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鹏 罗叶圣 | 老龄分层与老龄社会精准治理

杜鹏｜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人口与健康学院教授

罗叶圣｜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5年第6期

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杜鹏教授

中国特色的老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实施进程中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人口老龄化加速向纵深迈进，对推动我国社会治理结构、模式、重心的进一步调整以适应人口年龄结构的深刻转变，提出了更高要求。其中，强化社会精准治理，是实现老龄社会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既有研究普遍聚焦于治理主体侧，强调政府、社会、家庭等多元主体的有机互动与协同共治，而对治理客体的清晰认识与准确把握方是落实精准治理的必要前提，规模庞大且异质多元的老年群体无疑是此中的核心。

以精准治理为目标导向，如何理解老年群体的多元分化及其治理意涵，分层的理论视野对此能够提供重要的认识支撑。作为社会学认识社会群体分化与不平等的经典范式，分层是观察中国迈向共同富裕所必须秉持的理论视角。社会分层理论关注社会成员因社会资源占有的差异而产生的分化与层化现象。个体应对和适应老年期身心健康、社会关系、生活重心等方面的多重转变，同样有赖于各类社会资源提供支持。这些资源占有的差异，一方面反映了老年群体内部和个体全生命周期促进包括老年群体在内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面临的现实挑战，另一方面也凸显出客体化的所谓典型意义上的老年人形象已不复存在。

本文将借鉴和拓展社会学范式下分层理论的思路，尝试揭示老龄分层的现实、特征、机制等要素与老龄社会治理之间的深刻联系，提供认识我国老年群体内部分化的一种理论视野，为老龄社会精准治理构建一个可供参考的分析框架，以期形构与人口老龄化进程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相协调的老龄社会精准治理体系。认识中国社会的老龄分层，理解老龄分层的形成机制，以老龄社会精准治理体系的建设与优化来回应老龄分层的社会现实问题，是本文着力讨论和解答的核心议题。

从社会分层到老龄分层：老龄社会背景下分层视野拓展

（一）拓展分层视野：对劳动力市场的超越

人口年龄结构的巨大转变，使得以年轻型社会为建构基础的传统社会分层理论，在老龄社会不可避免地面临适用性受限和解释力不足的现实挑战，亟待在新的社会形态背景下进行新的视野拓展。

劳动力市场是催生和呈现现代社会分层的核心场域。传统的社会分层研究通常将职业地位视作社会分层的指示器，职业间的差异通常是生产资料资源、政治权力资源、社会关系资源等多元分层标准下社会分化的集中体现。不论是社会分层中经典的赖特模型、戈德索普模型，还是中国本土化情景下所探索发展出的中国社会分层模型，都将分层测量的结果具象化为社会群体在劳动力市场与职业方面的差异。可以说，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结构是现代社会分层秩序的“骨架”。即便关注性别、族群、生活方式等维度的分层研究，也普遍将劳动与职业作为重要的剖析视角。

但老年群体劳动参与的特殊性，也使得既往的社会分层范式在认识老年群体时面临短板。伴随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当老年群体已经退出劳动力市场，成为广义上需要被社会关照与支持的群体，其普遍缺乏传统社会分层理论中所强调的劳动与职业特征，再将其视作无业或失业阶层并不妥当。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下称“七普”）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仅为23%，较2000年和2010年的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呈下降趋势。并且，在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和就业支持体系尚未成熟的现实背景下，我国老年人的就业质量相对较低，劳动参与更多是社会保障缺乏情境下的被动选择。伴随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加深，上述挑战还可能加剧，未来更高比例的社会群体将被排除在传统理论视域之外。2024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上升至22%，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4》（WorldPopulation Prospects 2024，简称WPP2024）预测，这一比例还将在2081年达到约54%的峰值。

学界的一些研究对于上述困境给予了初步回应。比如，有研究结合生命历程理论，将劳动力市场职业分化的研究思路延伸至对老年群体的分析之中。有研究重点关注劳动力市场领域社会分层的不平等再生产机制，将老年期健康、收入、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分化与其早年的职业经历相联系。更有研究以退休前的劳动和职业属性作为老年人阶层划分的主要依据。然而，目前依旧缺乏在充分把握老年群体和老年期独特性的基础上，认识老年群体分化的系统性框架。伴随个体在老年期退出劳动力市场，生理机能、社会年龄和心理年龄趋于老化，个体行动的内在动机、生活的主要矛盾和目标追求都将发生相应的转变。此时，职业不再能提供准确把握群体差异所需的充分信息，其所代表的经济、组织、文化等资源也不全然地适用于对老年群体的分析。因此，需要构建与老年人口群体特征和老龄社会时代特征更为契合的老龄分层框架。

