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量巨大：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讲话及答问

信息量巨大：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9月8日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学生和师资队伍会面时的讲话及答问

如你们所知，今年8月15日，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阿拉斯加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峰会。一周多之后（8月底至9月初），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出访行程，其中包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期四天的访问，参加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举行俄中双边首脑会晤，并出席纪念战胜日本军国主义80周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80周年的相关活动。最近一段时间同样不会轻松。

本周，我们将举行俄罗斯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外长例会。下月将召开俄方与阿拉伯国家联盟历史上首次峰会。11月我们将举办第二届“俄非伙伴关系论坛”部长级会议。年内还将举行欧亚经济联盟（部长级和最高层级）、独立国家联合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会议。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联盟国家的各层级机构（包括最高层级）也在积极运转。我不准备在此分析过去三周由俄罗斯总统普京参加的所有活动的结果。政治学家和分析人士（包括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们）已经在我们的电视台上定期给出了相应的评估，这方面他们做得非常好。

我毫不怀疑，如果你们选择了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接受高等教育，你们就会积极关注这一切，吸收相关信息和评估。我坚信，不仅要吸收，更要尝试加以运用，独立得出自己的结论。不要拘谨。要以创造性的方式学习，质疑权威。这有时并不受欢迎。但我认为，没有这一点，个人的发展就会受到抑制。

在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后，有人预言我们的经济会崩溃，我们会被完全孤立，国家及其领导层会变成被逐之人。然而统计数据（不是我们的统计，而是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西方银行的数据）显示，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俄罗斯目前已成为仅次于美国、中国、印度的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同时按同一标准也是欧洲最大的经济体。至于所谓我们“被孤立”的咒语，上合组织的活动以及去年在喀山举行的金砖峰会都清楚表明，这完全是胡言乱语，只是某些西方国家为了在公众面前“挥舞旗帜”，宣称他们仍是世界上的主导国家集团，并强迫所有人按所谓的“规则”来生活，以此作为世界秩序的基础。关于这些规则，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无人见过它们。其内涵只有一个：所有人都必须接受今天、在特定情况下对西方有利的东西。办不到。

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说明全球南方和全球多数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愿意遵循西方的请求、立场，甚至近来提出的要求——那就是巴西、印度和中国对美国威胁施加惩罚性关税的反应。美国以继续与俄罗斯联邦开展贸易，尤其是继续购买我们的能源为由进行威胁。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而它们都是伟大的国家，是“全球多数”的领袖）做出任何交易，或放弃自身合法的国家利益。

我们西方同事的做法（欧洲在这里对世界经济的未来起到更加有害、负面的作用）只是在破坏那些国家人民的客观利益。这些国家仅仅是为了所谓惩罚出口国“错误的行为”，而拒绝优惠的交易和廉价的原材料。

再举一个统计方面的例子。金砖国家（在2024年成员数量翻倍之前、仍为五个成员时）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经济总量就已经超过了七国集团。从那以后，这一差距只在扩大。我们没有任何报复谁、拿谁出气的意愿。我们认为，愤怒和复仇之心都是糟糕的顾问。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在结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秋季马拉松”行程后立即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发表讲话时再次重申了这一点。他明确表示，俄罗斯没有与任何人断绝关系，也不打算无视任何人。当我们那些西方的前伙伴（如今不过是邻居）幡然醒悟，想要来到俄罗斯联邦重新在这里开展工作时，我们不会把他们推开，但会看看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们会考虑到他们按照本国政治领导人的指令仓皇撤离，已经显示了其不可靠性。今后必须以这样的方式来处理他们在俄罗斯可以在何种条件下开展业务的问题，避免给我们经济和生活的关键领域带来风险，而这些领域关系到俄罗斯联邦的安全以及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福祉。没有这些，国家就不可能拥有主权。

回想一下苏联解体之时。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我们自身抱有错误的、乌托邦式的幻想，认为既然我们消除了所有意识形态上的对立，西方就会在国际关系中为我们提供平等的地位。西方从来无此打算。这一点很快就变得清楚，但幻想依然存在。结果就是后来发生的一切。西方把这一切视为机遇，而不是将一夜之间被“撕裂”的人们（包括被抛散到不同国家的家庭和集体）的悲剧。同时，西方继续奉行其削弱俄罗斯联邦的路线。

最近披露的事实表明，一些边缘人物至今仍在策划把我国肢解为若干地区。我们那些流亡海外、被列为“外国代理人”的反对派在积极炒作这一议题。虽然收效甚微，但西方国家的有关机构并未抛弃他们，仍在让这一议题保持热度。不时会传出一些表态，暴露了当今西方世界领导者（首先是欧洲方面）希望不断削弱俄罗斯、清除竞争对手的意图。

