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座废弃省会，重要性被大大低估了

　　“中华秋海棠”，这是中国旧时版图之中，最为人熟知的一种形状。

　　著名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也就是坊间俗称的“谭图”，基本以全盛时的“中华秋海棠”（1820年线）为基准，绘制中国历代版图。

　　1820年，已是嘉庆二十五年。这一年，嘉庆驾崩，道光继位。但实际上，全盛时的“中华秋海棠”奠定时间，远比嘉庆朝要早，早在乾隆朝就已经实现。

　　在河北，就有一座城市，见证了“中华秋海棠”的诞生，它就是承德，曾经的热河省省会。

　　提到承德，人们第一反应往往都是避暑山庄。当今，避暑山庄早已是世界文化遗产。然而，避暑山庄并不是以山庄本身为名列入世界遗产，世界遗产全名为“承德避暑山庄及其周围寺庙”。

　　康熙御笔匾额，注意“避”字

　　其中的“及其周围寺庙”，就是著名的“外八庙”。这一套完整的关外寺庙体系，便是见证“中华秋海棠”诞生的核心。

　　“外八庙”作为一套体系，一共有十二座藏传佛教寺庙，它们自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修建。

　　八座有喇嘛常驻，即溥仁寺（前寺）、溥善寺（后寺）、普宁寺（大佛寺）、普佑寺、安远庙（伊犁庙）、普陀宗乘之庙（小布达拉宫）、殊像寺和须弥福寿之庙（班禅行宫/新宫），并归理藩院喇嘛印务处统管。其中，普佑寺又是普宁寺的附属寺院——喇嘛经的经堂，两寺实则可视为一寺。

　　普宁寺，便是见证“中华秋海棠”诞生的核心寺庙，属于核心的核心。它的出现，标志着清朝完成了最后一块“拼图”——西域（新疆）。这也是自唐朝安西都护府陷落后，时隔近一千年，天山南北重归中央政权。

　　其余四座寺庙，普乐寺（圆亭子）、罗汉堂和广安寺（戒台）由驻防八旗护卫，广缘寺为喇嘛集资修建。

　　涉及理藩院的八座寺庙，在京设有“八处”，且因地处明长城古北口外，俗称“外八庙”，后成为避暑山庄周围所有十二座藏传佛教寺庙的统称。

　　值得一提的是，很多人第一次接触承德“外八庙”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承德的“内八庙”在哪？潜意识以为承德和北京都有“内外八庙”的说法。但实际上，承德“外八庙”的“外”指的是关外，所以并不存在所谓相对应的承德“内八庙”。非要说对应，以北京、承德共有四十座直属理藩院的庙宇为体系，承德“外八庙”反而对应的是“京城三十二庙”。

　　在承德，目前“外八庙”只有五座对外开放，普宁寺、安远庙、普陀宗乘之庙、须弥福寿之庙、普乐寺，甚至其中的普乐寺还不属于原教旨的“外八庙”。其余的七座寺庙，或不开放，或已成为遗址。

　　这五座对外开放的寺庙，也是“外八庙”的精华所在。

　　普乐寺

　　清廷平定大小和卓木后，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在三世章嘉的建议下修普乐寺。

　　普乐寺为前汉后藏式，寺内不设喇嘛，是专供西北边疆地区回部、哈萨克部、布鲁特部等首领朝见时瞻礼用。

　　普乐寺布局坐东朝西，西面朝向山庄，东面与磬锤峰呈对景关系。

　　正对磬锤峰（棒槌山）的旭光阁

　　普乐寺旭光阁制仿北京天坛祈年殿，建为重檐攒尖圆殿，内部建立体坛城供奉双身胜乐金刚（欢乐佛/上乐王佛/胜乐王佛）。

　　安远庙

　　乾隆朝两次平定准噶尔时期，准噶尔部的达什达瓦部支持清廷，参与了两次战事行动，后来该部整体迁居热河蒙古营（狮子沟镇）。

　　武烈河西岸为蒙古营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乾隆帝下诏依据伊犁的固尔扎庙（固勒札庙/金顶寺），于避暑山庄东北部山岗上建安远庙（伊犁庙）。

