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辛：从《国富论》看我们的工资为什么这么低

每次收到工资到账信息，不少人都难免经历一场“大型情绪过山车”——工资安全到账了，快乐像泡沫一样冒出来；可看到扣除社保、公积金，再减去房租、房贷，瞬间泡沫就散了。为什么我们的工资那么低？

“都是打工人，为啥有人涨薪像坐火箭，我涨薪像蜗牛爬？”两百多年前，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就将工资差异基本的“底层逻辑”写明白了。他没说“工资低是命”，反而用五个核心因素，把“为啥你工资不如人”的答案摊在了台面上。

提到工资，大家第一反应都是“这个月发了多少钱”。但斯密说的“工资”，并不只是银行卡里的数字。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做了这样的解释：“人们追求的不是单纯的货币工资，而是职业的‘净利益’——也就是工资加上或减去各种非货币利弊后的总和。”

这就像你选外卖，不只会看“多少钱一份”，还会看“好不好吃、送得快不快、有没有优惠券”。选工作也一样，有人愿意降薪去国企，图的是“稳定”；有人宁愿熬夜加班也要去互联网公司，图的是“涨薪快”；还有人甘心当自由职业者，图的是“不用看老板脸色”。这些“稳定”“自由”“职场氛围”，都是“净利益”的一部分。

斯密还假设了一个“理想状态”：如果劳动力能完全自由流动，大家能随便换工作，那所有职业的“净利益”会趋于相等——毕竟没人愿意干“钱少又糟心”的活，老板想招人就得加钱；也没人会挤破头去“钱多又轻松”的岗位，人多了工资自然会降。可现实里为啥工资差异这么大？斯密说，因为有五个“拦路虎”，打破了这种均衡。

斯密的“工资差异五因素” 

因素一：工作“爽不爽”，直接影响工资“高不高”

斯密说：“令人愉悦、体面的工作，就算工资低也有人抢；让人恶心、卑微的工作，必须用高工资补偿。”他还举了个例子：“屠夫的职业又野蛮又令人厌恶，所以在大多数地方，他们的收益比普通职业高。”

放在中国，这个逻辑更明显。比如小区里的保洁阿姨，每天要清理垃圾、打扫楼道，工作又脏又累，月工资大多在4000-6000元，比坐办公室的前台（3000-5000元）还高——这就是“不愉悦工作的工资补偿”。再比如殡仪馆的化妆师，工作内容让很多人忌讳，但月薪能到8000-12000元，比同城市的普通文员高不少，也是这个道理。

反过来，有些“体面活”工资不算高，却有人挤破头。比如博物馆的讲解员，月工资可能就5000元左右，但能天天接触文物、工作环境安静，还有“文化人”的社会标签，不少年轻人宁愿降薪也要去。这就是“愉悦感抵消了部分工资”，属于“净利益”的平衡。

因素二：学技能花的“时间钱”，得从工资里赚回来

斯密把“学习成本”比作“买机器”：“学会一门复杂技能，就像买了台高价机器，工作时不仅要赚回‘机器钱’（学费、时间成本），还得赚‘机器的利润’（技能溢价）。”

这一点在当今中国太好验证了——“学历溢价”和“技能溢价”几乎刻在了打工人的基因里。比如医生，要读5年本科+3年规培+3年专硕，前十年基本在“花钱学习”，等正式上岗，月工资能到1-2万元，比同期毕业做行政的同学（5000-8000元）高一大截；再比如程序员，得自学各种编程语言、跟着项目练手，入门至少要1-2年，月薪普遍能到1.5-3万元，比没技术门槛的流水线工人（4000-6000元）高很多。

反之，不需要学习成本的工作，工资很难高。比如餐厅服务员、快递分拣员，入职当天就能上手，月薪大多在4000-6000元，想涨到8000元都难——不是老板小气，是“没投入学习成本，自然没技能溢价”。

因素三：工作“稳不稳”，藏着工资的“隐形补贴”

斯密发现：“不稳定的工作，日薪必须更高，才能补偿失业时的收入缺口；稳定的工作，就算日薪低，也有人愿意干。”

这个逻辑在“体制内vs体制外”的对比里体现得淋漓尽致。比如公务员，月薪可能就6000-8000元，看起来不如互联网公司的运营（8000-12000元），但公务员“旱涝保收”，不用怕裁员、降薪，还有住房补贴、公积金等福利，算下来“净利益”其实不低；而建筑工人，夏天怕中暑、冬天怕冻伤，遇到下雨下雪还没法开工，所以日薪能到300-500元，比公务员的日薪（200-270元）高不少，但一年可能只干8个月，年收入未必比公务员多。

再比如外卖骑手，虽然月入能到8000-12000元，但每天要跑100多单，遇到差评、投诉还要扣钱，冬天冻手、夏天晒黑，工作稳定性极差——这份“高工资”，本质是对“不稳定”的补偿。