（二）构建老龄分层框架：自然—社会双重属性

以推动老龄社会精准治理为根本目标，老龄分层分析框架的建构应着眼于更精准地把握作为治理客体的老年群体内部分化特征，并关注与之相适应的老年群体多元支持需求和治理模式转变。对于老龄分层的认识，既将从宏观层面影响老龄社会治理资源投入的重心，也将从微观层面展现面向多元治理客体时老龄社会治理应采取的差异化策略。

社会学视域下的分层框架通常注重群体的社会属性分化，而老年概念本身蕴含着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双重建构，因此，老龄分层的分析框架也应兼顾对自然分层与社会分层的双重考量。结合老年群体和老年期的特征性认识，老龄社会精准治理视域下的老龄分层，可以界定为老年群体因年龄、性别等自然属性差异或者占有实现生活质量和人的全面发展所需的资源禀赋为核心的社会属性差异所产生的层化现象。

老龄分层的自然分层以人口的自然结构为基础，兼具社会性的治理意涵。社会个体作为人口的组成部分，天然地具有年龄、性别、队列等自然属性，并在一定范围的总体中形成自然分化。一方面，一定情境下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具有必然的紧密联系；另一方面，伴随老年群体漫长的生命历程，老年群体自然分层所蕴含的社会属性更为丰富。如年龄分层理论强调年龄具有标的社会角色与社会行为的功能，以退休、老年社会保障、老年社会福利等为代表的老龄社会政策也常以年龄作为政策客体的识别依据；社会群体的性别分层伴随生命历程的累积优势和劣势，社会群体的性别分层在老年期也更为鲜明。可见，尽管老龄自然分层的本质是老年群体内部的先赋性差异，但受其影响具有社会属性的后致性分化特征，也应受到老龄社会治理的关注与重视。

老龄分层的社会分层是老龄社会治理价值取向之下老年群体社会资源占有分化的体现，我国老龄社会治理应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包括老年群体在内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价值取向。作为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重要理念和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重要基础，积极老龄化的理论框架为老年群体生活的独立自主性与生活质量的提高提供了全景性的认识视野。积极老龄化理论认为，人的长寿和老年期生活质量的实现必定要与持续的健康、参与和保障的机会所伴随。因此，老龄社会分层的认识还应着重以与个体积极老龄化实现密切相关的健康、参与、保障资源占有分化为核心切入点。

与此同时，老龄社会分层应关注结果性资源和机会性资源占有差异，注重结果性资源和机会性资源的匹配关系，关注老年期各阶段的支持需求满足和生活质量保障。一方面，单一维度的结果性资源占有差异是老年群体内部不平等分化、生命周期阶段性分化以及生命历程队列分化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尽管其提供了对老年群体分化外在表现的现实性认识，但难以有效反映资源禀赋的差异。另一方面，生命周期的阶段性分化决定了老年期的生活重心存在阶段性转变，但个体生命历程轨迹的分化又使得转变的时机、倾向、结果各不相同，由此产生了老年群体多元和动态的支持性需求。相同的机会性资源对于存在需求差异的老年群体而言承载着不同的意义，也难以采用普适性的标准对老年群体的机会性资源占有差异进行细致对比。

当下老龄分层的现实特征与重点治理议题

将传统的社会分层理论置于老龄社会的时代背景之下，兼顾自然分层与社会分层的老龄分层双维分析框架，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作为治理核心客体的老年群体分层结果性特征的认识，以期成为推动老龄社会精准治理的依据。

