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滴，走了一条没那么好走的路

这是一个方向盘上的中国。

当工厂的流水线渐次沉寂，当写字楼的电梯不再拥挤，有一群人，握紧了方向盘，驶入城市的脉络。

他们曾被称为“师傅”，如今有了一个新名字：网约车司机。

45岁的李军（化名），便是一个例子。

在老东家手机摄像头厂关门的那一刻，他不是没想过离乡求职。

但再度安家意味着高昂的成本，妻子和读高中的孩子也难以随行。

更现实的是，招聘需求早已迭代，新一代模组封装技术，他只勉强“沾点边”。

而对专业技术员来说，“差一点”就意味着进不了生产线。

冷静思考后的他，握起了方向盘，开起滴滴。

每天早上7点，他准时上线，如同过去站在生产线前一样准时。

不同的是，这一次，他面对的不再是机器，而是整个城市的出行需求。

月收入徘徊在七八千到一万之间，虽不及当年工厂旺季，却接住了房贷、车贷和孩子的学费，撑住了一个普通家庭的日常。

这不是李军一个人的故事。

据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调研，77%的网约车司机是在失业后转入这一行，62.8%是家庭唯一的就业人员。

他们中有退伍军人、毕业大学生、制造业工人、个体经营者……

在产业转型与经济波动中，网约车成了一条低门槛、高弹性、能快速兑现劳动的就业缓冲带。

但这条“缓冲带”，正承压前行。

开网约车，还会是一门好营生吗？

一辆车，一部手机，撑起一个家——这是很多网约车司机的真实写照。

《网约车司机就业图景与职业表现（2025）》显示，在网约车司机、外卖员、货车司机、快递员、制造业普工、建筑工等六类典型蓝领职业中，网约车司机月入7623 元，位列第二，仅次于货车司机。

其中一线城市日均上线8小时以上的司机，平均月收入可达11557元。

相比之下，麦可思数据显示，2024届本科毕业生在一线城市的月收入，也只能达到7885元（全国本科平均：6199元）。

因此，凭借“即时结算、按劳取酬”的机制，网约车已经成为许多家庭应对失业风险、平滑收入波动的重要依托。

然而，网约车司机收入的背后，虽能托底家庭日常，却未必覆盖得了职业尊严与可持续性之间的全部命题。

根据“十一万路口”在今年夏天历时三个星期的“草根调研”，发现北京算是网约车行业“天花板”，北京有经验的网约车司机月流水可达2.4-2.5万，普通水平维持在万元以上，代价同样是维持较高强度的工作。

但非所有城市都叫“北上”。

在深圳，有快车司机跑12小时日流水约500元，扣除电费和4000元车租，月入8000。

广州车租近两年从5000多跌至3000甚至2000档，实际到手也与出租车相差无几，七八千徘徊。

于是司机们感慨“越来越难赚”，《南方周末》在9月12日滴滴组织的一场司机评审会上，记录下这些声音：“我愿意吃苦，我不怕熬夜，可是不挣钱，到底是谁的问题？”

司机不解的背后，说穿了，还是那句“时代的一粒沙，落到了个人身上”。

一面，是急速膨胀的司机数量。

交通运输部的官方行业数据显示，2020年底，全国共有214家网约车平台拥有经营许可证，发放289万本网约车驾驶员证。

到2024年10月，持证平台来到362家，驾驶员证748万，分别暴涨了69%和159%。

这样的情况在今年得到加速，据央视新闻6月报道，今年4月以来，滴滴网约车全国招募新司机超过77万名。

一面是平缓的订单增长。

中研网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日均订单量仅增长8%。

僧多粥少下，地图类流量平台压价、聚合大量不符合准入门槛的司机抢单等乱象，不断摊薄司机收入。

激烈竞争之下，情绪也在撕裂：乘客抱怨“司机不开空调”“车内环境差”，司机则因收入下降而满腹怨气。

一些抱怨平台抽成高，收入低的司机们，甚至试图要求平台提高单价，以保证司机收入。

比如《南方周末》提到，曾做经销商风生水起的王哥，在2024年公司破产后，进入网约车行当。

这次滴滴开放日司机评审会上，他提到：“能不能几个平台坐在一起聊聊，一块涨涨价？”