在俄罗斯联邦重新认清自身身份，回归我们的意识和价值根基，并自21世纪初起开始奉行体现我国国家利益的政策之后，我们从未试图削弱任何人、损害任何人，而是一贯准备好进行坦诚的共同合作。当西方试图肢解前社会主义阵营和苏联，继而再来肢解俄罗斯联邦之时，我们一直在努力凝聚力量。

正是这种路线奠定了独联体成立的基础——把力量汇聚起来，从祖国苏联留给我们的遗产中尽可能多地汲取养分，而不是各自为战、陷入衰弱。很大程度上我们做到了这一点。由此又产生了欧亚经济联盟、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以及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的联盟国家。我们始终致力于联合。每一个机制的运作都以协商一致为基础。我们没有像北约那样的单一化指挥体制，那种人人皆知的硬性纪律。也没有欧盟中欧盟委员会试图推行的那种一元化领导。

试图把所有人拴在缰绳上、对所有人发号施令的做法，远不是人人都喜欢。北约内部正在发生的一些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唐纳德·特朗普当局立场的影响——即欧洲人应更多为自身问题操心——这极具说明性。它们只是在证明，长期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对别人发号施令是行不通的。

我还想指出，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回答“当今是西方世界还是东方世界会兴盛”这一问题时表示，世界将是多极的。这对近来包括我们学界中一些人所说的“我们将不与西方一起建设多极世界”的观点，是一个很好的回应。我们生活在同一个非常渺小的星球上。搭建“柏林墙”、在他们自身与我们广袤的欧亚空间（过去是苏联、现在是后苏联空间）之间竖起各种象征性的高墙，这才是西方的做派。我们不想建任何墙。我们希望本着诚实的态度开展工作。如果我们的对话方也愿意在平等互尊的基础上如此行事，我们愿与所有人开展对话。

这在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阿拉斯加的会谈中得到了鲜明体现。与乔·拜登执政时期的前任们以及许多欧洲“领导人”不同，现任当局不仅愿意倾听，而且愿意听进去。安克雷奇的对话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团队理解到，有必要在尊重所有各方合法国家利益的基础上解决一切问题，包括乌克兰危机；就乌克兰而言，还包括消除这一危机产生的根源。多年来，西方向乌克兰“砸下”数十亿美元，旨在在那里打造一个对其完全言听计从的政权：不会放弃加入北约的追求，并将受制于西方机构，包括欧盟——该组织原本被设想为经济共同体，但已蜕变为北约的狂热附庸，背离了最初为让欧洲人生活得更好的宗旨。

美国同事已经明白并公开表示，关于乌克兰加入北约的问题已经告一段落。而这正是乌克兰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他们也开始听到我们所指出的其他根源性问题，包括通过立法对俄语、媒体、文化、教育进行消灭性的打压，以及取缔被视为法统的乌克兰东正教会。当美国对话者在阿拉斯加听到教会被法律层面禁止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这种事情竟会发生在当今自诩文明的世界里、发生在一个自称捍卫“欧洲价值”的国家里，感到震惊。欧洲在这一点上迎合乌克兰方面。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娅·卡拉斯都说，乌克兰在与俄罗斯的战争中捍卫的是他们的“欧洲价值”。这就变成了在人权（包括宗教权利）问题上的灭绝也属于这些“价值”的一部分，尽管这些权利都写在《联合国宪章》里。世上没有哪个国家会禁止某种语言。在以色列，人们可以讲阿拉伯语；而在巴勒斯坦领土以及阿拉伯国家，从未禁止过希伯来语。再没有别的例子了。

多极世界的形成是一个漫长过程，可能会贯穿整个历史时代。可以肯定的是，你们有的是工作可做。不仅选择外交和国际关系作为未来职业的人不会感到无聊，去从事经济、媒体的人也不会，因为在当代世界，一切都是相互关联的。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MGIMO）现有院系的设置，以及摆在全球议程上的国际议题数量，都鲜明地说明了这一点。我们在读书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公共卫生、人工智能这样的议题会出现在议程上。谁也没想到人工智能会进入我们的生活。几乎在人类活动的每一个领域，都有相应的多边机制。其中大多数已经在联合国体系的议程中成型（专门机构、工作组、委员会等）。

你们在MGIMO获得的知识将非常抢手，使你们能够在对外层面开展工作，并把这些努力同我国的内部需求对接（正如我们现在所努力做的那样）。

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明确指出，我们全部工作的首要任务，是为保障国家安全、实现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提高公民福祉，创造尽可能有利的外部条件。事实证明，这种内外部的关联确实存在：当对我们实施非法的、单方面的、前所未有的制裁时，他们意在破坏我们外交的这一首要任务（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制造难以忍受的处境，指望我们“举手投降”，跑去道歉。可他们算错了对象。令我震惊的是，西方从数百年的历史中，在其一次又一次试图“管束”、“征服”、“惩罚”俄罗斯的过程中，竟然无法汲取教训。