（一）老龄分层的自然分层特征

人口具有多样化的自然属性，本文尝试从年龄、队列、性别三个方面，对老龄自然分层的突出性特征与治理议题进行分析。

1.自然年龄分层与老年群体结构性分化

作为界定老年人的通用标准，年龄是老年群体外在呈现的首要自然属性。尽管日历年龄并非个体在健康、参与、保障等方面特征的直接预测依据，积极老龄化和健康老龄化理论也极力强调摒弃年龄歧视的观点，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现实层面，年龄依旧与个体的角色规范、健康风险、服务需求存在较强的非线性关联。年龄由此也成为在决策信息和治理能力条件约束下以及老龄社会治理过程中，认识老年群体内部结构性特征的重要依据和公共政策主体划定政策客体的重要标准。老龄科学研究与老龄社会政策通常认为，不同年龄段老年群体间的主要生活需求和治理支持重心存在层次性差异。针对中低龄老年人群体，促进社会参与、开发老年人力资源、预防疾病与失能通常成为对该群体关注的核心议题；针对高龄老年人群体，作为保障性支持政策的客体备受关注。对于老龄社会精准治理而言，这意味着在宏观层面，老龄社会治理资源的分配格局应与老年人口的内在结构相契合，而老年人口的年龄结构变动也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老龄社会治理和社会政策关注重点与投入重心的转变要求。

2.队列推移与老龄社会治理重心的转变

以年龄结构为基础的老龄自然分层在反映老年群体静态结构性特征的同时，也代表着不同出生队列和不同时代背景下经历老化过程的老年群体分化。伴随队列推移，队列分层将从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更替效应三个方面对老龄社会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产生影响。规模效应指老年人口总规模随队列推移变动所产生的影响。在人口死亡概率整体稳步降低趋势下，新增老年人口快速增长的“老年潮”与出生人口波峰的“婴儿潮”相呼应。WPP2024数据显示，我国在21世纪大致要经历四个新增老年人口的增长波峰，其中，21世纪20至50年代是我国老年人口规模的绝对快速增长期，2023—2052年年均新进入老年期的60岁老年人口规模预计超过2100万。结构效应强调老年群体年龄结构随队列推移变化产生的影响。尽管我国低龄老年人口的绝对规模波峰将出现在21世纪中后期，但相对规模波峰将集中出现在21世纪30年代中期之前。伴随进入老年期波峰队列的推移，老年人口的年龄结构将逐步向高龄化迈进。更替效应强调老年群体的整体性和结构性特征随老年群体世代更替变化所产生的影响，其中，更晚队列的老年群体在健康状况、受教育水平、社会化养老保障等方面都更具优势。对老龄社会治理而言，队列分层兼具机遇与挑战，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表明健全老龄社会治理体系与找准治理窗口的紧迫性与必要性，更替效应意味着老龄社会治理将获得更高质量的治理基础。（图1）

3.人口老龄化中的女性化特征与性别分层矛盾

人口老龄化的女性化特征和老年女性所处的弱势地位之间的内在矛盾是老龄性别分层的核心议题。在老龄社会，女性通常具有更高的预期寿命，在老年群体中的相对占比更高。七普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女性平均预期寿命（80.88岁）高于男性约5.51岁，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性别比约为93，但与“生存优势”相对的是老年女性在社会层面处于相对弱势。在健康层面，尽管女性老年人的健康预期寿命更高，生存的健康水平却低于男性，同期整体的健康水平相对更低，与之对应的医疗和照护保障也显不足。在保障层面，一方面，老年女性的经济自主性相对更低，尽管七普数据显示离退休金和养老金已经成为中国老年人的首要生活来源，但女性老年人更依赖家庭其他成员的供养；另一方面，预期寿命的性别差异和中国传统婚姻匹配年龄模式的结合，使得老年女性更易陷于独居和丧偶的困境。在参与层面，老年女性在传统家务劳动性别分工的影响下，通常更多地承担家庭照料者的角色，更易受到高强度照料参与的影响，从而进一步加剧晚年期家庭领域的性别分化。性别分层的矛盾表明，老龄社会治理的公共政策与治理举措应高度重视性别公平的治理观念。

（二）老龄分层的社会分层特征

老龄分层的社会分层强调老年群体实现积极老龄化所依赖的健康、参与、保障方面的结果性和机会性资源的占有以及二者间匹配关系的分化，这也是精准补齐老年群体迈向共同富裕的短板、推动老龄社会迈向共同富裕的直接挑战。

