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至少值五个诺贝尔经济学奖

1）1895年，诺贝尔奖创立时，中国正经历着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130年来，中国人获得诺贝尔奖的屈指可数，这成为很多国人心中的一个痛。

2）我一直说，对于诺贝尔奖，我们要辩证看待。长期以来，诺贝尔三个自然科学领域的奖项——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具有一定的客观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涵盖人类在这三大自然科学领域内的进步；但是，诺贝尔文学奖、和平奖，长期以来都带有鲜明的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色彩，体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偏好、政治倾向和外交立场，甚至成为西方国家干预其他国家内政的工具和抓手。此外，1968年设立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要作用就是表彰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组织和参与评选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几乎都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的“门徒”和“粉丝”，他们甚至可能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就是人类经济学理论的全部，他们对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以外的经济实践和经济学理论探索，抱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傲慢和拒不承认的顽固。这几年，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因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陷入混乱和衰落，自身也日益缺乏解释力、说服力和影响力。诺贝尔经济学奖无论授予哪些西方经济学理论和哪些西方经济学家，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现实困局。结果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越来越只能授予一些二流甚至是三流的西方经济学家，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3）这几天，正值2025年诺贝尔奖各项奖项公布之际，其中，诺贝尔经济学奖将在10月4日公布。我可以断言，在诺贝尔经济学奖继续忽视中国实践和中国理论的背景下，今年无论哪几个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些人的理论贡献和现实影响力从宏观视角看都不值一提。过去四十多年，全世界最激动人心的经济学实践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其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理论成果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四十多年来，任何一种西方经济学理论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相比，无论是影响力还是有效性，都显得相形见绌。

4）瑞典皇家科学院主导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评选，带有先天性的意识形态偏见。长期以来，那些深受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影响的专家和学者等，想当然地几乎只从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寻找潜在的获奖人选。他们对非西方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缺乏了解、更缺乏尊重，他们更缺乏一种学者对一切真理本应该拥有的开放心态。甚至，他们由于受到冷战时期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在意识形态方面尖锐对立的影响，他们还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为“洪水猛兽”乃至“异端”，他们自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的最新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同样抱有深深的偏见。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苏东剧变更是强化了他们持有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才是全人类唯一正确的经济学理论”的错误认知。

5）伟大的理论必然来自伟大的实践。既然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是过去四十多年来全人类发生的最伟大经济实践，那么，过去四十多年全人类最伟大的经济学理论必须构建在这一伟大实践的基础之上。任何其他经济学理论，固然有其部分积极价值，但相对于构建在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基础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都显得重要性不足。

6）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主导和参与评选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那些人，能够睁开长期以来他们被意识形态偏见和学术固执所蒙蔽的双眼，能够客观、公正、理性地看待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至少值五个诺贝尔经济学奖。

7）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解决了市场和计划历史上的“二元对立”问题，这完全配得上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中国成功实施改革开放之前，无论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理论还是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看待市场和计划这两种资源配置方式方面都存在严重缺陷，二者的共同错误在于，都将市场和计划这两种资源配置手段误认为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最终形成了“资本主义只能要市场、社会主义只能要计划的错误认知。而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创造性地提出，市场和计划只是一种资源配置手段，并非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资本主义可以有计划，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这一理论突破现在看起来再寻常不过，但是，在三十四年前，这却是一种惊人的思想大解放。也正是因为突破了这一思想误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才真正得以建立，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才彻底摆脱了传统意识形态的理论桎梏，才开始在实事求是原则的指引下跋山涉水，迎来了日渐开阔的局面。