并非我们主动撕裂与西方的关系。我们在推进由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向俄罗斯联邦联邦会议发表的致辞中提出的倡议，他建议考虑把欧亚大陆现有的一体化机制的力量整合起来，比如欧亚经济联盟、上合组织、独联体、东盟等。他提议在构建“大欧亚伙伴关系”的框架内，将这些机制联结成一个“协作网络”，以避免欧亚不同地区的一体化进程相互重复，而应彼此补充；还要把交通走廊项目放在一个整体中加以研究，以便选择最优线路。换言之，在开发上天、先辈和历史赐予我们的这一切方面开展合作。

欧亚是一个统一的、最大且最富饶的大陆，孕育、发展并延续着人类最伟大的文明，这些文明至今仍保存并发展着自身的传统与身份认同。我们并不奉行把自己与这片大陆的某一部分“筑墙隔绝”的原则，因此我们始终认为，构建“大欧亚伙伴关系”的进程应当对我们大陆的西部也保持开放——当他们、也希望是当他们——不再把自己当作“黄金十亿”“被丛林环绕的繁花似锦的花园”的时候。你们都知道这些人有多“谦逊”，以及他们如何谈论历史与自己的当下位置。生活会教会他们。我甚至不建议从事时评的人把太多时间花在回应他们每一次“打喷嚏”上。他们对于不愿意理解现实这一点表现得过于明显，不值得我为他们浪费时间。

但欧洲的健康力量正在逐步抬头。它们应当通过欧洲人所谓的民主进程占据上风。尽管有人在阻挠，正如在罗马尼亚、在法国那样。如今在德国，人们正试图以立法的方式取缔一个反对党。这就是他们的“自由”。

正如一个开放的“大欧亚伙伴关系”构建体系将让所有人在经济上受益一样，在欧亚大陆上，安全也不可能在与任何一方相互隔绝的情况下得到保障。

2024年6月，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在俄罗斯外交部发表讲话，阐明了我们对乌克兰危机的解决思路，并提出要着手构建欧亚安全架构的基础，该架构应当建立在安全不可分割原则之上，即任何一方都不应以牺牲他方安全来加强自身安全，任何一方都不应在军政层面谋求支配地位。这并非新鲜内容。所有这些安全不可分割的原则，早在1999年伊斯坦布尔和2010年阿斯塔纳的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峰会上就已被郑重宣布并由各国元首签署。我要提醒的是，欧安组织是在欧—大西洋安全理念的框架下形成的机构：欧洲加上美国和加拿大。当初创建它时，正是欧洲人坚持邀请美国和加拿大加入。当时他们觉得，如果没有“来自大洋彼岸的看护”，就会感到不踏实。结果他们自食其果。

这一次，应当在整个大陆的框架内构建安全体系。非洲有全大陆组织——非洲联盟；拉丁美洲有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拉共体，CELAC）。在那里既有众多一体化的次区域组织，也有“伞式”的全大陆结构。欧亚拥有众多次区域性组织，但却没有一个向全体欧亚国家开放的结构。提出这项倡议时，俄罗斯总统普京认为有必要表明我们愿与所有人合作，但让我们以诚相待。要让被西方在欧—大西洋进程中、尤其在欧安组织框架内践踏的安全不可分割原则，这一次不仅被表述、被重申，而且像任何一个自尊的主权国家所应遵守的义务那样，得到真正尊重。在西方，这样的国家不多。就主权而言——美国算一个。历史表明，西方同僚很容易放弃他们签过字的承诺，无论是关于北约扩张，还是关于人权的尊重；欧洲人同乌克兰政权一道，为了支持基辅当局，正在破坏并消灭这些原则。

最后，我想祝愿各位新生学业有趣、收获丰厚。勇于尝试，多多吸收权威们所说、所写的一切，但始终努力找到属于自己的东西，作出自己的贡献。学习永远不嫌晚，敢为永远不嫌早，我在此对你们多加鼓励。

我还要向以A.V.托尔库诺夫为首的教授与教师团队致以特别的谢意。数十年来，他与同事们不仅与时俱进，不仅敏锐捕捉教育、科学、理论与实践领域的新趋势，而且还预见并引领教育领域中新生的趋势，并将其体现在教学过程中。

一个重要举措是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决定将俄罗斯外交学院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MGIMO）合并。该进程正在推进中。我们将在年内召开一次特别的外交部部务会议。这将大大强化教育、科研与实践之间的联系。外交学院是我们的许多外交官在赴外独立工作前接受专项课程培训的地方。也为其他联邦行政机关的代表开设课程。面向外国外交官的进修课程也很受欢迎。这一进程是正确且有益的，但需要投入大量精力与能量。

我希望你们都关注了社会各界如何纪念你们校长的周年庆。我想再次就这一时刻以及他获得的高级政府荣誉向他表示祝贺。

问：结合近日在阿拉斯加举行的俄美峰会，尽管这次最高层会晤已解答了一些问题，您认为目前在官方轨道上，俄罗斯外交设定了哪些任务与优先方向？在您看来，这一方向当下的优先事项与前景如何？