但是他们或许忽略了：且不说《反垄断法》的规定，网约车作为新就业形态，这几年正承受来自多个行业失业人群的冲击。

在智能手机和导航普及的今天，会开车就能入行——这条就业缓冲带，压力正在持续增大。

如何让司机重新拥有“体面的收入”？如何让平台实现健康盈利？如何让乘客持续享受优质服务？——这道题，需要所有参与者共同回答。 

司机要收入，乘客要性价比，平台要可持续，实际上，这是一个典型的“不可能三角”。

拿主要出行平台的财报来说：

滴滴，2023年开始逐步有微薄的利润，到2024年，滴滴中国出行净利润率为3%。

这样的净利润率，远比不上阿里、腾讯这类互联网大厂。

曹操出行近年来的营收虽有增长，但亏损幅度依然惊人，2021年至2024年，其四年累计亏损高达82.41亿元，至今没有扭亏为盈。

全球巨头Uber，从2017年到2022年，6年时间，同样累计亏损了288亿，且单位是：美元。

网约车司机感叹收入不易，为何平台盈利，也这么难呢？

本质上，他们走的是一条“既要又要还要”的路：平台提升用户体验、巩固自身护城河、承担社会责任扩大就业容量，都需要容纳更多司机，可司机越是增多，赶上乘客消费欲望下降，就越要提供具有性价比的产品刺激消费，而刺激消费的同时，又不能让运价低到挫伤司机积极性。

这种生态的复杂，如同外界常常诟病的“抽成”，那同样是一本复杂的经济账。

比如国内头部平台滴滴，2024年所有订单平均抽成比例为14%，远低于外界感知的20-30%。

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的抽样调研也显示，抽样滴滴司机的月抽成中位数为18.8%，多数在18%至20%之间。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相关团队最新的调研，实测的全部滴滴司机月度平均抽成15.3%，九成司机月均抽成低于20%。

这样的抽成比例在全世界来看算什么水平呢？

根据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庄家炽接受《南方周末》采访的说法，他调研过世界各地的网约车平台抽成，“Uber是30%左右，欧洲本土网约车平台的抽成在18%左右，滴滴算是中下水平”。

不仅如此，清华大学的调研发现，抽样的768位滴滴司机中，超三分之一的司机误认为月均抽成高于25%，但实际上，他们中仅有1人月均抽成超过25%，有32位司机的月均抽成比例为负值——即司机实际收入超过了乘客的实际支付。

北京的刘师傅，曾经送过外卖，因风吹日晒和时间压力大从两年前改跑网约车。他在问卷中填写滴滴抽成在26%-29%，但实际上，他6月的抽成是-14%。

来自西安的孙磊师傅也出现了“负抽成”的情况，他在第三期滴滴开放日司机评审会现场分享了自己的真实订单：8月份单数482，抽成比例6.9%；9月份截至12日，92单，抽成比例负0.8%。

“负抽成”从何而来？

原来，滴滴的抽成其实是供需的结果呈现，一旦供需失衡，平台常通过发放优惠券或司机奖励进行调节，低抽成、负抽成由此出现。

这套系统可以理解成通过抽成形成“水库”：水多储水，水荒放水，平时还要修坝养鱼。

滴滴除把抽成用于司乘补贴和供需调节，还有很大一部分用于技术研发、系统维护、保险理赔、合规税收等。

这套类水库模式的优点是可以高效解决供需和保障，形成可持续性生态，悄悄托举了千万人就业、完全重塑了打车体验，但缺点是理解成本较高，容易给人黑箱的感觉，不被信任时就会背上黑锅。

事实上，抽成并非利润。

除了司乘补贴，滴滴的“司机保障计划”，也包含了很多细微场景的支出：

比如车费垫付，从2016年上线，每年要为司机支付数亿元乘客逃单的车费；

比如淡季无单赔，对长时间没单的司机，平台会自动推荐接单概率较高的路线，如果最终无单平台会做出补偿；

还有各类安全保障、商业养老、家庭医疗、高温补贴、极端天气误工保障等等，总计37项，很多都是已经持续投入多年的项目。

这看似简单的动作，背后是庞大的调度和持续的资金投入，也正是滴滴选择“重运营”模式的缩影。

一方面，在“司机要收入，乘客要性价比，平台要可持续”的不可能三角里，滴滴最有可能解题，是因为它以技术领先、规则完善、产品丰富，以及规模效应，能够挖掘更多效率优势，而且，它直接服务司机和乘客，没有聚合平台的层层折损，它的运营成本控制得更低。

