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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帝国的崛起与大清帝国的衰落 ——戊戌变法与明治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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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讨论了洋务运动和倒幕运动,对于两种政治体制体制下,开始探索尝试用新的方式,力图振兴各自政体。

虽然洋务运动因为甲午中日战争而宣告失败,但是他对满清政府来说,至少是起到一定的“续命”的作用,但是它也同样加速了封建制度的瓦解。而日本的倒幕运动,却是开启了明治维新的列车,自此日本走上一条高速发展的快车道,但是也是日本逐渐走向“灭亡”的开始。

戊戌变法时间上要比明治维新晚三十多年,但是意义却是重大的,虽然结果上彻底失败的,但是它加速了满清政府的覆灭。

但是日本开始于19世界60年代的明治维新,却把日本带上了富强的高速路,只是走到了岔路口,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错误道路,才将30多年的维新成果付之一炬。即使到了今天,日本仍然在为完全“独立”而不懈努力着!

下面,我就对比中日两国在各自领域做出的不同努力,进行分析。

一、明治维新,日本崛起的三十年

明治维新在日本近代史上是极为重要的一页,因其涉及范围之广、内容之丰富,非一天两天就能叙述完毕。为了大家能直观了解,下文将以结果论述为主,简要介绍,明治维新的主要内容。

说道明治维新,不得不说西乡隆盛的“武士阶层暴乱”。西乡隆盛在前文已说过,作为倒幕运动的核心人物。27岁离开家乡前往江户时,曾引用了幕末僧人月照的著名诗句:“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此诗,毛泽东同志离开湖南老家时,也曾引用过。

在倒幕运动中,西乡隆盛担任了明治新政府陆海军负责人的职位,直接参与解决江户问题,换来“江户无血开城”。因为倒幕和国内战争中的功勋,授予正三位官职,一跃成为新政府的核心成员。

明治政府维新伊始,颁布“废刀令”,严重伤害了武士阶层的利益,特别下级武士的利益,这些下级武士都曾是倒幕运动的主力。由于萨摩藩拒绝执行中央政府的决定,最终爆发了西南战争,领导者就是西乡隆盛。虽然战争以中央政府胜利,西乡隆盛切腹自杀而告终,但是却给新的日本政府埋下了隐患。

国体改革。倒幕运动结束以后,建立什么样的政体?走什么样的道路?成为维新政府最关心的问题。

以西乡隆盛为代表明治三杰,解决日本幕府时期“天皇”只是象征性存在时代(具体参阅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和诸多诸侯之间的关系),实现了日本的政体统一,权利重新回到皇室手中,但是是继续走封建专制,还是完全照搬西方体制,各派在不断斗争中,也不断融合。

“岩仓使团”走遍欧美诸多发达国家,算是给明治政府给出了明确答案:明治政府最终选定以“君主立宪之名、行专制集权主义统治”的德国政体为蓝本建设日本政府。

这种政治体制最大问题就是,直接导致了“自由主义论调”和“专制统治”之间的巨大矛盾。因此,先后在日本立宪、教育制度改革、新闻宣传制度规范、经济制度调整方面,发生过多次冲突,但最终以“军国主义”为代表的“君主专制”胜利,同时也是促使刚刚崛起的日本走上深渊。

宪政建立。1874年,板垣退助和参议副岛种臣、后藤象次郎、江藤新平等8人组织“爱过公党”,开启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爱过公党向政府提出《民选议院设立建白书》,第一次正面向寡头统治提出挑战。1879年下半年,日本国民主动起草宪法,当时由集体或个人起草的日本宪法草案达数十种。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由被统治者自由讨论“国家的理想状态”,并为实现这一理想状态开展行动,因此让当政者惊慌不已。

1880年4月,汇集了几乎所有自由民权派的“国会期成同盟”召开大会。同一天,政府颁布《公众集会条例》,要求所有协会组织都必须提交成员名单和组织章程,着急公共集会必须获得官府批准。该项法令也否决了士兵、警察、教师、学生出席政治集会的权利。

1882年春天,板垣退助遇刺事件,加速了自由民权运动。导致政府加快了研究制定宪法的步伐。

在日本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宪政体制,社会普遍有几种声音。有人主张学习法国宪法,议院采取一院制,实现普选制。有人主张学习英国宪法,实行限制选举的上下两院制,内个必须以政党为基础。政府官员则倾向于学习普鲁士宪法,不承认政党内个,主张上下两院的限制选举而参议国政。

为了更清楚了解欧美宪法,板垣退助远赴欧洲,考察西方先进国家的立宪政体。他与当时在欧洲考察宪政的伊藤博文等交换草拟《大日本帝国宪法》的意见。

板垣退助回国后发现,自由党已经超出了和平的政治斗争,一些年轻党员试图把政治斗争引向暴力革命。于是在1884年,他解散了自由党。

1889年2月11日,以普鲁士宪法为蓝本的《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并于1890年11月29日施行。