谢尔盖·拉夫罗夫：我们外交工作的特点在于，优先事项和目标从来不是秘密。总统普京以及我们的其他代表都公开谈过。保密的是实现这些目标的方法。这不难理解，因为如果你真想谈成——外交需要安静。如果你想撇去“宣传的泡沫”，在外交与对外政策的“舞台”上哪里“闪一闪”，那是另一种类型，那不叫外交。

外交是达成协议的艺术。我不止一次说过，最古老的职业是外交，因为其他一切都需要先谈妥。这需要安静。我们的目标很简单：我们希望与所有国家开展平等合作，包括与美国。他们也表现出类似的兴趣。

今年2月，我与俄罗斯总统助理尤里·乌沙科夫应美方提议在沙特阿拉伯与美国国务卿马可·鲁比奥以及当时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迈克尔·沃尔茨举行了会晤（他现在正转赴其他岗位），那次是“二对二”的形式。

作为这次会晤的发起方，美方首先由鲁比奥表示，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并非基于某种意识形态，而是基于务实与美国的国家利益。特朗普政府承认，所有其他国家也都有各自的国家利益，尤其是像俄罗斯联邦这样的大国。他们有意在两国国家利益相一致的情况下，从这种一致中尽可能获取相互利益，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这种一致绝不会在所有情况下出现，恰恰相反，在多数情况下不会出现，因为大国的利益总会在某些方面相互碰撞。而在这些国家利益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的情形下，我们的首要任务是防止这种矛盾演化为对抗。我回答说，这与我们的立场100%一致。在这样的框架下，我们的利益是契合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已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东方经济论坛上谈到了这一点。

这带来了有趣的前景，包括在经济领域，例如液化天然气生产，尤其是在阿拉斯加，以及其他许多方面。北极为合作打开了广阔空间，航天等领域亦然。

坦诚、开放地讨论彼此立场，找出需要转化为务实行动的契合点，防止分歧演变为对抗，尤其是“热对抗”——这是我们的基本原则。

问：鉴于美中对峙正演变为具有全球市场影响的贸易—技术竞争，俄罗斯在加强对外经贸联系、实现出口方向多元化方面，尤其在制裁压力以及全球金融架构重塑的条件下，正采取哪些战略举措？

谢尔盖·拉夫罗夫：我已经提到，制裁压力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国际贸易体系在西方主导下数十年来所确立的原则完全相悖。完全相悖。二战后建立的一切是以公平竞争为基础的——而制裁、关税已不再是公平竞争——并以尊重财产权为基础。

众所周知，我们的中央银行储备被以掠夺的方式夺走并仍遭冻结。巴拉克·奥巴马政府还查封了外交财产——这简直不可理喻。西方在其所标榜的国际货币金融与贸易领域理想框架内大力鼓吹的无罪推定原则，以及我方提到的其他原则，曾被普遍接受。而现在发生的一切，可谓无法无天。

早就有美国领导人（我不记得是哪一届政府了，但美国领导层从未予以否认）对国际社会各成员表示，美元不是美国的私有物，而是全球公共品。之所以提供这种公共品，是为了让世界经济金融体系顺畅、不断档、高效而节约地运转，惠及所有国家，无一例外。

乔·拜登政府开始把美元当武器使用，这已经让许多人警觉，并促使大家认真思考（多数时候是默默地）：今后如何防范类似的花样？当时他们决定惩罚俄罗斯，切断我们获取美元结算的渠道。谁知道下一届美国政府会对谁“动怒”，又会判定谁“行为不当”呢？

建设替代性支付平台以及其他正常贸易所需的物流机制，这一趋势正在推进。难怪唐纳德·特朗普在竞选期间严厉批评拜登，正是因为后者让美元这一全球储备货币的角色陷入险境——而这一直让各方受用，并保证了世界经济所有“齿轮”的转动。确实如此。滥用本国货币地位的做法会动摇外界对其的信任。

如今，特朗普政府的成员也在尝试诉诸这种手段。这有点不合逻辑，因为特朗普曾表示，拜登对美元的相关举措正在对美国人及其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领先地位造成巨大伤害。遗憾的是，特朗普政府中负责金融的人士尚未从其领袖的判断中得出结论。因此，构建可靠的、不受任性、强制与勒索所左右的支付系统、物流通道和方案的进程正在展开。

巴西总统卢拉·达席尔瓦在2023年金砖峰会上提出了建立替代性支付平台的倡议。金砖国家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已奉领导人之命着手此事。他们正在准备相关报告。在喀山举行的金砖峰会上提交了阶段性报告。今年的金砖峰会上也提出了具体方案，正在推进，其中一部分已经落地实施。大概不宜在这里详述；这不是需要把正常、自由、互利结算机制如何运作都一一细说的受众与场合。