但另一方面，头部平台的社会责任和规范要求，让它的一些成本又比别的平台更繁重，比如持续每年数十亿投入的安全体系，比如上面介绍的滴滴司机保障计划，林林总总，也不可能是一笔小投入。

一头削减成本，一头增加成本，最终，是一个抉择和平衡的问题。

截止2024年底，滴滴全球年活跃用户 6.77 亿，全球年活跃司机数 3200 万。

庞大的用户量和就业规模，让人看到网约车早已不是一门“快生意”，而是中国城市出行的基础设施，是千万家庭的就业托底。

这样的背景下，滴滴没有选那条轻松的“信息平台”之路，反而越走越重。

某种程度上，这映射出中国服务业升级的深层逻辑：真正的服务，无法轻装上阵，而是必须建立在坚实的基础设施和完善的保障体系之上。

滴滴自2018年开始，逐渐建立起了庞大的运营体系，不仅自建司机服务体系、培训机制、安全标准，还通过自营＋合作伙伴的方式，开始结硬寨、打呆仗，在全国各地建设线下司机服务点、滴滴车站、各类保障车队，等等。

据此前《晚点LatePost》报道，滴滴中国网约车团队雇佣了近 1 万名员工，其中技术开发、总部运营等团队规模约 3000 人，负责安全、司机管理、区域运营相关的员工数量约 7000 人。

如此种种，滴滴，正从“平台”，蜕变为每日服务于数千万乘客和司机群体的“基础设施”。

相比之下，以聚合模式为代表的轻平台虽快速扩张，却衍生出层层转单、提现困难、投诉无门等问题。

抽佣不透明、责任主体模糊，正成为新的消费痛点。

据《IT时报》报道，深圳网约车司机李师傅，在今年7月遭遇了一次极端的订单转卖。

乘客端支付82.64元，可李师傅只收到56.66元，抽成比例为31.4%，超过了“红线”。

核对后才发现，原来乘客先是在哈啰平台叫了一辆顺风车，平台显示接单的是T3出行，可来到现场接客的，却是如祺出行的司机李师傅。

有时还会出现显示与实际“两层皮”的情况，比如乘客支付车费21.29元，司机到账15.63元，计算下来，抽成比例约为26.5%。

然而，平台却显示抽成比例为21.94%，与实际计算有约5%的差距。

而滴滴的收费明细则会展示司机本单收入构成、本单抽成、乘客支付车费、周账单、月账单等。

这几年来，也持续推行账单透明化：

2021年上线司机收入报告

2022年单单展示抽成

2023年抽成上限降低至29%

2024年高速费、感谢红包等不再纳入抽成计算，全年所有订单平均抽成14%

2025年再次宣布，到年底前，抽成上限降低至27%并推出“返佣宝”，月均抽成超过25%在次月返还

滴滴坚持的重模式、高投入之路，看似笨拙，却可能是国内服务业改造的一个典型案例：从追求规模和速度的野蛮生长，转向注重质量和可持续性的长期主义，在效率与公平、创新与保障之间找到平衡点。

与此同时，滴滴也在多种途径拓展订单需求，包括跟各地文旅部门的合作，在全国的机场、火车站、大型商圈落地“滴滴车站”等等，已经连续十个季度取得订单两位数增长，在当下的环境中殊为不易。

滴滴也接连推出更多细分品类，比如宠物快车、六座快车、包车、轻享等，既能精细化满足用户需求，也试图以好服务帮助司机获得好价格。

如果这条路能够走通，带动更多平台来卷服务而不是卷价格，也有机会跳出行业低价的牵制，打破劣币驱逐良币的循环。

回望这十年，网约车从一款匹配需求的软件，逐渐成长为中国城市出行的基础设施。

它提升了整个社会的通行效率，也颠覆了出租车的体验。

这场改造异常艰难，因为它不仅关乎技术，更关乎人：数百万司机的收入、更为庞大用户的出行体验，以及一整套上下游生态的开拓。

从追求爆发式增长，到接受常态化运营；从资本热捧的风口行业，到回归服务业本质——滴滴的转身，是中国互联网进入“下半场”的缩影：重起来，慢下来，不一定就是坏事。

中国服务业的本质改造，需要的正是这种长期主义的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