8）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了“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概念，这同样值得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资本主义从诞生之初，就有摆脱封建王权束缚的强烈需求，这导致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强烈反对政府干预，最后，这一政治偏好转变成了鼓吹市场万能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理论。在1929年到1933年的“大萧条”后，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理论的局限性和破坏性显露无疑，主张政府积极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登上历史舞台，这一理论不仅帮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走出了“大萧条”的困境，也在战后创造了一段不短的繁荣期。但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期陷入“滞胀”，凯恩斯主义声名扫地，鼓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理论登上了大雅之堂，尤其是在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的吹捧下，以哈耶克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成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最新、最时髦的经济学理论旗手。我们可以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是哈耶克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大资产阶级的赞助下，为资本主义续命的理论之作。哈耶克在鼓吹极端个人自由、反对政府管制方面，看似代表了全体民众的利益，实际上他依然是大资产阶级在主张极端个人自由、反对政府管制方面的代言人。现在，很多人看了哈耶克的只言片语就觉得“甚合吾意”，这实际上是一种非常肤浅、非常幼稚的看法。哈耶克鼓吹的极端个人自由，绝对不是属于全体民众的自由，而是仅属于大资产阶级的自由。我们甚至可以说，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民众只有被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的自由，而没有实质性的政治和经济自由。恰恰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人提出，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决定性作用，同时，也要看到众多市场扭曲、市场失灵的情况，进而要充分发挥政府的前瞻性、战略性和引导性作用。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大规模开展基础设施建设、为扶持众多新兴产业发展加强规划和引导，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今天，中国在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光伏和风力发电等方面取得了全球领先的成绩，这跟中国不断发挥“有为政府”的积极作用密不可分。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资产阶级那种不要任何政府管制、只要大资产阶级为所欲为的诉求，是一种非常自私的、非常狭隘的想法，其最终的结果就是，在美国，越来越多的大资产阶级可以富可敌国，但是，整个国家却出现了产业空心化、经济脱实向虚等问题，最终，由于社会贫富分化不断加剧、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民粹主义在这些资本主义国家沉渣泛起，甚至有朝着法西斯主义转变的风险。

9）第三，中国在脱贫攻坚方面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成果，同样值得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改革开放以来，数亿中国人历史性地摆脱了贫困状态，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减贫实践。中国在实施脱贫攻坚战略时，发挥了党和政府的主导作用，并调动全社会广泛参与，在经济不断发展和政治保障有力的基础上，中国的减贫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10）此外，中国提出的“共同富裕”、“两山理论”等，同样各自都值得获得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

长期以来，很多中国经济学家，其实主要是西方经济学家，更准确地说，他们是研究和信奉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的专家。由于苏联和中东欧的社会主义探索失败，加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其优越性的发挥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很多中国经济学家对基于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总结伟大的经济学理论，缺乏信心、缺乏自觉。他们不仅缺乏自信，甚至还会错误地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终极目标就是“全盘西化”；或者，当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与他们熟悉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出现矛盾和冲突时，他们不是与时俱进，调整自己的认知和观念，而是固执地认为，“是中国错了”。说到底，这就是西方思想殖民在经济学理论领域的具体体现。

值得一提的是，林毅夫教授在新制度经济学的框架下，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做了部分理论总结，为后发国家基于本国资源禀赋，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之路，提供了基于中国经验的借鉴和参考。这同样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级别的理论贡献。

今天，中国社会对于思想殖民的根源和危害已经有了充分的认识，社会科学的从业者，从迷信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学家到迷信西方新闻传播学理论的记者等，都需要主动完成对思想殖民的“戒毒疗程”。

不管主导诺贝尔经济学奖评选的那些人是否有眼光、有心胸、有格局真正将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中国人，这都无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伟大性。

与此同时，如果主导诺贝尔经济学奖评选的那些人继续抱残守缺，让这个奖项沦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家自娱自乐的“后花园”和“自留地”，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耻辱和损失，跟中国无关。

中国国内那些“奥地利学派”的徒子徒孙、那些哈耶克的“粉丝”，如果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这座“金山”却视而不见，继续可怜地、执着地“言必称西方”，他们只会把自己活成西方思想殖民影响下的“瘾君子”，他们只会把自己活成历史和时代的笑话。

一家之言，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