因素四：要担多大责任，就该拿多少工资

斯密说：“需要处理贵重物品、承担重大风险的工作，必须给高薪，因为一旦出错，损失难以挽回。”他举了金匠、珠宝商的例子，现在看，这个逻辑更适用于咱们身边的“高责任岗位”。

比如上市公司CEO，要对几千名员工的饭碗负责，要拍板几十亿的投资，一旦决策失误，公司可能面临亏损甚至倒闭，所以年薪能到几百万、几千万；再比如外科医生，一台心脏手术要站十几个小时，手里握着病人的生命，一旦失误就是医疗事故，所以资深外科医生的年薪能到50-100万元；还有基金经理，管理着上百亿的资金，要是投资亏损，客户会大量赎回，自己也可能被解雇，所以顶流基金经理的年薪能到千万级别。

反过来，不需要担责任的岗位，工资很难高。比如行政前台，主要负责接待、收发快递，就算出错也不会造成重大损失，月薪大多在3000-5000元——这就是“责任大小决定工资高低”。

因素五：“成功概率”越低，成功者的工资越高

斯密把这类职业比作“彩票”：“只有极少数人能成功，大多数人赚不到钱，所以成功者的工资必须极高，才能吸引更多人来‘买彩票’。”他以律师为例，律师只有极少数能成功，也因此律师费在当时的年代是极高的。

这一点在当今中国的“流量行业”里也算是“教科书级案例”。比如直播带货，头部主播一场直播能赚几千万，可底层主播可能一个月就赚几千块，连房租都不够；再比如演员，顶流明星一部戏片酬能到几千万，可群演一天只能赚100-200元，还未必有台词；还有职业运动员，奥运冠军能拿到代言、奖金，年收入过亿，可省队、市队的运动员，月薪可能就几千元，退役后还要重新找工作。

为啥还有人挤破头进这些行业？因为大家都想当“那极少数成功者”——就像买彩票的人，都觉得“下一个中奖的可能是自己”。而这份“超高工资”，本质是对“大概率失败”的补偿。

中国特色的“三大工资影响因素”

斯密的理论是基于“完全自由的市场”，但中国有自己的特色，斯密谈到的五大工资影响因素并未涵盖齐全，还有三大因素事实上也在悄悄影响工资。

体制内的“隐形福利”，也是“净利益”的一部分

斯密没见过“国企”“公务员”这类岗位，但在中国，体制内工作的“净利益”远不止工资。比如公务员的“编制”，意味着“不会被裁员”“退休后有保障”，还有看病报销比例高、子女上学方便等隐形福利；国企员工虽然月薪可能不如私企，但公积金按最高比例缴纳，还有补充医疗保险、企业年金，算下来“综合收益”未必低。

这就是为啥很多人宁愿降薪也要考编——他们算的不是“每月发多少钱”，而是“长期的净利益”。

户籍制度：劳动力流动的“隐形门槛”

斯密假设“劳动力能随便流动”，但在中国，户籍制度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着流动。比如一个农村户口的工人，想在上海当老师，可能要先解决“居住证积分”“户口”等问题；就算在上海工厂打工，没有户口也没法享受本地的教育、医疗福利，所以很多人会选择“在上海赚钱，回老家生活”。

这种“流动限制”也会影响工资：比如上海的工厂为了留住工人，会给“包住宿”“年终奖”等福利，本质是对“户籍壁垒”的补偿；而老家的工厂因为劳动力充足，工资就会低一些。

政策导向：某些行业的“工资红利”

斯密没考虑“政府会扶持特定行业”，但在中国，政策能直接推高某个行业的工资。比如近几年国家大力扶持“芯片产业”，芯片工程师的月薪从几年前的1万元，涨到了现在的2-3万元；再比如“新能源行业”，因为国家补贴、政策支持，风电、光伏工程师的工资也涨得很快，应届生起薪可能就能到1.5万元。

这些行业的“高工资”，不完全是市场决定的，还有政策的“加持”——这也是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独特之处。

如此看来，工资高低，不是“命”是“选择”。真想涨工资，可以先问自己三个问题：

1.我现在的工作，有没有“技能溢价”？如果每天只是重复劳动，不如花时间学个技能，增加“学习成本”，自然能提高工资；

2.我选的行业，是“稳定型”还是“高风险型”？如果想稳，体制内是不错的选择；如果想赚快钱，可以考虑有政策扶持的行业（比如新能源、AI）；

3.我愿意承担多大责任？如果能胜任“高责任岗位”（比如管理岗、技术岗），工资自然会涨。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没说“工资低是原罪”，反而告诉我们：“工资是市场对‘你的价值’的投票，你想让投票结果更好，就要让自己的‘净利益’更值钱。”下次发工资再emo的时候，别光吐槽“钱少”，不如想想怎么提升自己的“技能”“责任”“不可替代性”——毕竟谁不想让自己的工资条，从“四位数”变成“五位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