1.老龄社会分层的双重优势与劣势累积机制

在结果性与机会性资源相匹配的视角下，老龄社会分层受到结果与机会的双重优势或劣势累积机制的影响。个体的生命历程延续至老年期的形态，本身是社会经济状况和健康状况分化的结果。伴随社会经济发展和医疗卫生事业进步，生存性的社会公平在现代社会已经基本实现，更多的结果不公平被推移至更晚的生命周期。而在老年期结果不公平挑战凸显的同时，机会不均等的挑战也相伴而生，老龄社会分层由此存在着结果与机会相叠加的分层放大效应和双重分化特征。换言之，老年期的健康、保障、参与状况通常是在社会经济地位影响下个体生命历程早期相应轨迹的延续，而个体生命历程早期的社会经济地位往往决定了个体所处的老龄环境和养老准备的条件基础，处于结果劣势地位的老年群体的外在支持性资源可及性一般更低。如我国老年人口健康状况和健康支持性资源分布之间出现匹配失衡，农村和中西部地区老年人的整体健康水平相对较低，相应的医养基础设施建设、服务资源数量、服务质量水平同样处于相对劣势地位。又如，个体的职业经历、养老储备累积与社会保险制度“职工—居民”双轨制的结合，也体现了双重累积机制在社会保障层面的影响。生命历程早期在劳动力市场中占据相对优势的群体，通常不仅在个人养老财富储备的结果层面具有优势，也累积了更为稳定、更具保障性的机会优势。这些机制性特征要求老龄社会治理在注重更长生命周期公平性治理的同时，也应针对结果性与机会性资源占有的分化采取分层分类的治理举措。

2.结果—机会匹配视角下的老龄分层结构

在双重累积的结果—机会匹配视角下，本文借助表1进一步对老龄社会的分层结构进行概述性建构。针对老年群体的层级性分化和支持性资源需求的差异，老龄社会治理也应采取梯度性的支持性资源配置策略。其一，结果和机会处于双重优势群体的支持性资源需求相对最低，具有良好的健康和保障状况，积极参与社会的自主活跃老年人是其中的代表性群体。对于这一群体，老龄社会治理的策略应当是注重激发和维系活力，发挥人力资源价值。其二，结果与机会处于单维劣势的老年群体对于社会治理投入的支持性资源需求相对适中。比如，处于结果优势和机会劣势的代表性老年群体往往因为缺乏社会保障而选择进行劳动参与，尽管具有较高的社会参与水平，但依然面临着社会化保障缺位的风险。因此，老龄社会治理还应采取现期权利保障和未来风险预防的双轨治理策略。处于结果劣势和机会优势的代表性老年群体，主要是相对充足的健康弱势老年人群体，对于市场化的服务资源具有活跃的需求，应以健全有效的市场化机制满足该群体的支持性资源获取需求。其三，结果和机会处于双重劣势群体，是老龄社会治理支持性资源投入应重点关注的群体。其要求老龄社会治理以公共投入的形式提供扶持性资源，通过建设涵盖养老、医疗、长期照护等领域的老龄社会托底保障网络给予全方位支持。

3.数字分层成为新的老龄分层表现形式

数字化与老龄化的交叠成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不可忽视的时代背景，伴随数字技术深度嵌入老年生活，老年数字分层更趋鲜明，数字融入的多元后果正促成老年群体新的分化。老年群体内在的数字鸿沟既表现为分层的差异化结果，也预示着相对机会的“剥夺”，是老龄分层双重累积劣势在数字时代下新的表现形式。以实现硬件接入的经济条件差异和技术接入的接受态度与学习能力为核心的个体资源禀赋，是老年人数字融入的重要因素，数字空间由此也成为老年群体的社会阶层分化的再现场域。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接入和使用的差距，进一步“剥夺”了处于数字鸿沟弱势一侧的老年群体平等享受数字红利的机会，进而影响了老年群体在身心健康、社会适应、社会参与、生活满意度等方面的公平性。此外，伴随数字包容环境建设、老年人口世代更替和数字技术迅速发展，老龄数字分层还将产生新的问题，如老年群体能否跟进技术创新态势、形成高水平的数字素养和信息判别能力，能否有效使用数字技术以防数字沉迷等不良效应的影响，都是未来老龄数字分层治理的重要议题。

