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分考生，流向“职校小清华”

在人间

2025年08月27日 18:05:11 来自内蒙古自治区

高考结束后，当妈妈问要不要考虑深圳职业技术大学（以下简称“深职大”）的时候，广州考生林子怡觉得“我妈疯了”——“居然让我用一本分数去读大专”。

高中三年，她自认为成绩还可以，有时也能挤进前二十，上600分、冲211是她高三整年的目标。高考结果虽然不理想，但林子怡依然考出了560多分，比当年广东省本科线高出120分有余。

那时，职业院校对她来说无异于另一个世界，但“就业”二字在她脑海里始终亮着红灯。她高三那年，妈妈沉迷张雪峰，“专业大于学校，就业大于一切”“大学四年再风光，毕业找不到工作就得哭”，都是她妈妈挂在嘴边的话。耳濡目染下，深职大宣称的超过95%的毕业生就业率格外吸引她。

职业本科，全称为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正式发展始于2019年，15所高职院校升格为本科。两年后，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25年，职业本科教育招生规模不低于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的10%”，将这一进程按下加速键——目前共87所职业本科院校中，有36所都是在今年跨过了专科和本科间长久以来的鸿沟。

高职为什么要升本？许多人问过张风这个问题，他是一所职业本科院校发展规划办公室的负责人，从事职业教育近20年。张风告诉凤凰网，职业本科的意义之一是完善职教体系，不让它成为“断头路”。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的驱动。张风认为，技术升级的需求遍布各行各业，即使只是一个卖油条包子的小摊——“可不可以不用小煤炉，而是用新技术新工具？可不可以做油条也兼顾营养？现在是小店，以后可不可以扩大规模、搞连锁甚至做成产业？”

近年来，部分职业本科因为吸引了一众高分考生而走入公众视野。短暂纠结后，林子怡接受了深职大的offer，作为深职大第一届职业本科生入学，如今已是第三年。她所就读的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专业，身边同学的高考分数都在550分以上，最高的接近600分。和同学一聊她发现，报考时大家大多经历过和她类似的心路历程：因为“职业技术”的名字挣扎过，但最终还是被学校对就业的助力所吸引。

母校的分数也在一路水涨船高，到了2025年，她就读的深职大本科专业的物理组录取最高分已经达617，对广东考生来说，这个分数可以报考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211高校，而最低分566，也超过了广东省本科线130分。

但伴随“职业”二字而来的不了解、误解乃至偏见，仍然笼罩着职业本科。今年高考志愿填报期间，不少学生和家长在社交媒体上发帖问及职业本科，无外乎几类问题：能考研吗，能考公吗，好找工作吗？评论区中有人从客观的角度解惑，但也有很多劝退的声音，“听起来真的很像大专”“一个尴尬的位置，能上普本就上普本”。

职业教育从不属于少数人。据《202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4年，普通本科、职业本科、高职在校生人数分别为2085.91万、40.68万、1764.66万，也就是说，中国有能力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里，有46.39%无法进入一所普通本科，职业教育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千万学生和家长有权利知道，居于职教体系顶端的职业本科院校，尤其是优秀的职业本科院校，究竟能否真正承载起他们的希望，又能否真正满足社会对职业技术人才的需求。

凤凰网联系上9位95后，他们分别来自6所职业本科院校。有人兴奋地分享了职业本科在读的满足感，“资源往我们嘴里喂”，也有人以往届毕业生的视角，谈到了在母校升本前就感受到的对学生专业能力的扎实磨练，而这让他们在工作时展现了超越学历的竞争力。

不约而同地，他们也都谈到了疫情后就业市场的变化，对此，他们有着和考入普本的同龄人类似的迷茫和紧迫感，同时也多少为自己掌握一门“不可替代性强”的技术而感到庆幸。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们提及工作时的态度：乐观，务实，一种不同于“卷”和“躺平”的心气儿。

从正门步入深职大留仙洞园区，穿过一片静谧湖水，两栋教学楼分列广场左右，大一本科生周恺专业的理论课大多安排在这里，过去一年里他了解了计算机网络的基本知识，也和通信原理打了个照面。继续直走是图书馆，大考前他曾在这里奋笔疾书。图书馆两侧各有一栋实训楼，是周恺留下最多笑容和汗水的地方，尤其是在刚结束的“小学期”。

