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十城记（一）孟买折叠（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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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小时前

CST总站的前世今生

没有人知道全世界一共有多少个火车站，但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火车站据我所知只有一个，那就是孟买的贾特拉帕蒂·希瓦吉国王总站（Chhatrapati Shivaji Maharaj Terminus），简称CST总站，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印度-撒拉逊建筑，没有之一。2008年孟买恐怖袭击的时候，CST总站如此显眼的重要地标，成了恐怖分子首要攻击目标，并且也是死伤人数最多的地方。

这座车站以前并不叫这么拗口的名字，在建成后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都叫维多利亚总站（Victoria

Terminus）——最初之所以建造这座火车站，是英印殖民政府为了纪念“印度女皇”维多利亚女王加冕五十周年的工程献礼。维多利亚女王加冕五十周年是1877年，而火车站事实上落成于1878年，因为修建这座火车站花了整整十年时间，是英殖民时期在印度建设时间最长的建筑。当时孟买已经成为了印度最主要的港口城市，有大量的货物进出口。这座火车总站被规划为大印度半岛铁路（The
Great Indian Peninsular
Railway）总部，为了彰显殖民的权威，自然要尽可能高调奢华。如今这里是印度中央铁路（India's Central
Railway）的总部，日均客流量300万人次（2025年数据），仍是印度最繁忙的铁路枢纽之一。

维多利亚女王在位期间（1837-1901年），是大英帝国最巅峰的全盛时期，以她命名的地名遍布全世界——比如香港的维多利亚港、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州、非洲的维多利亚湖等等。当时工业革命带来了大量技术革新，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自成一派，被称为维多利亚式建筑（Victorian architecture）——印度-撒拉逊风格建筑从某种意义上可算是维多利亚式建筑融合印度本土元素的一个变体。

我得承认，当我第一眼看见CST总站时真的有被震撼到——你如果让我盲猜的话，打死我也猜不到这是一座火车站！这简直就是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一件艺术品，然而却又位于车水马龙的街头，十分接地气。火车站的工程水平和艺术水平都登峰造极，能找到许多经典设计风格的融合——欧式穹顶加入了印度坛城的八角形设计，车站大厅的格局吸取了莫卧儿宫廷的庭院嵌套设计，外墙的装饰同时使用了狮鹫和孔雀这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元素……与CST总站相毗邻的印度邮政局（India
Post）也是一幢非常精美的老建筑，我曾经在那里寄过包裹，走进去仿佛闯入了老电影的场景里，那些设备看起来就像是从殖民时期遗留至今的。

火车站建筑正中的大钟下面，原本有一尊维多利亚女王的塑像。印度独立之后，曾经搞过好几轮“去英国化”的运动，印度政府要求将公共场所的英国人塑像都移走，于是女王塑像就被扔在了一座公园的草坪上。由于无人监督管理，后来整座塑像不翼而飞，据推测很可能被政客通过走私渠道偷运出去卖给了国外收藏家，至今仍下落不明。如今火车站上维多利亚女王塑像的位置只有一个空荡荡的台座，而建筑顶部另一尊手持火把的女性塑像经常被游客误认为是维多利亚女王，事实上那是一尊象征“进步”的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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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T总站是印度·撒拉逊建筑的巅峰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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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钟楼下方原本有一座维多利亚女王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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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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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的售票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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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票大厅里还有人喂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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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半世纪的包浆，也没啥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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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饰非常混搭，罗马式的毛莨叶中，两只猫鼬在抓眼镜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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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迪政府上台之后，印度教民族主义势力抬头，又搞出了新一轮的“去英国化”运动。话说过去殖民时期，印度的很多地名都具有英语化的特征，印度人认为此乃殖民之耻，于是纷纷改起了地名——比如孟买由Bombay改成马拉地语的Mumbai；金奈由Madras改为泰米尔语的Chennai；加尔各答由Calcutta改为孟加拉语的Kolkata；班加罗尔由Bangalore改为卡纳达语的Bengaluru……许多路名也都被改了，因此印度不少城市都有新旧两个名字。照我说，有本事印度人完全弃而不用英语，才叫真正的“去英国化”。