　　伊犁固尔扎庙在历史上的地位极为特殊，它与海努克庙（银顶寺）隔伊犁河相望，两者均采用回字形“都纲”建筑形制，皆为旧时准噶尔的国寺。

　　固尔扎庙修建于噶尔丹策零时期，其中的宝物大多为策妄阿拉布坦时期大策凌敦多布占领西藏洗劫拉萨周边寺庙所获。

　　安远庙的原型已湮灭在历史中，它毁于乾隆两次平准时期。后来清廷在固尔扎庙旧址以北修建宁远城（伊犁九城之一），这就是今天伊宁市区的前身，当今伊宁市的维吾尔语称谓还依然沿用“固尔扎”。

　　当时伊犁的金顶寺，只能从现在的安远庙寻找痕迹

　　安远庙为前汉后藏式，它的中轴线偏向西南，除顺应所在山冈和西北部武烈河流向外，建筑轴线指向山庄内的永佑寺塔。

　　主殿普度殿为方形，俗称“方亭子”，内供有绿度母像。

　　普宁寺

　　乾隆第一次平准后，在承德为厄鲁特四部（四卫拉特：辉特、杜尔伯特、绰罗斯、和硕特）贵族封爵，并敕令于避暑山庄东北五里的狮子沟，修建普宁寺，寓意四海之内“安其居，乐其业，永永普宁”。

　　不过，一心想成为卫拉特四部总汗的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极度抵触这一和其他卫拉特各部互不隶属平行的分封模式。虽然阿睦尔撒纳已经获得了清廷极高的荣誉赏赐——双亲王，但由于不满其本身的政治预期，遂起兵反清，后被平定。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普宁寺初成，此时第二次平准早已结束。

　　普宁寺的碑亭内矗立着三通方柱形石碑——《普宁寺碑》和《平定准噶尔》双碑。

　　最前方为普宁寺碑亭

　　双碑分别为东侧的《平定准噶尔勒铭伊犁之碑》和西侧的《平定准噶尔后勒铭伊犁之碑》，分别对应平定达瓦齐和平定阿睦尔撒纳的两次历史事件。两碑在伊宁皆有同立之碑，均已毁，且与格登山的《平定准噶尔勒铭格登山之碑》（“格登碑”）并不相同。

　　各碑四面分别刻有满、汉、蒙、藏四种文字

　　普宁寺还是“外八庙”中乾隆时期建造的第一座，与北京清漪园后山须弥灵境，同写仿自西藏桑耶寺。其为前汉后藏式，寺庙总体布局顺应自然山水之势，据冈面南，武烈河支流流经其西侧，东部的普佑寺和广缘寺亦朝向一致。

　　普宁寺前部为伽蓝七堂式，由牌坊、山门、钟鼓楼、碑亭、天王殿、配殿和大雄宝殿组成。

　　后部仿照西藏山南扎囊桑耶寺乌策大殿，主要建筑名为“大乘之阁”，周围环绕自然山体和人工假山，并配以四大部洲、八小部洲、日月殿和四色塔等建筑，模仿佛教须弥山，形成以高阁为中心的藏式曼荼罗（蔓陀罗）布局。

　　大乘阁通高37.40米，内奉20余米高的千手千眼观音像，为世界上现存最大的金漆木雕观音立像。

　　须弥福寿之庙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以波格尔为代表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及英国军队图谋渗透西藏，遭六世班禅拒绝。

　　五年后，六世班禅自后藏跋涉两万里，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到达承德觐见乾隆皇帝，庆贺其七十寿辰，以示忠诚。乾隆皇帝“祝厘来自后藏，上嘉其远至，于山庄建扎什伦布庙居之”。

　　须弥福寿之庙即仿写日喀则扎什伦布寺，为“外八庙”皇家工程的收官之作。

　　须弥福寿之庙以大红台为中心，包括大红台基部的叠石、侧面的堆山，形成回字形裙楼环绕汉式中心佛殿的特殊布局，分为裙楼、回字形庭院、中央佛殿三大部分。

　　普陀宗乘之庙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为庆贺乾隆皇帝六十寿辰和崇庆皇太后八十寿辰，乾隆皇帝命仿照拉萨布达拉宫，动工建造普陀宗乘之庙，并用于接见来自蒙古、青海、新疆等地的各部首领，“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