小学期安排在暑假，为期一个月，课程量不小，有时从早8点上到下午5点，不亚于一场体力和智力的双重拉练，周恺读的现代通信工程、学校的优势本科专业之一更“都是硬课”。他们前半个月学习搭建园区网络，“上完都能去当个初级的网络工程师了”，后半个月组装调试机器狗，让它做出诸如行走、蹲下、摇头摆尾的各种动作。四周下来虽然累，但周恺很满足，“学到不少真材实料的东西”。

带给他这种收获感的还有上学期的一门国产芯片课。课上三四个同学一组，要从零开始，在四周内做出一个完整的单片机作品。周恺小组想做一个能玩贪吃蛇的游戏机。从选购零件，到画板（设计电路连接和元器件布局）、打板（制作电路板），再到编程、调试，整个过程都由他们独立完成，老师则在他们“实在没招”的时候帮忙解惑。

◎ 周恺在国产芯片课上做的单片机

对还在读大一的周恺和他的同学来说，实际操作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想象中多——在巴掌大的机身里焊接小部件，稍一不小心就可能失误，程序也得反复调试，“有时候不知道怎么就炸了”。20多天的苦干后，他们看着LED屏上像素风的小蛇动了起来，一比一复刻了他们童年记忆里的贪吃蛇。其他小组也穷其所能，做出了智能温度计、智能花洒甚至是微型无人机。

让周恺尤为兴奋的，还有这门课的附带学习资源。每人每节课上都会收到一个零件包，包括芯片、电容、电阻、蜂鸣器、编码器等当堂课所需的小器件，“每人一套，加起来也不少钱”。一学期的零件包攒起来，足以让他们在课后自行反复练手。

“简直是资源往我们嘴里喂，我都觉得夸张，”周恺的语气里听得出骄傲，“这方面一般的211还真打不过我们。”

周恺承认，一年前报考这所职业本科的通信工程专业时，他更多是出于理科生和男生对电子信息类专业的朴素好感，而对实际上要学什么、毕业后可以做什么几乎一无所知，但在一次次动手操作中，他以相当具象的方式熟悉了这个学科。他也逐渐迷恋上从无到有做出一个产品、其间发现问题再解决问题的过程，考虑以硬件工程师作为未来职业。

“理论我们不一定完全懂，但是操作流程都知道了，各种软件也都会用了，”周恺总结实训课的收获，“虽然才大一，但上的课已经在为之后的工作打基础了，给每个就业方向都铺了个底。”

实训教学是职业教育的重要一环。2024年底，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副所长曾天山领衔，调研了当时51所已招生的职业本科院校的办学情况，结果显示，校内模拟实训的覆盖率为91.9%。周恺专业在大一时以理论课为主，他说，随着年级增长，实训会越来越多。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2021年升本）石油炼制技术专业的一位毕业生告诉凤凰网，她的专业中理论教学和实训的整体比重约为6:4。

在张风看来，很多技能技术的培养，依赖于长期操作练习形成的肌肉记忆，这正是实训的意义所在，也是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本科的一个重要区别。

◎ 林子怡在实训课上做的蓝牙音箱

凤凰网接触的几位职教毕业生大多从实训教学中收获颇丰——

毕业于全国第一所公办职业本科院校，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以下简称“南工职大”）机械电子工程技术专业的许其峰，对实训基地配备的ABB的机械手、北京精雕的机床以及整条西门子的产线印象很深（注：ABB、北京精雕、西门子都是公司名），“学校在这方面还是很舍得花钱的”；

郑天晨毕业于今年升本的广州职业技术大学（以下简称“广职大”）机械制造及自动化专业，他曾在学校组织下到工厂参观，老师傅们熟练地操作着铣床，开料“嘎嘎快”，让他震惊又钦佩，这也成为了他之后每次实操时心里的标杆；