日本宪法虽然有浓厚的专制色彩,但是明确规定了民众“非依法律,不受逮捕、监禁、审讯及处罚”“书信秘密不受侵犯”“有言论、著作、印行、机会及结社之自由”等权利。

教育制度改革。日本人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在同时期远远走在世界前列。虽然说起步晚,但是在日本崛起过程中,远远赶超西方诸国。这一切得益于“岩仓使团”,的出访,可以说“岩仓使团”给日本带来强盛崛起的种子。

岩仓使团代表木户允校,在考察过程中发现日本落后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教育落后。必须大抓全民的智力开发,普及教育,才能为日本的近现代化事业不断输送人才,以“期其人千载无尽。”

岩仓使团经过考察得出的结论是,要想富国强兵,使日本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就必须培养出大批的实用人才,必须对原有的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进行根本改革。1872年,日本政府颁布《学制令》,学习西方近现代国民教育。日本施行义务教育,仅比英国(1870年)晚两年,而早于法国(1882年)年和美国(1918年),而清政府颁布新学制《奏定学堂章程》已经是1904年。我国全面施行义务教育,已经到了1986年,晚于日本100多年。

1879年日本的小学数量达到28025所,在全民范围内普及了初等教育,中学和各类专科学校也在各地纷纷兴办起来。到中日甲午战争前,日本各类打中小学近3万所,以致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感慨,“日本学堂之密度甚于中国之鸦片馆”。

到1912年日本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了98.2%,日本社会的文盲基本消除。

到明治末期,日本已经完全称得上是与经济强国相称的“教育大国”。

经济制度改革。明治政府掌权第三年,就成立工部省,推行殖产兴业政策,发展日本经济。从紧张的财政收入中挤出一大笔钱,在各地建立官营棉纺厂、水泥厂、玻璃厂等“模范企业”。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维新政府斥资6800多万日元,开遍了及造船、采矿、冶炼、建材和纺织等诸多领域的官营企业。

但是维新政府很快发现,官营企业投入大、收益少。

经过研究讨论后,1880年11月5日,维新政府公布《工厂转让概则》,标志着“国退民进”的开始。自此原来由政府出资办的企业,陆续被出售。

尽管有“贱卖国企”这样的事情发生,产生种种反对声音,但是到1889年日本宪法颁布前,除兵工业外,官营企业、半官半民企业几乎被全部出售给民间。兵工业在二战后,在美国的指导下,脱离政府,成为私人企业。

自此日本经济脱离官督商办,开始轴上自由发展新阶段,为私人企业成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19世纪80年日本出现民间创办企业的热潮。到20世纪初,日本已成功跻身工业化国家行列。

军事力量改革。维新政府成立后,山县有朋赴欧考察军事。他痛感日本军队落后,归国后致力建设日本近代陆军。日本政府于1873年颁布《征兵令》,明确了现代征兵制度。他大力推行德国军制,整顿军队教育机构,创立军医处,逐步把日本建立成为一只近代军队。

太久保利强行推行“秩禄处分”,剥夺了武士阶层的俸禄,从根本上瓦解了旧武士阶级。因此也引发了西乡隆盛代领武士阶层的反叛。1877年,山县有朋一手制定作战计划,镇压了西乡隆盛反叛,名声大噪。1878年,山县有朋创立了“参谋本部”,亲自担任参谋本部长。

参谋本直属天皇,可以直接指挥陆军,负责所有陆军作战计划制定。作为日本后来历次对外侵略的核心机构,参谋本部直到二战后才被废除。

在山县有朋的推动下,明治天皇颁布《军人敕谕》,开宗明义称,“我国军队世世代代为天皇统帅”,此乃日本的“国体”。他强调天皇对军队的绝对统帅权,要求军人绝对忠诚。

明治维新后,日本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国力日渐强盛,先后废除幕府时代与西方各国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重新夺回了国家主权,最终进入近现代化时代。

日本自此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并迅速成长为亚洲强国,乃至世界强国。

二、戊戌变法,抽掉支撑腐朽封建制度的最后一块砖

伴随着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壮大,他们谋求与之经济地位相符的政治权利,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新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为戊戌变法奠定了阶级基础。

戊戌变法,是从1898年6月11日开始实施的,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通过光绪帝进行的倡导学习,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

对满清政府来说,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它有洋务运动的色彩,又有对改革政治、教育制度的新尝试,全面借鉴日本明治维新成果。

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中很多人都参加了洋务运动实践,精力洋务运动的失败后,他们发现以“制器”作为学习西方的终点是不够的,中国真正要学习的是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他们提出一些改良方案,但是没有完整的思想体系,很少从事政治活动,具有较大的局限性。但是他们掀起的维新思潮,却产生了广泛影响,对康、梁的维新思想的产生起到了思想先到的作用。

