娃哈哈家族秘辛浮现,“独生女”神话破灭,宗馥莉面临三重围剿
香港高等法院的一纸临时禁令,将中国饮料巨头娃哈哈推入前所未有的风暴中心,21亿美元信托成离岸资产争夺战的导火索。
宗庆后之女、现任娃哈哈董事长宗馥莉被三位自称“同父异母”的弟妹起诉,诉讼核心直指一笔高达21亿美元的离岸信托资产。随着法律文书细节曝光,一场横跨香港与杭州的争产大戏正式拉开帷幕,而“娃哈哈究竟属于谁”的疑问,也首次被摆上台面。
21亿美元信托成导火索,家族秘辛浮现,“独生女”神话破灭
宗庆后与宗馥莉
杭州娃哈哈集团创始人宗庆后离世一年后,一场牵涉21亿美元离岸信托、29.4%集团股权(估值超200亿元)的遗产争夺战骤然升级。
2025年7月,三名自称宗庆后非婚生子女的原告——宗继昌、宗婕莉、宗继盛在香港高等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冻结宗馥莉控制的离岸账户资产,并在杭州中院主张股权继承权。
这场以21亿美元离岸资产引发的诉讼,已非家族内部事务,更彻底颠覆了宗馥莉作为宗庆后“独生女”的公众认知。此外,因宗庆后三名非婚生子女提起的诉讼,表面上是娃哈哈宗家内讧、以及要求平等继承权等诸多问题,但也牵扯到国有资产流失、企业合规等问题,备受社会关注。有报道称,杭州相关部门已成立专班介入,可见此风波已超出了宗氏家族内部事务范畴。
《一波说》认为,从现象中看本质,这场豪门恩怨不仅撕开了宗氏家族隐秘的面纱,不光是宗庆后“一妻一女一布鞋”人设崩塌,更暴露出中国家族企业传承中股权结构、跨境资产配置与公司治理的深层矛盾。被外界视为宗庆后唯一独生女的“娃哈哈公主”宗馥莉作为既定接班人,正面临法律诉讼、国资介入与市场竞争的三重围剿,而娃哈哈这个国民品牌的控制权归属,已成为检验中国民营企业现代化转型的典型样本。
西湖大学荣誉董事杜建英
香港高等法院的临时禁止令犹如一记惊雷,冻结了宗馥莉通过英属维京群岛公司Jian Hao Ventures Limited持有的汇丰银行账户资产;但我们也要关注一个问题,此起诉讼的法律困局,跨境诉讼与继承权的罗生门。
法庭文件显示,该账户2024年初余额约18亿美元,距离原告主张的21亿美元信托承诺尚有缺口,而2024年5月转出的108.5万美元成为争议焦点——原告指控这是未经授权的资产转移,宗馥莉方则辩称是越南工厂设备采购的正常支出。这场法律攻防战的核心,在于信托有效性与遗嘱效力的跨境冲突。
根据香港《高等法院条例》第21M条,原告成功申请的临时禁令要求宗馥莉7日内披露四项关键信息:账户最新余额、资产处置去向、108.5万美元资金流向说明,以及2024年2月以来的完整流水记录。这一禁令的法律依据是“在没有实质法律程序进行的情况下的临时济助”,暗示香港法院对原告主张的信托存在初步认可。
但宗馥莉提交的2020年遗嘱副本声称“境外资产由独女继承”,其律师团队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8条强调“信托设立需书面形式”,而原告仅能提供宗庆后下属签署的信托文件,无法出示委托人本人签名的原始契约。
网传杜建英与三子女照片
此外,非婚生子女的继承权认定成为另一重法律迷雾。《民法典》第1071条明确规定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享有同等权利,但实践中需跨越两道难关:血缘关系证明与抚养事实认定。原告已提交宗继昌1989年的出生证明(父亲栏标注“Zong Qinghou”),并申请调取宗庆后2023年住院期间的血液样本进行DNA鉴定。若鉴定成立,即便信托文件存在瑕疵,原告仍可主张法定继承份额。
更复杂的是三名原告的美国国籍身份——根据《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外资持有饮料企业股权需经过商务部审批,这为股权继承增设了政策障碍。
杭州中院的诉讼则聚焦娃哈哈集团29.4%股权的归属。工商信息显示,该股权原登记在宗庆后名下,2024年8月由宗馥莉继承。但原告质疑股权转移未经过合法的遗产分割程序,且可能涉及“代持”或“信托隔离”安排。值得注意的是,宗继昌已在南京娃哈哈饮料有限公司、双城娃哈哈乳品有限公司等五家关联企业担任董事,暗示其早已参与集团经营。
这场诉讼若胜诉,将彻底打破“宗馥莉单独继承”的格局,使股权结构变为“国资46%+宗馥莉22%+三原告7.4%+职工持股会24.6%”的复杂平衡。
宗馥莉难以逾越的待解谜题:谁的娃哈哈?