郑天晨的校友程艺曾就读于时尚品设计专业，她谈到了在沙湾古镇池塘边上的木雕课，那时每次上课她和同学都要背上锯子和木材，化身伐木工，树桩大小的原料在他们手中蜕变为一件件精致的饰品，伴着涟涟池水雕刻的场景是她大学生活的一抹亮色。

有人学有所获，也有人以亲身经历劝退职业本科。社交媒体上，一个广东某民办职业本科院校的在读学生说，他的授课老师大部分是之前教专科的，课程“基本为过时的产物”，学习氛围也不理想，“上课玩手机睡觉的随处可见”。类似高中和专科的管理模式，比如强制上早晚自习、跑操，也是某些职业本科院校被诟病之处。江西某职业本科的在校生直言：“大部分职业本科就是披着本科皮的大专。”

对于这一现象，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与管理系主任杨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之为“职业本科转型冲突”，“逐步地把专科层次教育弱化，需要经过一个比较长的周期”。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早期的职业本科院校大多是民办。金华职业技术大学校长梁克东曾在论文中指出，前22所职业本科中有21所为民办校，而据他调研，校舍、实训设备、师资普遍亟待提升，学生们尤其对办学经费短缺、教学基础设施薄弱感到不满。

张风对凤凰网总结，职业本科院校能否做得好、办得深，与学校是公办还是民办、地方政府对职业教育的认识和重视程度都密切相关，甚至与主管单位的层级高低也有关联，“区域差异和院校差异很大”。

一年前的六月末，正为高考志愿纠结的深圳男孩周恺第一次听说了深职大。他的高考成绩“还过得去”——564分，比当年广东省本科线高122分，在普通本科里选一个好专业不是问题。但当时18岁的他已然想得清楚：无论读什么学校，最后都是要找工作的，“保就业是第一的”，而职业院校尽管“听起来比较拉垮”，但和他的需求不谋而合。当年九月，他成为这所“高职小清华”第二届职业本科生中的一员。

周恺成长于深圳的一个医生家庭，和所有年轻人一样，“就业”也时刻牵挂着他的心。实际上，“不就业就完蛋了”的想法是他周围同龄人的共识。“经常听到谁家父母失业了，哪个公司倒闭了，环境变化这么明显，大家都能感觉到”，周恺带着一种少年老成的淡然说道。

公众熟悉的、社交媒体上通行的就业叙事，主体一般是名校大学生，至少也是普通本科的学生——他们从大一开始卷实习，为此海投几百家公司，甚至付费实习，但即使手握一份密密麻麻的简历，也完全无法保证能在收缩的就业市场上顺利找到一份还说得过去的工作，就算是“清北复交”或海外名校的学子，整个过程也不会有太多例外。

职业教育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到学生们？开学第一课，周恺在学院组织下到华为的鸿蒙产业园参观。人工智能专业的林子怡则去了腾讯，即将升大三的她说，学校组织的企业参观活动很多，几周就有一次，报名就能去。拉近学生和企业的距离，这是第一步。

下一站是实训教学，让他们在学生阶段就了解到真实的工作场景和需求；此外，技能大赛检验专业能力，参赛经历和获得的奖项也可以作为应聘时的敲门砖；到了最后一学年的秋招、春招，专业对口的合作企业直接到学校招人，老师也会推荐学生，许多同学都是在两次校园招聘中找到实习然后留用。

◎ 林子怡在实训课上做的机械臂

还有一些随机掉落的实习机会，可能带来意料之外的收获。2022年暑假，深职大排水工程技术专业的大二学生赵宁参加了一项针对深圳市城中村供水设施的调查，这是深圳市水务局发起的项目，曾在水务系统内工作过的老师牵头召集了几十位同学。工作内容一言以蔽之就是查水表，赵宁一开始觉得简单，但逐渐发现，这是一个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把所学非常好地应用于实际的过程。

比如有居民反映家中用水很黄，赵宁和同学上门后依次检查了水表、水池、水箱和水管，发现这家没有安装智能水表，水池很久没清洗过了，而且水管不是不锈钢的而是PE材质，很容易藏污纳垢，种种因素叠加之下水质自然会出问题。每家每户走访后，他们把观察到的问题一一罗列上报，以便水务局工作人员后续点对点、有针对性地安智能水表和更换水管材质。