康有为打着“托古改制”的旗号,将西方政治学说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结合来宣传变法。梁启超则通过在爱国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僚宣传维新思想,得到他们的拥护,大大的增强了维新变法的声势。

严复通过发表文章和翻译西方著作,无情的抨击封建顽固思想,提出了“故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维新主张。严复虽然没有直接参加维新运动,但是他对西学的介绍和宣传对近代早期知识分子起到了思想启蒙作用,也成为酝酿中的戊戌变法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正当维新变法在全国开展之时,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和以李鸿章为代表的顽固派,围绕三个“要不要”:要不要实行维新变法,要不要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为君主立宪制度,要不要改革封建教育制度开始一场大论战。维新派利用这次机会使自己的思想广泛传播开来,中国的知识分子进一步开阔了眼界,解放了思想,更多的人倒向维新阵营。

1895年4月,中日签下《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在康梁的组织发动下,提出据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史称“公车上书”。

公车上书失败后,维新派积极进行宣传和组织活动,著书立说,介绍外国变法经验教训,在各地创办报刊、学会、学堂,为变法制造舆论,培养人才。维新变法运动逐渐在全国兴起。1897年底,各地已建立以变法自强为宗旨的学会33个,新式学堂17所,出版报刊19种,到1898年,学会、学堂和报馆达300多个。

1897年冬,德国出兵胶州湾,引发了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再严重的民族危机下,维新变法运动迫在眉睫。光绪帝接见康有为,表示不当“亡国之君”,让康有为全面筹划变法。

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上《应诏统筹全局折》,4月,康梁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了“明定国是”的诏书,变法正式开始。变法期间,光绪帝先后发布上百道变法诏令,除旧布新。

教育改革。举办京师大学堂,所有书院、祠庙、义学、社会一律改为兼中西学的学堂;各省会设高等学府,郡城设中等学堂,州县设小学。鼓励私人开办学堂,设立翻译、医学、农务、商学、路、矿、茶务、蚕桑等速成学堂;派出皇族宗室出国游历,挑选学生到日本游学(辛亥革命的主力干将多曾在日本游学);废除八股、乡会试及生童岁、科考试,改考历史、政治、时务及四书五经,以及定期举行经济特科,设译书局,颁发《著书及发明给奖章程》,保荐格致人才。

经济改革:鼓励民办企业、设铁路矿物总局、农工商总局,并在各省设立分局,广泛开设农会,刊印农报,购买农具,订立奖励学艺、农业程序,编译外国农学书籍,采用中西个发切实开垦、颁发《制器及振兴工艺奖章程》,在各地设立工厂、在各省设商务局、商会,保护商务,推广口岸商埠、开放八旗经商的禁令,学习士农工商自谋生计、倡办实业,促进生产,鼓励私人开办工矿企业。

军事改革:改用西洋军事训练;遣散老弱残兵,削减军饷开支,实行团练,裁减绿营,举办民兵;颁发《兴造枪炮特赏章程》;筹设武备大学堂;武科停试弓箭骑射,改试枪炮。

政治改革:开放言路。光绪帝下昭,允许报纸“指陈利弊”。普通百姓可以到督察院呈递;精简机构。撤销了詹事府、通政司等六个衙门,各省也作出相应精简;任用维新人士。维新派杨瑞、刘光弟、谭嗣同等都被任命为“军机衙门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

导致戊戌变法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1898年9月21日,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势力,向以光绪皇帝为首的改良派势力发动的血腥政变。戊戌六君子被杀,康有为、梁启超等逃亡国外,光绪皇帝被软禁,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势力重新掌权。

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众说风云。

一说是以康有为首的改革派,打着改革救国的旗号,干着卖国的勾当。康有为粗学西学,受到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的思想灌输,推行“中日英美合邦”,对外可以不受沙俄威胁,对内可以以日本明治维新为经验,快速改革。

“中日英美合邦”即,中日英美四国组成一个邦,并从四国选出百余名官员组成“联邦政府”,由新政府管理四国军事、政治、经济及外交等一切大权。

一说是康有为修改了光绪皇帝诏书,策动暗杀慈禧太后,事情败露,导致慈禧太后,下定决心铲除维新分子。

戊戌政变历史虽然简单,但是众说风云。虽然有梁启超的《戊戌变法记》做辅证,但是梁启超本人,也在后来的文献中,表明了此《记》为宣传需要,有不实的地方。

但是值得思考的是,维新变法之前,慈禧太后已经和光绪皇帝达成一致,逐步推行改革。维新变法加速了改革的进程,也渐渐把改革引导向了慈禧太后为首顽固派,不可接受的方向。

光绪皇帝接见完伊藤博文,慈禧太后在9月19日由颐和园返回紫禁城,意欲了解光绪皇帝对伊藤博文的看法。

因为慈禧太后曾和光绪皇帝达成协议是“凡所施行之新政,但不违祖宗大法,无损满洲权势,即不阻止。”而且慈禧太后,长期在颐和园居住,紫禁城只有光绪帝。光绪帝颁布的《明定国是诏》也是得到慈禧太后审查批准的,所以从一开始,慈禧太后是支持变法的。