维多利亚总站在1996年被改名为“贾特拉帕蒂·希瓦吉总站” （Chhatrapati Shivaji Terminus），孟买政府后来觉得还不过瘾，再次更名为“贾特拉帕蒂·希瓦吉国王总站”（Chhatrapati
Shivaji Maharaj
Terminus），罗里吧嗦一长串；与此同时，孟买机场也是叫做“贾特拉帕蒂·希瓦吉国王国际机场”（Chhatrapati Shivaji
Maharaj International
Airport）；孟买政府还在打算在南区的海湾里建一座212米高的贾特拉帕蒂·希瓦吉的塑像，建成后将成为世界最高的雕像——各位是不是很好奇，这位“贾特拉帕蒂·希瓦吉”究竟是何方神圣？

从“印度洪秀全”到“孟买教父”

话说在莫卧儿王朝日渐衰败的中后期，在印度中部曾经崛起过一个叫做马拉塔（Maratha）的帝国，对印度不熟悉的读者假如没听过这个名字倒也不奇怪。其实如今孟买所在的马哈施特拉邦（Maharashtra）的邦名正是与Maratha同源，说马拉地语的马拉地人（Marathi），说白了就是当年马拉塔帝国的后裔。

马拉塔帝国建立于1674年，这个帝国在其鼎盛时期，曾一度统治过整个北印度地区，其势力范围内的五大王国覆盖了整个南亚次大陆65%的领土。而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马拉塔帝国是南亚历史上最后一个印度教帝国（注意是“帝国”不是“王国”，尼泊尔是最后的印度教王国），对莫卧儿王朝进行反攻倒算，反转了伊斯兰异族政权的扩张，致力于印度教在南亚的伟大复兴。希瓦吉（Shivaji
Bhonsale，1630-1680年）正是这个帝国的创始人，“贾特拉帕蒂”则意为“庇护众生的至高君主”——差不多就是传说中的“转轮圣王”。

希瓦吉早年扎根于南印度的西高止山脉，谋略和胆识过人。17世纪莫卧儿王朝国力鼎盛，印度教徒生活在穆斯林的压迫统治下，于是希瓦吉组织起了一支印度教反抗力量，打了几场胜仗之后成了印度中部极具实力的军阀，通过和那些对莫卧儿帝国不满的苏丹结盟，势力越做越大，最终在1674年加冕成为国王，由此奠定了马拉塔帝国最初的版图。1707年莫卧儿皇帝奥朗则布驾崩后，莫卧儿帝国分崩离析，马拉塔帝国趁势而起，成为了继孔雀王朝和笈多王朝之后，第三个控制了印度大部分地区的印度教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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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色为1760年马拉塔帝国的疆域

但马拉塔帝国生不逢时，赶上大英帝国在全球的殖民扩张，国祚不到150年，1818年亡于东印度公司的枪炮。20世纪印度独立运动兴起之后，没有人怀念莫卧儿王朝的穆斯林皇帝，却把希瓦吉塑造成了一位代表印度教的传奇战士和民族英雄。他早在17世纪就曾组建起了多达五个编队的印度本土海军，控制了560公里的海岸线，以抗衡殖民势力……人们据此认为，希瓦吉是反抗英国殖民、反抗伊斯兰统治、追求印度独立的第一人。这样想来，用希瓦吉的名字来命名前朝英国人建造的火车站不免有些讽刺。

在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中，希瓦吉的生平事迹是他们构建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却选择性忽略了希瓦吉生前曾与穆斯林苏丹结盟的事实；这就有点像咱们早年对太平天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反帝反封建”进行正面宣传时，选择性回避其邪教特征和内部的勾心斗角。为了便于大家理解，如果说莫卧尔帝国相当于大清帝国，那么我们可以把希瓦吉类比为“印度洪秀全”，马拉塔帝国相当于“印度太平天国”。当然，这个比喻并不确切，希瓦吉的马拉塔帝国可比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强多了。