凭借此次实习中积攒的经验，赵宁的不少同学都在毕业后入职了当地的水务局或排水公司。前者属于国企，到手收入取决于福利，多的时候一月能过万，后者是私企，月工资普遍也有六七千——对刚毕业的人来说“能接受”的收入，赵宁说，也因此，她80%的同学都选择了毕业后直接工作。

出于个人兴趣，赵宁毕业后转行做了新媒体运营，在深圳月薪近一万。虽然她没有做专业对口的工作，但大学的实践经验依然在反哺着她，比如“查水表”的项目就极大地锻炼了她的沟通能力，以及随机应变、解决问题的能力。

从学校到职场，赵宁觉得生活来到新的起点。她有几个读普本的高中同学，毕业后回到深圳找工作时，遇到的困难反而比她多。刚上大学时，她觉得自己本可以去更好的学校，心里有懊悔，有不服气。但如今她想，这就是最好的选择了。

和所有新生事物所面对的一样，不了解、误解乃至明晃晃的歧视，也在职业本科毕业生求职的过程中慢慢浮现。

今天春夏之交，即将从南工职大毕业的许其峰加入找工作的大军。有的HR拿着他的简历，皱眉问：你们学校是大专吧？还有人看了眼他的简历，直接让他拿回去。自称第一批职本毕业生的一位网友经历过类似的尴尬。他从职业本科毕业后读了研，但找工作时仍然有一半以上的HR会特意问：“你之前上的XX职业大学是专科还是本科，还是专升本？”

焦虑也传导到了校园。深职大的一位本科在校生向凤凰网表达了对企业可能不认可职业本科的担忧。社交媒体上，一名职业本科准大一新生说，她看到这么多对职业本科的偏见，“现在害怕又焦虑”。

招聘方对始于2019年的职业本科的陌生，有时也出现在考公这条拥挤的跑道上。

2021年，教育部发文，明确指出职业本科和普通本科在证书效用方面价值等同，在考研、考公等方面具有同样的效力。但在实际落实层面，不同地区之间仍有参差。

多位职业本科毕业生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报考四川、广西、甘肃等地公务员时遇到的阻碍：考公考编系统内的本科专业目录不包含职业本科的专业代码、专业名称，导致他们报名时无法通过审核，或只能报考竞争极其激烈的“三不限”岗位（不限专业、不限学历、不限户籍）。有人哀叹：“谁来管管职业本科毕业生的死活？”

对此，曾两度考公的职业本科毕业生陈北川的观察是：“职业本科刚开始做，各地招考部门也措手不及，但是慢慢地，他们也在调整。”

2023年，陈北川毕业于山东工程职业技术大学的会计专业。11月，在每天苦行僧一般备考了一年后，他点开省考的招录系统，却只找到了属于普通本科的会计学专业，一字之差让他在报名这一步就被卡住。他给市委组织部和意向报考单位都打了电话，发现“他们也很懵”。他没放弃，在电话里一一列举职业本科的相关政策文件，熬过了焦灼的一天后收到回复，可以通过学校开具的相似专业证明书报考。一位工作人员还鼓励他，只要有证明，“你就放心大胆去考”。一番奔波后，陈北川终于赶在截止时间前挤上了起跑线。

来年“二战”时，他发现江苏、浙江、山东、山西等地陆续将职业本科的专业纳入系统目录，但也还有一些省份没有完善。在陈北川看来，有快有慢很正常，“大家都是在面对第一次”。

有了这两次经历，他后来在网上看到有人言之凿凿地说职业本科无法考公考编，总会忍不住留言分享自己的亲身经验：用人单位不会主动找你，但你主动联系用人单位，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先勇敢地试一试”。

