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历通胀”是世界级现象，能持续多久？

　　今年春天，刚从爱达荷州立大学毕业的阿兹瑞尔·雷恩斯做了一个痛苦的决定：放弃成为健康教育专家的梦想，接受一份薪水只有3万美元的社区健康工作者职位。这个薪资比她最初期望的低了1万多美元。原来的打算是争取在美国国务院谋得一位职位。

　　现实的情况是，联邦政府部门上周削减了1300多个职位，而科技公司和咨询公司缩减规模已经成为新潮流。

　　这是美国国家公共广播公司（NPR）最新报道举的一个例子。

　　雷恩斯的经历并非个例。

　　根据这家媒体报道，2025年美国应届大学毕业生失业率接近6%，这是除疫情期间外10年来最困难的就业市场。更让人震惊的是，这一数字远高于美国4.1%的整体失业率。

　　ZipRecruiter的调查显示，毕业生期望薪资与实际获得薪资之间的差距异常巨大，反映出就业市场的激烈竞争。

　　美国的情况只是全球冰山的一角。这场就业危机正在全球发达国家蔓延，形成一个世界级现象。

　　韩国的情况更加严峻，2024年近三分之一的博士学位获得者仍然失业，创下历史新高。韩国高等教育入学率高达70%，创造了世界上受教育程度最高但就业最难的年轻人群体。近一半年轻毕业生处于失业状态，以至于大量失业青年选择离寻找海外工作机会。

　　日本整体失业率看似健康，维持在2.6%，但年轻人面临的是另一种困境：非正规就业的大量增加。许多大学毕业生被迫接受临时工、合同工等不稳定工作，缺乏传统日本企业提供的终身雇佣保障。

　　欧洲的情况呈现南北分化，2025年欧盟整体失业率维持在6.5%左右，但青年失业率普遍高于整体水平。南欧国家如西班牙、意大利的青年失业率超过20%，即使是德国、荷兰等经济强国，大学毕业生也面临就业薪酬下降的问题。

　　发展中国家也未能幸免。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面临类似的高学历人才过剩问题。

　　这种全球性的就业困境背后，隐藏着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

　　最直接的原因是全球范围内的大学扩招导致学历严重贬值。

　　美国大学毕业生比例从1970年的11%激增到2023年的37%。韩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更是达到惊人的70%。中国每年1220万毕业生的规模相当于澳大利亚总人口的一半。

　　这种"学历通胀"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当人人都有大学文凭时，学位本身就失去了稀缺性价值。雇主开始提高门槛，原本只需要高中学历的工作现在要求本科，原本要求本科的岗位现在要求硕士。

　　与此同时，发达国家普遍面临经济增长放缓的困境。

　　2025年OECD国家平均GDP增长仅约1.8%，远低于创造充足就业机会所需的水平。

　　传统上吸纳大量毕业生的行业正在萎缩或转型。科技行业大裁员成为常态。

　　2023-2024年，Meta裁员2.1万人，亚马逊裁员1.8万人，微软裁员1万人。这些曾经是毕业生梦寐以求的雇主。

　　华尔街投行大幅削减应届生招聘计划，高盛2024年的新员工招聘比2021年减少了40%。西方国家制造业就业占比从1970年的25%下降到如今的不足10%。

　　更令人担忧的是，人工智能革命正在威胁知识型工作，这直接冲击了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领域。

　　与以往技术革命不同，AI正在抢夺白领饭碗。AI可以完成合同审查、法律研究等初级律师工作，算法交易和自动化分析工具替代了大量金融分析师岗位，ChatGPT等工具减少了对初级编辑、翻译、文案的需求，自动化编程工具让初级程序员岗位大幅减少。

　　麦肯锡预测，到2030年全球将有3.75亿个工作岗位因自动化消失，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知识型工作。

　　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巨变让情况雪上加霜。传统的全职、稳定就业模式正在消失，被灵活用工和零工经济取代。