就在今天，将通过视频连线举行金砖国家虚拟峰会，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将出席。峰会由巴西总统卢拉·达席尔瓦倡议召集，主题是就反制西方在全球贸易和金融领域的非法举措制定更多步骤，包括对“关税战”的应对。

任何行动都会遇到反制。没有绕不过去的禁令。况且此类禁令大多是非法的，违反国际法与世贸组织规则；而对其进行规避的做法，建立在当事各方的协商一致之上，并未试图以非法手段损害任何人。

问：我对您职业生涯的开端特别感兴趣。众所周知，您最初在斯里兰卡大使馆工作。职业起步时您遇到了哪些困难？最难的是什么？您是如何克服的？

谢尔盖·拉夫罗夫：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就在我毕业之后。斯里兰卡气候宜人、历史有趣，当时政治生活已相当活跃。那是在内部冲突得到克服之后；此前，斯里兰卡北部的泰米尔族民众为捍卫自身权利而拿起了武器。

我坦率地说，最困难的并不在于我在大使馆分配到的职责，而在于任何年轻人在那个年纪都会养成的一些习惯。我们在那里过得很开心。所谓事有轻重缓急——该工作的时间工作，该娱乐的时候娱乐。我们使馆的氛围很好。大使是R.N.尼沙诺夫，愿其在天国安息。他处处支持青年人，而我们也努力踏实工作。人在刚从学院毕业时，会感到自己准备不足，这会让你觉得困难。如果学院给予的教育与训练足够扎实，使你顺利过渡到“成人”的工作职责中去，那么就像歌里唱的那样——“我们好好工作，也要好好休息”。

问：随着美国新一届政府上台，俄美两国之间的贸易额增长了20%。在俄美对话日益活跃的背景下，贸易与投资领域存在哪些优势与机遇？

谢尔盖·拉夫罗夫：这问题我部分提到过。增长20%本身说明不了太多，因为过去两国贸易额一度在300亿美元左右，而去年只有30亿美元。20%的增幅很可能只是反映了铀（美国人仍在购买）以及其他一些金属在价格上的波动。尽管如此，这谈不上是统计误差，但更多是全球市场价格波动的体现。

至于机遇，我已经列举过了。有北极，包括在我们本国和阿拉斯加共同推进液化天然气生产。除北极外，我们还有其他项目，西方企业也感兴趣，包括在萨哈林。还有西伯利亚的广袤疆域——就自然资源而言，它不仅是欧亚、也是全世界最富饶的地区之一。还有航天领域。

我相信，在高科技领域，包括人工智能，我们也可以开展合作。当然，考虑到人工智能潜在的军事用途，或许首先需要提升彼此的互信。但只要利益能够契合，我们在共同行动与投入努力方面就没有上限。

如果美国和我们都希望增加液化天然气的产量……如果我们和他们都关心北极——那是我们的共同家园，尤其考虑到特朗普当局对格陵兰的兴趣……如果对航天有兴趣（这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在这一领域我们的伙伴关系从未中断。可以说，各个领域皆然。

我还想提到体育（冰球和足球）。美国将与墨西哥、加拿大一起承办2026年世界杯。我知道，在包括国际足联领导层在内的一些圈子里，已经在讨论举办一场比赛——由2018年世界杯东道主与2026年世界杯东道主对阵。过去我们有互访进行冰球表演赛的传统。这方面兴趣很大。我知道我们这边的冰球老将经常与美方讨论此事。

现在，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倡议，9月20日将举行首届国际歌曲大赛“Intervision（洲际电视）”。将有20多个国家参与：几乎所有金砖国家、独联体伙伴国以及若干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国家。预计将有一名美国参赛者。

我认为，联系越多、各层面的交流越多越好。我们与美国的关系从未存在不可逾越的问题。问题总是源于意识形态。我再提醒一下美国国务卿马可·鲁比奥对我说过的话：他们现在的外交政策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国家利益。既然如此，我们就能在许多问题上达成共识。

问（英译）：我的问题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将访问印度有关。印度是俄罗斯的关键伙伴之一。届时将讨论哪些议题？俄印关系在构建以相互尊重为基础的世界秩序中发挥何种作用？

谢尔盖·拉夫罗夫：这个话题在过去一周几乎天天都在各类新闻与分析节目中反复报道。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的合影传遍全球，引发了一些西方领导人让我难以理解的愤怒与狂躁，他们把这称作对所谓“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的挑战。我们这些国家从未认可过这样的“秩序”，而“中俄印三方”（RIC）这一机制，早在我们与印度、中国分别建立双边关系之外就已经存在多年。

俄印双边关系不断提质升级，这也体现在莫斯科与新德里历次首脑会晤所采用的表述上。起初称为“战略伙伴关系”，后来改称特权战略伙伴关系”。在当时的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任内，沿用至今的完整表述变为“特殊和特权的战略伙伴关系”。再往上已经没法再加定语了。