　　今日布达拉宫主体建筑，其实也是在清廷深度参与下修建，总体完成于顺治时期，拉萨与承德的两大“布达拉”，其实可以说来自同一家“设计院”

　　历时四年，至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落成，这是“外八庙”组群中规模最大的一处。

　　与为班禅所建的须弥福寿之庙不同的是，修建普陀宗乘之庙的主因并非针对达赖及其他西藏上层贵族，而是主要针对蒙古诸部

　　普陀宗乘之庙落成时，恰逢土尔扈特部东归，乾隆皇帝下令在普陀宗乘之庙竖起《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两大御碑，以纪念这一重大事件。

　　各碑四面分别刻有满、汉、蒙、藏四种文字

　　普陀宗乘庙以大红台为中心，包括中部轴线上的古树与叠石，形成回字形裙楼环绕汉式中心佛殿的特殊布局，分为裙楼、回字形庭院、中央佛殿三大部分。

　　其他七庙

　　“外八庙”的布局以避暑山庄（内建有四座佛寺）为核心，山庄外建有十二座寺庙（“外八庙”）:山庄向北的山丘地带有八座；山庄的东面，与山庄隔桥相望，有四座。

　　它们之间各有布局，多有组合。比如溥仁寺、溥善寺构成前后寺；普宁寺、安远庙、普乐寺构成“普天同乐，由宁而安，由安而乐”之意；普佑寺是普宁寺的附属寺庙，今大部分已毁；安远庙和普乐寺“一方一圆”，又与磬锤峰的相对位置有关；普陀宗乘之庙与须弥福寿之庙最具藏族特色，对应布达拉宫和扎什伦布寺一对。

　　武烈河东岸4座，武烈河西岸8座

　　其中，溥仁寺、溥善寺是“外八庙”修建最早的寺庙。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外藩蒙古内外札萨克诸部王公，为庆贺康熙皇帝六十寿辰，在避暑山庄外建寺作庆寿盛会之所，取“寓施仁政于远荒”之意，遂有溥仁、溥善二寺。溥善寺早已荒废，今仅存溥仁寺。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清廷平定回部大小和卓木，适逢乾隆皇帝五十寿辰和崇庆皇太后七十寿辰，在普宁寺东建立了诵经的札仓（寺院的附属经学院），此经院即后来的普佑寺。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普陀宗乘之庙以西造广安寺，乾隆皇帝曾在此接受三世章嘉授予“居士戒”，为乾隆皇帝与蒙古王公贵族举行法会之处，今大部分已毁。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普陀宗乘之庙和广安寺之间兴建殊像寺，寺形制仿山西五台山殊像寺，是“外八庙”中唯一的满族喇嘛寺庙。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广安寺西侧建罗汉堂，为仿北京碧云寺和浙江海宁安国寺，今大部分已毁。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普宁寺堪布喇嘛擦鲁克筹资修建广缘寺，乾隆皇帝亲题匾额，为“外八庙”中规模最小且建成最晚的寺庙。

　　“外八庙”体系的形成，大概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这从修建时长、选址、动因即可一窥。

　　按照年代分类，十二座寺庙只有两座建于康熙，剩下均建于乾隆，雍正无建设，隔了一朝。

　　换一种说法，所谓的“外八庙”布局，主体其实建于乾隆，康熙只是起了一个开端。康熙皇帝估计也没想到当时这两座“意外”修建的寺庙，后世会在这附近形成一套寺庙群，并成为了整个“外八庙”的滥觞。

　　历史就是这么有趣，假如当时康熙时期，没有在避暑山庄附近修建这两座寺庙，或者干脆没有修建避暑山庄，那么后续乾隆时期修建的“外八庙”主体“奇观”是否存在？或者即使存在，但是否落户承德？以及承德府是否能存在？可能都是疑问。

　　另一种假设，假如乾隆时期修建的“外八庙”换了一种叙事体系或者建设方式，那么康熙时期修建的两寺是否能纳入这个体系，也是两说。

　　最终能形成当今的规制，也是历史的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