　　OECD国家非标准就业占总就业比例已超过25%，美国超过36%的工作者从事某种形式的零工工作，欧盟临时合同比例从1990年的10%上升到如今的14%。

　　对毕业生而言，这意味着难以获得有福利保障的全职工作，职业发展路径不明确，收入不稳定，难以规划未来。

　　教育与现实的脱节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困境。

　　全球教育系统普遍存在与就业市场需求脱节的问题。大学课程设置往往滞后于行业发展3-5年，当学生毕业时，所学的编程语言、营销策略、金融工具可能已经过时。

　　毕业生往往理论知识丰富，但缺乏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与德国等保持强大职业教育体系的国家相比，许多发达国家过度强调学术教育，结果是培养了大量"眼高手低"的毕业生。

　　正当成千上万的大学毕业生为找工作发愁时，全球发达国家却面临高级蓝领——技术工程师和熟练技工的严重短缺。

　　麦肯锡的报告显示，美国制造业和建筑业正面临木工、电工、焊工和管道工等熟练工人的招聘危机。到2030年，预计将有210万个技术工种岗位无法填补。这些工作大多数是AI无法替代的，比如精密设备的安装和维修、复杂机械的故障诊断、定制化产品的设计和制造等等。

　　美国的医疗设备技术员、工业机械维修工、电气工程技师等职位长期处于人才短缺状态。而这些工作不仅稳定，薪资也相当可观：美国熟练电工的平均年薪为5.6万美元，工业机械技师为6万美元，而且不需要承担大学学费负担。

　　德国的经验最能说明这种悖论。德国青年失业率仅为5.8%，远低于欧盟平均水平，其秘诀在于强大的双元制教育体系。

　　2024年，德国学徒工的平均月薪约为1133欧元，而熟练技工的薪资甚至可以超过大学教授。在德国，一名经验丰富的机械师年薪可达6万欧元，与许多大学毕业生的薪资相当甚至更高。

　　这种结构性矛盾的根源在于社会对"成功"定义的偏见。

　　长期以来，发达国家将大学教育视为唯一的成功途径，职业技术教育被视为"低人一等"的选择。而现在这样的问题也同样出现在发展中国家。

　　结果是，大量年轻人涌入大学，而技术工种却后继无人。当这些大学毕业生发现就业困难时，却又不愿意"屈就"技术工作，形成了高级人才找不到工作、技术岗位找不到人才的尴尬局面。

　　更重要的是，AI的发展反而增加了对技术工人的需求。随着工厂和企业大量采用智能设备，需要更多技术人员来安装、维护和修理这些复杂系统，形成AI难以替代的核心能力。

　　这场就业危机之所以短期难以解决，在于它涉及多个结构性问题。

　　教育系统改革需要时间，从课程调整到师资培训，至少需要5-10年才能见效。而且，社会对大学教育的推崇已经根深蒂固，很难在短期内改变。

　　发达国家正处于经济转型期，从制造业向服务业、从传统产业向数字经济转变，这个过程必然伴随就业结构的剧烈调整。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开始经历这一过程。

　　在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的毕业生不仅要与本国同龄人竞争，还要面对来自全球的人才竞争，特别是在数字经济领域。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教育、劳动、产业等多部门协调，但政府往往缺乏统一的长期规划。

　　展望未来5-10年，这种就业结构性失衡可能会进一步加剧。短期内，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将继续存在，特别是在AI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与此同时，技术工人短缺将变得更加严重，这种供需矛盾在短期内难以缓解。

　　据多个研究机构估计，10年后，劳动力市场有可能会形成新的平衡：AI承担大部分标准化的知识工作，人类专注于创造性和复杂决策；高技能服务和精密制造需要大量技术专家；传统的白领蓝领界限模糊，技能比学历更重要成为真正的共识。

　　届时，那些既懂理论又有实践能力的"新技工"将成为最抢手的人才，而纯粹依靠学历的求职者可能面临更大困境。

　　这场全球性的就业危机实际上是社会进步的代价，也是对过度学历化的纠正。

　　正如工业革命淘汰了农业社会的就业模式，数字革命也在重塑知识经济的就业格局。对个人而言，关键是培养适应性、创造力和终身学习的能力，同时要打破对职业的刻板印象。对社会而言，需要重新思考教育的目标和就业的定义，给予技术教育应有的地位和尊重。

　　这个转变过程注定是痛苦的，但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适应者将在新的经济模式中找到机会，而那些固守传统就业观念的人可能会继续在这场变革中迷失方向。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