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到底是统一的粘合剂，还是分裂的催化剂？

【本文由“洪山老金”推荐，来自《从“广土巨族”谈极端反儒者的思维缺陷》评论区，标题为洪山老金添加】

请问，你认为文艺复兴思想不是促进欧洲的统一，而是造成欧洲的分裂。那么，你怎么证明是儒家就是导致了统一，而不是导致分裂？

你觉得两汉、两宋、明清时儒家是主流，中国是统一的，所以儒家就是促成国家统一的因素，为什么不是促成国家分裂的因素？因为统一了，所以需要一个“正统意识形态”，才用儒家，也就是说，统一之后用儒家，不等于儒家促成统一。

孔子心之所向是“诸侯分封秩序的复原”，“兴灭继绝”，不是“大一统”的理念，并不主张君主专制下的高度统一体制。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汉代士族阶层开始形成。通过世代占据官职形成权力垄断，寒门失望，“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最终三国分裂，儒家士族主导的魏晋南北朝长达几百年分裂。所以，儒家的伦理继承观，直接导致了权力世袭和垄断，反而加剧了分裂。

宋朝“理学”复兴，儒家话语大盛，却没有改变北宋常年无法统一北方的事实。宋从未统一整个中国本土，一直与辽、金并立，直到被元所灭。南宋更是在理学巅峰时彻底失去北方，偏安江南。若说“理学促进统一”，那为何它最繁盛的时候反而国土最残破？

元朝靠的是蒙古军政体制与军事集团，后来只是利用儒家治理汉人，但其整合依赖的不是“三纲五常”，而是“千户制”、“军屯制”、“路府州县制”等军事—行政体系。

朱元璋是靠农民起义军打败元朝、统一天下的，其主力是红巾军、义军、降将，依靠的是军事集团、战功、将领忠诚与后勤制度，而非什么儒家信条。朱元璋对儒士相当戒备，删改孟子在官学教材中的地位。在明初科举教育中，朱元璋更重用程朱理学的“忠孝纲常”部分，削弱了孟子的地位，强调的是“臣以君为天，父以子为纲”的伦理结构。明确禁止“私议君上”“僭谈道德”，甚至对“妄言民本”“借古讽今”的士人严惩不贷。清洗士人舆论空间。洪武年间的大清洗，如“空印案”“胡惟庸案”“蓝玉案”，杀大量读书人和官员，就是为了消除所谓“借古讽今、以经议政”的儒士力量，而孟子思想正是他们常用的依据。朱元璋推广的是儒家的服从面、教化面、等级面，而不是“辩君权”“讲民贵”的内容。在明末，“理学”日益僵化，口头讲“存天理，灭人欲”，程朱理学无任何“维稳功能”，所以如果说儒家“护统”，那明末正是最理学化的阶段，却未能避免亡国亡天下，说明其并非能促进统一

清朝更甚，满洲贵族有自己内部的制度逻辑、八旗体系和皇权机制。儒家只是用来维稳汉人意识形态的工具，并不构成统一的前提。

不是儒家导致统一，而是汉人需要一个“道德正统”时，儒家被选中。清朝统治少数民族就不用儒家这套。统一靠的是权力、地理、军事、制度，而不是伦理教化。儒家是锦上添花，不是雪中送炭。当以文饰武时，儒家派上用场；当统一还未实现时，或者面临分裂威胁时，它本身并不具备整合能力，反而会因礼教化为僵化和垄断，导致分裂与内斗。

儒家以“天命”、“礼制”、“血统”来界定统治合法性，容易在现实多政权格局下产生“正统—僭伪”对立思维，这会阻碍对现实政治统一格局的制度性包容，造成政治认同撕裂。

儒家以“华夷之辨”、“礼乐文明”划分文明等级，这在汉民族内部还能运行，但对于辽、金、西夏、蒙古、女真、藏、回等族群，却天然带有排斥性。这种文化排他性在多民族帝国中是破坏性而非整合性的。相反，元朝与清朝的统一，恰恰是跳出儒家框架，采用更包容、多元的统治模式，才得以整合。

因此儒家是潜在的导致分裂的力量，而非促进统一的因素，你当然可以说儒家伦理导致汉人顺服，接受统治，但若因此倒推出“它是统一的原因”，就像说“口号安慰了病人，所以口号治好了病”，这是彻头彻尾的偷换因果与历史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