时间—空间—制度：老龄分层的三维形塑机制

老龄分层分析框架的建构有助于我们洞悉老龄分层的现实问题，但要实现从现象到行动的转向，从根本上推动老龄分层认识基础上的老龄社会有效精准治理，还得进一步提炼“为什么”的问题，对老龄分层的形塑机制加以充分把握。本文将进一步从时间、空间、制度三个层面对中国老龄分层机制进行深入分析，为全面把握老龄分层提供结构性参考。（图2）

1.老龄分层的时间机制

老龄分层的时间机制要求从时间的自然性、个体性与社会性的视角认识老年群体的分化与老龄分层的形成。时间的自然性表明老年群体作为老龄社会治理的客体，具有动态变化的特征，伴随自然时间的变动和与之相伴的世代更替，老龄社会治理在不同时期所面对的老年群体都会发生自然变化，并且从更长的时间维度来看，也将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特征。如老年群体年龄结构伴随队列推移所发生的转变，以及对老龄社会治理重心适时调整的启示，便是老龄分层时间机制自然性特征产生影响的必然结果。

时间机制的个体性强调个体意义上的时间对老龄分层的塑造作用。从静态来看，个体意义上的时间直接体现为个体的年龄，年龄与个体的社会规范、支持需求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关联，使其能够成为老龄自然分层的重要依据。而在更长时间范围的动态维度上，个体意义上的时间是个体生命历程经历的体现。老年是个体生命周期的晚期阶段，相较其他年龄群体，老年群体拥有更长的生命轨迹和更丰富的生命历程。老年群体在童年期、青少年期、成年期等生命周期阶段的生活经历（如教育经历、就业经历、重大生命事件等），将伴随老化过程的生命轨迹产生累积优势与劣势，并引致不平等的再生产，进而带来老年期的再分化。老年期具有更为突出的多维分化特征，个体在老年期的社会流动能力和流动机会相对更低，传统社会流动普遍强调的教育机制和劳动力市场机制在这一时期都难以发挥有效作用。

时间机制的社会性强调在一定历史时期下的时间被赋予的社会性意义对塑造老龄分层的作用。生命历程理论认为，个体的生命历程嵌入在其所经历的时空环境之中。在一定时空范围内所呈现出的老年群体分层特征蕴含着不同队列老化过程的历史性差异。如在世代更替过程中新进入老年期的出生队列的老化过程与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教育体系完善、保障体系健全等进程相伴随，呈现出老年群体中年轻队列在社会资源占有方面的优势结果和老龄社会治理所应当关注的机遇性特征。

2.老龄分层的空间机制

老龄分层的空间机制从地理空间和数字空间两个方面对老龄分层进行结构性的塑造。在地理空间层面，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空间分化对老龄分层的塑造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我国在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医疗服务体系建设等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空间分化，城乡和地区间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资源禀赋和能力并不一致，由此使得处于不同地理空间范畴的群体在应对老化过程时也面临异质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老龄分层的时间机制加剧了地理空间差异的分化。老年群体所处的应对老化过程外部环境的差异，不仅是我国地区间社会经济发展现实差异的直接体现，也是个体在生命历程中或主动或被动的选择性结果。个体生命历程早期所处的地理空间差异，决定了个体老化过程中环境的分化，伴随时间机制而来的累积优势与劣势和“不平等的再生产”，将进一步把受地理空间环境影响的初级分化不断延伸至老年期，形成多重层级分化。

数字空间对于老龄分层的塑造则具有弥合与分化的双重作用。数字技术在促进个体积极老龄化方面能够发挥正向的作用，结合数字空间参与的便捷性，以及对传统地理空间局限性的打破，能够成为增进老年群体机会公平的重要工具。数字空间的融入能够作为机会性资源为其他领域结果性资源占有不足的老年群体提供支持。与此同时，数字鸿沟将可能催生数字时代老年群体新的分化。如前所述，老年群体数字空间融入的分化是老龄分层结果性资源占有差异的主要表现，并且数字空间结果性资源的占有弱势通常伴随着在其他层面资源占有的相对弱势。由此，数字空间在老龄分层的塑造中也具有分层分化的放大作用。如何更好地趋利避害，在数字社会背景下积极释放人口老龄化的数字红利，以技术赋能助推老龄社会公平，是当下我国老龄社会治理的紧迫议题。