我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是战略协作、多层面伙伴关系。双方的这种关系可以追溯数十年。我们同印度的伙伴关系直接关联其独立进程。与中国方面，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并肩为捍卫新的国际秩序而战。与印度方面，我们建立了发达的高层合作机制网络，有政府间经贸委员会，外交部长与国防部长渠道也保持着定期联系。曾经我们举行过“2+2”会谈——两国外长和防长同场磋商。后来遭遇疫情，这些安排都被搁置了。

我们正在认真筹备俄罗斯总统普京年内对印度的访问。我向你们保证，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军事和军事技术合作领域，我们都积累了丰富经验并制定了宏大计划。这些计划已在印度总理莫迪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中国的会晤中得到明确重申。

我刚才提到，这个“中俄印三方”机制存在已久。它的前景最早由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在担任外交部长时加以阐明。1998年，他提出建立一个常设机制——中俄印（RIC）。自那时起，外长层面已举行约20次会晤，经济、贸易、财政、文化部长也进行过会面。随后疫情爆发。再后来出现了中印边境紧张局势上升的情况。我们推迟了恢复“俄罗斯—印度—中国”三方会晤。

如今，令各方满意的是，中国和印度找到了解决分歧与问题的途径，这些问题曾在当时阻碍了正常对话。互访正在展开。根据我们同印中朋友的接触，我们感到在不久的将来有望重启这一进程。这将惠及所有人。难怪三国领导人刚一同框，大家就立刻紧张起来。美国一些“分析人士”甚至直言不讳地表示：如果“这三位”要交朋友，那还怎么把他们彼此利用来对付对方？这就是他们的“哲学”。

正是为此，他们炮制了“印太战略”，意在破坏以东盟为中心、以平等、包容（照他们的话说）和协商一致为原则构建的东南亚安全体系，等等。现在，在形式上并不去直接打破这套体系的同时，西方（从拜登时期起）就开始向该地区推进其狭隘的集团式架构，实质上试图剥夺东盟在安全议题上的主导权。各种“三方”“四方”相继出现。北约也在试图把自身的基础设施向这一地区延伸。

谢尔盖·拉夫罗夫：他们打造了“四方机制”（QUAD）——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我们的印度朋友在这套“四方”构想刚提出时就公开明确表示，他们看到其中的经济利益，但不会支持任何涉军事—政治方面的举动。这是一番有远见的表态，因为人们正越来越多地尝试利用这一框架去刺激中华人民共和国产生不快，而这并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

当欧亚的大国、三大文明携手合作时，某些西方圈子会感到不安，仅仅因为他们不愿放弃把这些国家彼此“对立利用”的机会。这是不对的。这不是我们的做法。这些做法属于殖民主义时代的遗物，如今有人试图复活，以新殖民主义的手段行事，其本质就是靠剥夺他人而生存。而我们——印度、俄罗斯、中国——希望依靠本国人民的才能以及这些才能与我们潜力的汇聚来生活与发展。

问：鉴于我们同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关系，您为俄罗斯在南高加索地区的外交设定了哪些优先方向？

谢尔盖·拉夫罗夫：我们的优先方向从未改变——和平与合作。今天也依然如此。第二次纳卡战争爆发后，正是由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出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进行了许多次深夜通话。本来一切本可更早停下来，但并非各方都已做好准备。尽管如此，普京总统还是促成了协议，于2020年11月9日至10日夜间由总理尼科尔·帕希尼扬和总统伊利哈姆·阿利耶夫签署。随后又举行了一系列三方峰会，达成了解除经济联系与交通通道封锁的安排，并在俄、亚、阿三国副总理领导下设立了专门机制负责推进。边界划界及后续勘界的原则也已商定。还商定了一个倡议，即汇聚三国的社会人士，以民间社会渠道的对话来补充官方的国家间对话架构。我们从未放弃履行这些共识。

我们注意到，从俄罗斯、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三国领导人在2020—2022年达成的协议（1、2、3、4）基础上生长出来的和平条约，现在决定在美国境内签署。这是我们邻国的主权选择。但还要看它如何落实，因为华盛顿会晤后头几天的热情溢美之词，在文件公布后很快被更为审慎甚至怀疑的评价所取代。事实证明，其中远非一切都已达成一致。外交上有一种“类型”，就是做点醒目的事，再在媒体空间里漂亮地包装。我认为在某些情形下这种方式也有存在的权利，但如果之后没有实质推进，那就只是一道“闪光”。我们关心的是切切实实地签成一份和平条约。

在这方面，我们欢迎亚美尼亚与土耳其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最近又有新的接触。据称（至少在一些事件评述中提到），根据某些信息，土耳其已不再把同亚美尼亚关系的恢复与全面正常化亚—阿关系捆绑在一起。另一个前进步伐，是亚美尼亚与巴基斯坦近日恢复外交关系。我们也希望恢复在“3+3”平台框架下的工作，这是当年由土耳其和阿塞拜疆提出的倡议：南高加索三国（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加上三大邻国（伊朗、土耳其和俄罗斯）。我们在2023年举行了几次外长级会晤，也有副外长层会议。我们认为，现在正是重启这一机制的好时机。我们的伊朗邻居支持这一进程。土耳其和阿塞拜疆是这一平台的发起方。希望不久之后我们能会面。

