴赫的经验是一把双刃剑——它可能带来威慑，也可能点燃火药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