希瓦吉的生平事迹出于政治目的被重新演绎后，成为了马拉地人乃至许多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希瓦吉”这个IP在20世纪借尸还魂，马哈拉施特拉邦当地的一个极右民族主义黑社会组织打着他的旗号组建了一个名为“希瓦吉军” 的政党（Shiv

Sena，Shivaji的名字来自湿婆Shiva，经常被误译为“湿婆军”；但从该政党的历史、意识形态、命名本源来看，都指向希瓦吉，而跟湿婆关系不大），居然混得风生水起，成为了马哈拉施特拉邦最大的地方政党，其党魁更是一度当选为马邦的首席部长（Chief
Minister of Maharashtra）。

在孟买，一提起“萨克雷”家族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以说，这是一个现实版的“柯里昂家族”（《教父》电影中的黑手党家族），而希瓦吉军的创始人巴尔·萨克雷（Bal Thackeray，1926-2012年），正是这一家族的“教父”。

巴尔·萨克雷早年是孟买一家报刊社的漫画家，在1960年代创办了一本政治漫画周刊，特别关注普通马拉地人老百姓的生活。孟买这个地方是最近一两百年才刚刚从渔村发展起来的，真正的土著非常稀有，大部分都是外来人口——新兴大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外来人口，但马拉地人总觉得自己对孟买享有天然的“优先权”，很不爽那些跟他们竞争资源的外来人口。我作为上海人，其实很能理解马拉地人的这种想法，1990年代上海外来人口刚刚多起来的时候，上海人也曾有过类似的优越感以及排外情绪；在彼时上海人的眼里，上海以外的人都是“乡下人”。

印度没有户籍制度，人口流动相对自由，孟买发展起来之后大量外来人口持续涌入——比如毗邻的古吉拉特人、南印度说着各种达罗毗荼语的泰卢固人、卡纳达人、泰米尔人。印度城市的“外来人口”本质上真的就是不同文不同种的“外族”，就好像维吾尔人、藏族人跑到内地城市来一样，很难相互融合到一起。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马拉地民族主义”就被激发了出来，马拉地人认为自己在孟买应当享有特权和优先权。而巴尔·萨克雷刚好利用了这种民族主义情绪，使其黑社会性质的“希瓦吉军”组织得以迅速壮大。

看过《教父》的读者应该明白——黑社会组织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往往是因为他们提供了某些替代性的“公共服务”。《教父》电影一开头，柯里昂和街坊的对话就很明确地传达出了这样一个信息，教父有着比司法系统更“公正”的仲裁能力——“美国给不了我正义，所以我找柯里昂”。除此之外，黑社会组织提供的“服务”通常包括但不限于：高利贷、讨债、安保、物资保障、就业等等。从黑社会组织获得这些服务虽然要付出相应的代价，但在那种政府失能、秩序失控的社会，至少给人们提供了一个选择，军阀政府其实也可以算是某种意义上的黑社会组织。

“希瓦吉军”正是这样一个组织，由于政府的低效无能、对底层居民的不管不顾，使得这一组织获得了生态位。一方面，他们为贫民窟居民提供医疗、生活用水、仲裁、住房保障（对抗土地所有者的驱逐）等服务；另一方面，他们从贫民窟招募“敢死队”、向商铺收取保护费、勾结市政议员控制市政工程的发包……来获得维持这些服务所需的资金和“执法”人力。

巴尔·萨克雷的很多观念都跟“教父”高度一致。老教父柯里昂有一句名言——“给他一个无法拒绝的条件”，萨克雷的信条则是“要么忠诚，要么消失”；柯里昂对自己的事业抱有一种正义感，声称“我们不是杀人犯”，萨克雷则将“敢死队”打手组织合法化，声称“敢死队是自卫”；柯里昂拒绝毒品生意，对暴力犯罪高度克制，萨克雷同样如此，有所为有所不为，仅将暴力手段用于“必要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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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中的教父柯里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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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孟买教父”巴尔·萨克雷