问：您如何评价加沙地带的最新局势？俄罗斯外交如何能制止暴力、减少伤亡？

谢尔盖·拉夫罗夫：加沙地带正是我们西方同事如何解释国际法的一个鲜明例子。关于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联合国安理会与大会都作出了要求建立巴勒斯坦国的决定。关于建立巴勒斯坦国的决定是在1948年作出的，并与建立以色列国的决定相互关联。正是这种相互关联，为联合国全体成员达成共识奠定了基础。以色列国很快建立了，巴勒斯坦国却没有。我不打算现在细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阿拉伯的巴勒斯坦人自身也未能把联合国设定的这一目标充分转化为行动，但决定性因素是外部力量——它们并不愿意履行这项共识。

发生过几次战争。其结果是，最初为巴勒斯坦国预留的领土不断“缩水”。最终，大家将1967年的边界作为标准，也就是又一次阿以战争后的状态。但我们完全理解（并一直强调）以色列对自身安全的关切。关于建立两个国家——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决议还配有一句话：应当以能够在安全与睦邻条件下共存的方式来建立它们。

但我们陷入了这样一个“陷阱”。没有巴勒斯坦国，地区稳定几乎不可能；而之所以不愿建立，是因为以色列说那将威胁其安全。可是，这一决议的执行越被拖延，“阿拉伯街头”的动员就越强烈。因为对巴勒斯坦人长达数十年的不公，不仅影响巴勒斯坦本身的舆论，也影响那些把巴勒斯坦人视为手足的阿拉伯国家的舆论。

早在如今血腥事件发生之前的较好时期，我们就同以色列同事讨论并坚持这样一个观点：如果不建立巴勒斯坦国，就会滋养以针对巴勒斯坦人所遭受不公之感为基础的极端主义。他们对这一论断并不接受。最近，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干脆表示，不会有任何巴勒斯坦国，因为他关心的不是这个，而是以色列的安全。这一点可以理解。但依我们的评估，很难在损害巴勒斯坦人安全的前提下保障以色列的安全。这就涉及安全不可分割原则。通过否定巴勒斯坦人拥有自己国家的权利来保障以色列安全，是难以做到的。

2023年10月7日以色列发生恐袭时，我们予以了坚决谴责。但我们也无法接受对此次恐袭的反应方式：它既不审慎，也未聚焦于追查组织者和实施者，反而演变为对巴勒斯坦人民的“连坐式惩罚”。我记得当时以色列领导人在解释其行动时说，他们是在消灭哈马斯。随后，内塔尼亚胡政府的一位部长（我现在不点名，以免冒犯）在回应“那里有平民，你们却发动地毯式军事行动”的批评时说：那里没有平民，从3岁起就是恐怖分子。西方几乎无人对此言论作出反应。

但是，长期以来拒绝建国、封锁、出行限制以及持续不断的突袭等做法，确实在滋生不满，而这种不满不难被转化为极端主义情绪——这是事实。

顺便说一下戈兰高地。在拜登政府期间，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某场活动上称，俄罗斯“吞并”“占领”了乌克兰，这是不可接受的，等等。有人问他：那戈兰高地呢？按联合国所有决议，它属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一部分，而以色列已将其并吞；上一届美国政府承认戈兰高地为以色列的一部分，拜登政府也等于予以确认。他如何解释？他答道：“那不一样。”因为戈兰高地的局势与以色列的安全直接相关。就这样。

也就是说，他否认了我们同样有权为自身安全担忧。这里说的不是“吞并”的问题。因为戈兰高地居住的并非犹太人、不是犹太民族的兄弟姐妹；而在乌克兰，北约开始“伸出触手”，他们恰恰想要吞下那些几个世纪以来属于俄罗斯的领土，剥夺在那里世代居住、建设城市、修建港口和道路并基本上开发了这些地区的俄罗斯人的权利。把北约引入那里，难道不是对我们安全的威胁吗？当然是。

我们早在1988年就承认了巴勒斯坦国。西方却不愿这样做，他们总是顾虑其他方面的利益，而不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利益。我还要再强调一次：我们坚定支持保障以色列的安全，但并不支持以色列通过侵入他人领土来实现这一点。除了戈兰高地，他们还进入了应由联合国控制的缓冲区，进入了叙利亚南部。他们还有一系列其他的领土打算。

但最关键的是，如果你看地图，我们大家像念咒语一样反复说：“危机的长期解决之道在于在1967年边界内建立巴勒斯坦国。”请看地图。地面的既成事实已经使建国无从谈起。难怪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以及其他一些欧洲政要在几个月前又一次血腥暴力爆发时予以谴责，并表示等他们赴联合国大会时一定会承认巴勒斯坦国。我的问题是：既然决定了，为什么不马上承认？我只有一个答案——他们指望等到他们威胁要承认巴勒斯坦国的那个时间点，那里已无可承认之物。就是这样。