不管是那种说法更可靠,慈禧太后能从开始支持改革,到最后血腥镇压维新派,至少说明一点,已经危及了她最深刻利益,所以她作出了最直接反应,就是将维新派彻底铲除,软禁光绪皇帝。

关于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不管是正史,还是野史,都是众说风云,有兴趣的同志可以深入研究。但是戊戌变法暴露出的三个问题是公认的。

一是维新派太年轻。与明治维新派相比,他们严重缺乏政治斗争的经验,而且无一人在核心领导集团担任要职,手中无半点兵权,调不动一兵一卒。李鸿章就曾在与友人书信中,表达过康梁等你太幼稚的意思。而明治维新期间,从大政方针制定到执行,都是铁杆的维新派实施,包括军队、警察始终都是牢牢掌握在维新派手中。所以一旦有问题,维新派都能作出快速反应,保证一切按照既定方针发展下去。

二是维新派犯了“急心病”。操之过急,一下子就免了六位重臣,严重刺激到了以慈禧太后为核心的旧势力的神经。同时对政府机构的改革,也是不断激化了维新派和旧官僚之间的矛盾,促使维新派除了得到少数开明官僚支持,大部分时候都处于孤立无援状态。由于维新派的过激行为,已经严重威胁到了皇权,慈禧太后自然不能接受。

三是对形势认识不到位。单纯借鉴“明治维新”成功经验,大刀阔斧搞改革,力求短时间内改革成功,而没有对中国的现状进行深入分析。明治维新的成功是三十年的成功,而且日本的国内形势相对稳定,没有外敌的侵扰,这是很大的优势,但是当时中国正面临着列强的瓜分。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并不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在改革过程中,不仅要承受来自旧势力的打压,而且还会受到列强的重重干扰。

三、明治维新的失败和戊戌变法的成功

从表面看,明治维新实现了日本从贫弱到富强之路,尤其是通过日朝、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三场战争检验,日本跻身世界强国之列。

戊戌变法是失败的,“戊戌六君子”被杀,康梁两位倡导者逃生国外,辛苦规划的变革之法,还没有得到完全贯彻就被扼杀在摇篮里。

但是我们反观,明治维新时期,日本错误的选择了军国主义道路,从此日本走向覆灭的不归路。从这个角度来看,明治维新,也是日本帝国覆灭的开端。

虽然戊戌变法失败了,但是也使民族资产阶级认识到,自上而下的改革模式不适合中国。要想推翻腐朽封建制度统治,必须通过武装力量,掌握自己的武装,才是改革致胜的关键。虽然除京师大学堂被保留,戊戌变法推行的经济、教育、军事改革全部被否决掉,但是思想文化种子一旦进入民众的脑袋里,就像被打开的潘多拉魔盒,一旦释放出来,就很难被禁止。民众被点燃的思想,很难再被约束。到1900年,慈禧太后下令,戊戌变法期间施行的新政得以重新实施,这就是思想文化种子发芽生长的结果。

戊戌变法为中国革命提供了经验,戊戌政变更是促使更多的知识分子倒向革命的一边,以孙中山先生为领导核心的民主革命队伍日益强大起来。中国革命的方向,逐渐明朗。

正如谭嗣同所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开始。”

历史已经表明,中国之革命,必从流血开始。

此部分,比起变法、维新更值得我关注的就是,明治政府和满清政府对教育的重视,虽然说教育改革,对明治政府和满清政府的反哺效应,仅仅停留在知识分子对改革的认同,普通民众开始有了“国家”意识。

民众开始关注政治,关注国家的发展,开始有意识认为,发展生产是富国强兵,加入军队目的是保家卫国,“雇用兵”的思想逐渐被打破。日本民众支持国家对外施行侵略扩张,甘愿承担高额赋税,自愿为天皇付出生命。后来的中国民众,也逐渐加入到革命党的队伍里,开始一场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一切都源于对教育的重视。

但是教育长远效应更体现在,二战后日本的快速复兴,虽然到目前为止,日本仍然不能称之为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但是日本的快速复兴,跻身发到国家之列,其成功之处,无不来自,上百年的教育积累效应的集中爆发。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无不得到教育的积累产生的巨大效应。

下篇:成也萧何败萧何?分析日本是如何一步步走向覆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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