许其峰同样觉得不必过于恐慌。虽然遭遇过歧视，但他认为“水平不行”的HR是少数。关于职业本科认可度的讨论帖下，也有很多人相信职业本科是未来趋势，竞争力会逐渐凸显。

“你现在对它爱搭不理，将来你高攀不起。”一位网友笑称。

时间拨回到2021年9月，站在山东工程职业技术大学的校门口，新生陈北川感到兴奋又隐隐紧张，这是他用陀螺般的三年博得的机会——他是高职生，通过专升本考入了这所学校。未来两年的同学从他身边鱼贯走入，他分不清、也终于不用再区分自己作为“职校生”和本科生的界限。

“职业本科在搭建职业教育‘立交桥’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宗诚曾撰文谈到，传统职业教育长期以中职、高职专科为主，职业本科的出现填补了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缺口，使职业教育体系形成“中职—高职专科—职业本科—专业硕士/博士”的完整链条，避免职业教育成为“断头路”。

◎ 林子怡专业的实训手册

根据前述针对51所职本院校的调研，目前职业本科的在校生中，普高生、中职生、专科生占比分别为76%、14%和10%。张风告诉凤凰网，从完善职教体系的角度来说，重要的不是生源结构的具体数字，而在于一条通路被打开，“在制度上有一个畅通的、公平的基础”。

闯过这道关卡的陈北川很珍惜来之不易的本科生身份。两年里，他几乎每天除了上课就是泡在自习室里，打一杯水闷头学。晚上11点之后，自习室还剩下三三两两的同学，他注意到，基本全是专升本上来的。

学不动的时候，陈北川会想起之前应聘时遭遇冷眼的时刻。那是专升本成绩出炉前夕，他担心自己考不上，想找一份稳定的工作，至少能生活下去。当时和他竞争同一份工作的有一名本科毕业生，在他看来，自己绩点不错、竞赛证书也有，但企业还是选择了那位本科生。失落一瞬间击溃他，“学历就是一道门槛，你没达到，再怎么努力都白费”。

他来到职业本科后，心里也还是铆着一股劲儿，这样的心态在他身边专升本的同学中很普遍。“我们经历过因为学历受歧视，知道考到本科不容易，所以大家都想继续努力往上走，考研，或是尽量争取更好的工作，不能因为上了本科就懈怠了。”陈北川说。

对同样是专科生出身的许其峰来说，读职业本科不止于获得求职上的加分。实际上，专科毕业前夕，他已经拿到了江苏某光伏上市公司的实习留用offer，当时光伏行业势头正盛，公司高速扩张，给他的年薪开到了15万。但他还是没什么犹豫地去了南工职大。今年他再次毕业，几经周折进入江苏一家传统物流企业任工程师助理，收入只有之前那份工作的一半。

“先干着，有总比没有好，多少人都找不到工作，”面对收入滑坡，许其峰略带失落，“这都是周期性的，没办法。”

他形容自己这一路都是“摸石头过河”。读专科时他经常感到茫然，不知道这个学历能带普通家庭的自己去往哪里。考上本科让他一度觉得生活变得明确，但临近毕业，在和现实的冲撞中他意识到自己遇上了比两年前更显低迷的就业环境——他在一家欧美工厂实习过大半年，做的是建筑业相关的设备，订单少，厂子效益一般，他没能留用。现在迷茫依然时不时找上他，但他说，关关难过关关过，船到桥头自然直。

在这样一个万事讲求投资回报率的时代，当凤凰网问许其峰后悔读本科吗，他似乎有些奇怪这样的问题：“当然不后悔了，有的东西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凤凰网追问他指的是什么，以为会听到学历、校友资源或是视野、见识，总之是能转化成显性或隐性的收益，至少是提升生活质量的某种可能。

“青春，美好的回忆。”他答道。

70后张风亲历过职业教育的辉煌时光，那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专包分配，“很吃香的”。但随着本科扩招，学历膨胀，职业教育逐渐被大众视为普通教育的托底选项，偏见、歧视随之而来。

许其峰注意到，即使是在职业本科的毕业生中，仍然有很多人对“进厂”抱有传统的负面印象。他和同学聊到之后要做的工作，有人开玩笑：“我们毕业了就是打螺丝。”这样的想法在女生中更甚，他们班上近50位同学里只有2个女孩，毕业后一个在做文员，一个当了主播。