3.老龄分层的制度机制

老龄分层的制度机制表明，我们还应当以公共政策的制度性分割视角认识老龄分层的成因。尽管积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已成为我国社会治理的重要目标之一，并且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户籍、养老保障、医疗保障等领域，我国社会治理依然面临着制度公平性的挑战。制度公平性对个体从健康、参与、保障等维度实现积极老龄化的资源占有公平具有直接影响。如户籍身份通常被作为支持性与保障性政策准入对象的认定依据；社会保险体系依照个体的就业属性而呈现分化的制度安排，并且导致了老年期待遇保障稳定性和充足性的直接结果分化；与生育和家庭相关的福利制度设计在两性间的分化，也将潜在地影响两性在家庭劳动分工和劳动力市场中的境遇，并进一步伴随生命历程的推进带来老年期的分化。

而空间机制与时间机制是促成制度机制发挥作用，形成老龄分层制度化分割的重要助推因素。从空间机制的推动作用来看，户籍的制度分化形成于地理空间上的城乡间和地区间分化，并且伴随以户籍为依据的区域性公共服务差异进一步加剧。如城乡间与地区间的区域性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均存在制度覆盖、待遇水平等方面的差别，地理空间层面的社会经济环境优势通常预示着作为机会性资源的支持性制度保障优势。在时间机制与空间机制的共同作用方面，老年群体所面临的制度性分化通常也是生命历程累积的重要结果，对其关注与治理涉及全生命周期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如老年群体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差异，往往也是社会保障制度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制度性分割结果。前述老年女性在机会性资源占有方面的弱势地位，也与更长的生命历程中女性在就业领域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制度化累积劣势密切相关。

从范式自觉到行动自觉：老龄分层的精准治理

我国规模庞大的老年人口所具有的内在多样性，要求老龄科学研究必须形成分层认识的范式自觉。与之相对应，老龄社会治理也应以深刻把握治理客体的精准治理行动为基础，构建完善的分层分类的人口老龄化应对体系，不断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增进老龄社会的治理效能。具体来说：

其一，要破除老龄社会治理的年龄本位主义，促进老龄社会政策与老年人能力评估有机结合。尽管年龄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老年群体内部结构性特征，但伴随人口健康素质改善，老年预期余寿持续增长，老年群体的生命轨迹分化也将愈发多元，以单一年龄标准为依据的粗放型治理模式与我国人口的新常态形成内在矛盾。准确把握老年群体多样化的支持，应着眼于老年人的内在能力分层，以具有针对性的社会治理举措补齐其外在机能短板。我国的《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国家标准已于2022年正式发布实施，老年人能力综合评估制度得到初步建立，但在制度协同、结果互认等方面还存在较为突出的制度体系建设短板。为此，还应加快老年人能力评估体系建设与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老年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的深度融合，找准政策客体，实现资源精准投入；进一步完善老年人口信息监测和服务体系建设，推动构建涵盖健康、保障等多维体系、全国互联互通的人口信息平台，为精准化、个性化服务保障提供信息化、数字化支撑。

其二，以老龄自然分层的视角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加快老龄人力资源开发进程，健全健康、养老和长期照护服务体系。老年群体年龄和队列分层转变趋势表明，面对未来我国低龄老年人口绝对规模波峰的加速到来和相对规模波峰的即将消退，“十五五”乃至“十六五”时期将是我国开发老龄人力资源和健全医养服务体系与长期照护服务体系的关键战略机遇期。一方面，现阶段我国正处于老年人口快速增长期，低龄健康老年人口规模庞大，老龄人力资源存量丰富。为此，应加快劳动参与、志愿参与、数字参与等多领域、多维度的支持性服务体系建设，助推老龄红利的充分释放。另一方面，伴随世代更替与队列推移而出现的中高龄老年人口波峰将在约10年后到来，结合中高龄老年群体相对更高的健康与失能风险特征，我国健康、养老和长期照护服务体系还将进一步迎面老年人口结构性变动所伴生的重大挑战。为此，在已经到来的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机遇期内，应加快健全相关制度体系与产业结构，这既是回应未来老年群体需求结构性变动的需要，也是打造老龄社会银发经济新动能的关键。