宗馥莉与父亲宗庆后
杭州市上城区财政局7月17日宣布成立的专项工作专班,标志着这场家族纠纷正式升级为公共事件。
作为持股46%的第一大股东,杭州上城区文商旅投资控股集团的介入具有标志性意义——专班不仅要协调两地司法程序,更肩负着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重任。假如专班审查相关争议账户,并启动对娃哈哈集团近三年财务审计,重点核查此前商标转让与是否利润转移情况,必将牵扯到企业治理核心问题。
这一行动背后是长达十余年的国资收益失衡。据报道,据内部审计报告显示,2021-2023年娃哈哈集团合计净利润超150亿元,但国资股东仅获得象征性分红,而宗庆后通过宏胜饮料等体外公司转移利润。典型案例是2023年集团以高于市场价20%向宏胜采购PET瓶,单此项年转移利润超1亿元。
更令人关注的是2025年初宗馥莉试图将估值911亿元的“娃哈哈”商标以1亿元低价转让至个人控股公司,因国资方反对而中止。另外,舆论也关注到21亿美元离岸信托的规模,远超宗庆后生前公开薪酬,是否需要排除涉及公司资金违规出境的可能。
宗馥莉在娃哈哈集团会议上
管理层动荡进一步加剧治理危机。
宗馥莉接班后推行的“去元老化”改革,已导致一些非宏胜系工厂关停,不少员工被转岗,经销商体系同样面临洗牌,部分省级市场的代理权被宏胜系子公司接管。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宗馥莉主导的“超链生态”改革初见成效。2024年娃哈哈营收重回700亿元,AD钙奶、纯净水等核心产品增长强劲,数字化渠道占比提升至18%。
但这场改革的代价是“家文化”的崩塌——宗庆后时代的免费三餐、子女就业保障等福利被取消,代之以严格的KPI考核。当然了,不少舆论也关注到,此起21亿美元遗产纠纷带来的市场冲击,娃哈哈面临竞争对手围剿与品牌信任危机。
宗庆后“一妻一女一布鞋”的朴素人设崩塌后,可能导致消费者对娃哈哈的情感认同减弱,也可能触发渠道信心的动摇引发连锁反应。
面对内忧外患,宗馥莉的应对策略呈现矛盾性:一方面强硬反击诉讼,否认亲子关系并质疑证据效力;另一方面加速推进“去娃哈哈化”,注册“娃小哈”“宗小哈”等防御商标,似乎为品牌切割做准备。这种摇摆反映出深层困境——作为家族继承人,她需要维护宗氏控制权;作为企业管理者,她必须向国资股东与市场证明独立运营能力;而作为女性接班人,她还要打破“子承父业”的传统桎梏。
宗庆后、宗馥莉父女
在《一波说》看来,娃哈哈事件折射出中国家族企业传承的共性困境:股权模糊化(代持、信托安排不透明)、治理家族化(决策集中于创始人)、资产跨境化(离岸架构规避监管)。这些问题在创始人离世后集中爆发,往往演变为“宫廷剧”式的内斗。
参照成功企业传承治理经验,破解“谁的娃哈哈”困局,需要三重突破:其一、法律层面,需建立跨境继承的冲突解决机制。目前香港法院已将案件延期至2025年9月,等待杭州中院对亲子关系的认定,这种“两地协同”模式或成为未来范例。
其二、企业治理层面,国资股东需从“消极持股”转向“积极监督”。上城区专班的介入不应止步于资产审计,更应推动董事会改革,引入独立董事与职业经理人团队,将“宗家说了算”转变为“章程说了算”。也可参考万向集团的“鲁冠球三农扶志基金”模式,通过信托持股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其三、市场层面,娃哈哈亟需重建品牌价值。
站在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节点回望,娃哈哈的兴衰堪称中国民营企业的缩影。
从宗庆后蹬三轮车卖冰棍起家,到建立700亿饮料帝国,再到如今的继承风波,这家企业的命运始终与时代同频共振。“娃哈哈公主”宗馥莉或许该意识到,父亲留下的不仅是21亿美元信托和29.4%股权,更是一个关于如何在家族情感与商业理性、传统传承与现代治理之间寻找平衡的世纪难题。这场战役的结局,将为中国家族企业的代际交接提供教科书级的案例——是重蹈“富不过三代”的覆辙,还是浴火重生为真正的现代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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