“大家争破头去抢一个三四千的坐办公室的工作，也不愿意干六千的进厂的活儿。”但在许其峰看来，只要是能学到东西的工作就是好的，“你今天比昨天更强，今年拿的工资比去年更多，就可以了”。

广职大的毕业生郑天晨有类似的感触：只要肯学肯干，做任何一份工作都可以获得尊重和认可。

◎ 郑天晨学校的实训场地

毕业三年来，他先后在消费电子、人工智能和智能设备领域的三家头部公司任驻场项目经理。各式机器是他朝夕相处的伙伴，每天两轮保养中，他要仔细检查易磨损的零部件，确保没有设备发热或卡顿，也要在机器出故障时及时“救火”——这是关于机械知识基本功、对机器熟悉程度以及临场判断能力的综合考验。有次一台机器发出异响，现场其他人都认为是零件损坏，郑天晨仔细分辨，觉得并非是刺耳的金属摩擦声而是皮带老化发出的吱吱声，果然涂上黄油之后异响很快消失。他用十几分钟解决了原本要观察一两天的问题，而在现场，时间就是客户的真金白银。

现在，郑天晨已经看到经验累积出的果实。在最实际的职业发展层面，他是这家行业龙头企业的区域负责人，各项补贴加起来的月薪有一万五以上，远超行业平均工资。

更让他觉得满足的是在工作场景中被同事信任、依赖的时刻。技术能力可以跨越资历——当其他区域的业务出现问题，资历更深的老师傅也会来问问他的建议。一线经验也能成为不同岗位同事之间交流的桥梁——有一次，算法部门的工程师到现场调试焊点检测设备（用来检测电子器件有无少焊、漏焊等），惊觉对运载着自己亲手写的程序的机器是如此陌生。那天郑天晨指导一头雾水的同事一步步完成了操作，“类似拍照时找好取景框，放大或缩小，再对焦”，之后他们还针对如何优化算法、让设备从专用升级为通用交流切磋了一番，他记得对方递来的信服的眼神。

这样的认可也直接反映在就业市场上。他的同事很多都是研究生，名校毕业的也有不少，他起初也会自我怀疑，但在找第三份工作时，他发现HR顶多瞄一眼他的学历，然后就会被他简历上的一摞项目经验吸引走目光。

郑天晨将职业上的进展归功于母校对技术能力的扎实培养，也承认自己是幸运的少数，但同时他也认为，这反映出了产业需求变化的某种趋势：光鲜的学历本身已不足以构成就业时的竞争力，尤其是对动手操作有要求的岗位，招人时更看重实际的技术能力，“普通本科的可能万用表都不会用”。他的下属中有一个普本毕业生，就遇到过在面试类似岗位时被专科生PK掉的窘境。

◎ 郑天晨和同学进行数控机床实训

还有一些时刻，郑天晨很为自己所掌握的技能的“不可替代性”感到庆幸。公司几次裁员，总是先从研发和软件部门开刀，而像他这样“一线动手干活”的人，大多安全无虞。他解释，写代码的工作量能压缩，但少了一个驻场项目经理，就有很多台机器没人看着，“对公司来说得不偿失”。

许其峰也谈到了对“可替代性强”的岗位的担忧——比如文员，“是个人就能做”，他话音一转，“但你要是学一门实实在在的技术，起码遇到危机能变现，不至于饿死”。

产业需求的变化，推动着职业教育相关政策的变革。2019年以来“职教20条”的推出、《职业教育法》近26年来的首次修订以及职业本科的加速建设，都让张风这位老职教人觉得，职教的春天要回来了。

在张风看来，普通人也在用脚投票，这两年越来越多的高分考生选择职业本科就是实例，“老百姓觉得找一个好工作，可能比上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的本科更有意义”。

“早期政策制造出来的偏见，也能通过政策的扭转得到纠正，只不过需要一些时间。”张风相信，对于和我们日常衣食住行直接相关的职业教育，人们的看法会慢慢回归，“找到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林子怡、张风、周恺

许其峰、郑天晨、程艺、赵宁、陈北川为化名

感谢梁自存为本文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