其三，关注全生命周期的性别公平，推动从起点到终点的平等权利保障，缩小老年期的性别公平性分化。首先，当前我国教育领域的性别公平已经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各教育阶段的在校性别比例基本保持均衡，下一步还应推动将教育领域的性别公平成效向劳动力市场领域拓展，进一步推动破除劳动力市场的性别歧视，保障女性劳动者的就业权利，以生命历程早期的就业公平促进晚年的性别公平。其次，进一步增强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的性别公平，结合劳动力市场性别分化的现实，针对性保障女性参加医疗、养老、生育等保险的基本权益，为实现老年期性别公平进步累积制度化的保障要素。再次，推动以生育支撑政策为代表的社会福利制度优化设计，加强新时代家庭文化塑造，鼓励和推动家庭领域劳动分工的公平性促进，为女性平等参与市场化劳动创造条件。最后，针对老年女性现期的多维弱势地位，还需着重改善老年妇女的权益保障，精准识别失独、丧偶、独居等特殊老年女性群体的需求，加强针对困难老年女性的救助保护和保障力度。

其四，推动末端治理向源头治理的视野转向，前移干预关口，把全生命周期的公平性目标内化为社会运行的基础逻辑。双重优势与劣势累积机制表明，生命历程中早期公平性治理资源的投入，从成本—效益的视角可以获得更高的治理效能，这对我国老龄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建设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首先，全生命周期的社会公平理念系统性地融入社会治理的多元场域，需要经历一个有着长期潜移默化的治理逻辑转向的过程。其次，以全生命周期公平性为导向的社会治理举措通常有着高投入、长周期、慢见效的特点，需要社会政策制定着眼于更为长远的公平性价值取向，关注当下与未来多时点、长周期的政策目标与预期成效，并以健全、稳定、可持续的社会治理体系予以支撑。最后，个体老年期社会流动的内生动力不足和外在机会欠缺与全生命周期公平性治理举措的慢回报特征，共同决定了当下需要发挥公共投入在现期老年群体分化公平性弥合中的关键作用，以公共投入的再分配功能精准补齐老年群体积极老龄化的梯度资源禀赋短板。

其五，构建公平统一、分层分类的老龄社会保障与社会支持体系，扎实推进共同富裕。首先，进一步加快深化基本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着力破除社会保障体系的制度性分割。建议探索推动社会保障体系中职工保险和居民保险的有效衔接、制度并轨，加快发展个人养老金制度，健全多支柱的养老保障体系，以制度公平缩小老龄分层的双重优势与劣势累积分化。其次，发挥好老年救助制度基础性、兜底性作用，整合保障资源，合理确定保障待遇。推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医疗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等专项社会救助制度有机结合，依据公平性和适度性原则制定科学合理的保障待遇标准，织密老龄社会保障网。依托动态监测体系，实现分层分类精准帮扶，提高社会保障资源利用效率。最后，打造平等包容的社会环境，为老年社会参与创造更多公平的机会。除了加强老年劳动参与保障，更要激发老年社会组织活力，优化家庭支持政策系统，缩小城乡、区域间老年社会参与支持性资源配置的差距，努力构建覆盖多维度多层次老年社会参与的支持网络和包容性治理框架。

其六，化风险为机遇，充分发挥数字时代技术赋能作用，促进老龄多维分层的公平化。首先，着眼于生命历程，分层分类弥合老年数字鸿沟，推动数字包容。面对在数字空间融入能力、融入意愿等方面具有巨大差异的老年群体，应以教育赋能、技术赋能、路径赋能等分层分类的赋能举措精准发力；尤其要注重新生代老年群体数字素养培育，既强调结果公平，也着力增进机会公平。其次，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在老龄社会中的公平性促进作用。如利用数字媒介的健康传播功能，在时间维度上面向全龄群体推广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素养培育；利用数字技术的资源链接功能，赋能养老与健康服务，突破地理空间限制，为欠发达地区链接优质数字化服务资源，借助数字空间为社会参与弱势群体开辟全新参与渠道。最后，强调老龄社会数字正义，防范新型数字分层风险。一方面，老年群体的数字素养不仅涵盖数字技术的使用能力，还应包括对数字技术的价值性和批判性认识、作为技术使用者的主体性和反身性认识、网络媒介信息的可信性认识等多维复合能力矩阵，实现对于数字技术使用的自知与自制；另一方面，政府也应强化数字技术应用的制度规制，强调网络信息可信度和数字平台算法正义性治理，着力创造更具公平性的数字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