这里的两面性昭然若揭。再强调一遍，我们同巴勒斯坦人、其他阿拉伯国家以及以色列都保持着密切联系。普京总统多次同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这一局势。他们之间有长期交往。冲突极其复杂。但西方却乐于把这些需要其作出原则性立场选择的复杂问题“扫到地毯下面”。他们的手段之一，就是不断强调西方在乌克兰危机上的那种毫无意义、走投无路的立场。

问：我来自斯洛文尼亚。作为斯洛文尼亚公民，我为我们国家与俄罗斯的历史和文化联系感到自豪。

谢尔盖·拉夫罗夫：您从哪里来？

问：斯洛文尼亚。

谢尔盖·拉夫罗夫：很美的地方。

问：2001年，斯洛文尼亚承办了普京与小布什总统的会晤，突出了其作为东西方桥梁的角色。如今，作为欧盟和北约成员，斯洛文尼亚更趋向于西方。您认为，如今像斯洛文尼亚这样的小国还能否与俄罗斯保持对话并开展合作？

谢尔盖·拉夫罗夫：这个问题我不好直接回答，因为还有其他北约国家与现任斯洛文尼亚政府不同，并未中断与我们的对话。匈牙利从未中断过。在斯洛伐克，罗伯特·菲佐重返总理职位后，他甚至应中国领导层邀请出席了上合组织的活动。我们对斯洛文尼亚人民抱有最友好的感情；实话说，我们从未对任何国家抱有成见。

普京总统最近再次指出，我们的法律里现在有“非友好国家”的条款。这在处理某些法律技术性问题时或许必要。但我们并不存在“非友好国家”。只是有些国家的政府对我们奉行不友好的政策。对此我们将其视为一种既成事实。

再说一遍，并非我们主动中断了关系与接触。如果我们的西方同行（包括斯洛文尼亚方面）愿意恢复这些关系，我们对此持开放态度。

但很自然，已不可能像过去那样“照常营业”。我们将构建新的关系，同时牢记在某些合作领域中所蕴含的风险——当时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西方技术。

斯洛文尼亚同其他北约、欧盟成员一样，终究会走过当前这种试图在“战场上”击败俄罗斯的局面，届时我们再看。但我们对斯洛文尼亚人民一向抱有温情。我多次到访，当地交往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

问：我想稍微跳出政治和经济话题，问您一个更私人一点的问题。人们常问您在读什么书，是否会再出新的诗集。我想知道，您听什么音乐？音乐是否有助于您进入工作的状态？

谢尔盖·拉夫罗夫：遗憾的是，我主要在读文件。也不尽然，偶尔也能读点文学作品。但大多数时候，我把书拿在手里，它就像无声的指责一样躺在那里——因为我没有把它打开。可惜的是，我读文学作品的时间很少。

我尽量关注诗歌。就我自己的创作而言，我为A.V.托尔库诺夫75寿辰写了诗。我的朋友们在我生日时也出版过一本我的诗集，但它止于2004年，也就是我被任命为外长的那一年。从那以后，我只是在朋友的纪念日、以及家庭题材上写些诗。原本倾注于诗歌的其他精力，如今都化作“在外交舞台上的散文”。

我喜欢音乐。喜欢创作型歌手。维索茨基不只是吟游诗人，他超越了吟游诗人的范畴。还有奥库贾瓦、维兹博尔。遗憾的是，我们对当代原创歌曲的推广不够，流行歌坛的影响更大。这也是时代的烙印。篝火、吉他——这是我们所说的祖国的一部分，若你愿意，也可以说是爱国情怀的一部分。

肯定有年轻人在写自己的歌。如今在特别军事行动过程中，有许多才华横溢的诗人，他们的作品被谱上了曲。像“索洛维约夫Live”这样的频道在努力推广他们，但我希望能做得更多，让他们的音乐被更多人听到。我也希望，也许在某个阶段能出现一项专门的“战士—诗人”比赛。伟大卫国战争时期有很多诗人把自己在前线写下的诗“带回来”、寄回来。我认为这会是件好事。

当然，如果MGIMO保留着一些文化传统——合唱团、诗歌社、文学社——也应设法加以推广。原本就应该在校长A.V.托尔库诺夫的周年庆上把学院的这些“财富”展示出来。

朋友们，祝你们学业顺利。所有条件都已具备。你们有出色的教师和导师。正如A.V.托尔库诺夫所说，外交部的老前辈们——不只是老前辈，在职同事也一样——都会随时愿意同你们交流、提供帮助，回答不断出现的问题。

我想再次提醒：要汲取，但也要敢为并独立思考。在所获知识的基础上，去寻找新的、对国家有益、对你们自身有益的东西。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