但“希瓦吉军”有一样东西是“教父”望尘莫及的，正是这样东西让“希瓦吉军”区分于真正的黑社会，并最终得以洗白上岸——意识形态建设。

“希瓦吉军”最初的意识形态是马拉地民族主义，保障马拉地人在就业、教育中的优先权，排斥南印度移民；1984年之后，他们为了扩大自己的群众基础，开始转向印度教民族主义，宣称穆斯林是印度最大的威胁，煽动宗教仇恨和对立。这一意识形态与印人党高度一致，跟印人党一起参与了拆毁巴布里清真寺，并在孟买策划了针对穆斯林的暴力事件。

大家可能想不到，孟买是全印度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而且增长速度极快。1990年时候穆斯林还只占孟买总人口比例的14%，2001年增长到16%，如今则高达22%；据此推算现在孟买的穆斯林人口大约有400多万，比很多城市总人口数量还多——如此之大的规模和增长速度，无疑让印度教徒“压力山大”，同时也让“希瓦吉军”的意识形态转变顺理成章。在1992到1993年孟买暴乱期间，“希瓦吉军”高举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大旗，组织人员打砸穆斯林商铺，私自审判甚至私刑处决了那些改信伊斯兰教的印度教“叛徒”。就这样，“希瓦吉军”从一个地域政治符号，转变成了一个反穆斯林的宗教民粹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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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买的某清真寺入口，堆满了信徒的鞋子

后来随着印人党在政坛上一路高歌猛进，“希瓦吉军”也乘着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东风”发展壮大并且洗白上岸——毕竟，连莫迪这种2002年担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期间纵容宗教骚乱导致上千人死亡的刽子手都能当上印度总理（详见《是什么让莫迪成为了莫迪？——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简史》），“希瓦吉军”作为其盟友通过所谓的“民主选举”将自己的权利合法化也就不奇怪了——他们控制了孟买的市政公司，“敢死队”打手被招安收编成了“官方辅警”，甚至作为选举联盟成员进入了中央内阁……

印度是多党派政治生态，不同党派会结成联盟参加竞选。“希瓦吉军”转向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之后，长期跟印人党高度绑定，加入的都是印人党主导的右翼竞选联盟（NDA，National
Democratic
Alliance国家民主联盟，成立于1998年）。但印人党这种大党多少有些店大欺客，牢牢控制住了政治主导权，于是导致了后来“希瓦吉军”在政治利益分配问题上跟印人党产生了矛盾。

话说马哈拉施特拉邦立法议会共有 288 个席位——在2019 年选举中，印人党赢得105个席位，希瓦吉军赢得56个席位，民族大会党（NCP，Nationalist Congress Party）赢得54个席位，国大党赢得44个席位，其余29个席位分属其他政党。组建政府需要超过半数的145个席位，印人党跟“希瓦吉军”加在一起有161席，照理说这俩政党可以按照席位比例组建一个联合政府。但是吧，两党事先有过一个约定：希瓦吉军助力印人党拿下马邦，印人党组建政府时要跟希瓦吉军平等分享权力，5年任期里面大家各干两年半的邦首席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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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的选举情况，橙色是印人党赢得的席位，红色是希瓦吉军，绿色是民族大会党，蓝色国大党

然而印人党胜选后却不打算履行承诺，仗着自己拥有的席位多要独揽大权；而希瓦吉军也不肯妥协，于是双方就闹掰了——希瓦吉军退出NDA之后，尽管印人党独得105席位，却由于达不到145个席位的数量无法组建政府，马邦因而陷入政治危机。

在所谓民主制度下，一个诸葛亮必然搞不过三个臭皮匠，因为诸葛亮只有一票，而臭皮匠有三票。希瓦吉军（56席）、民族大会党（54席）、国大党（44席）经过了漫长的谈判，最终达成了一个协议——希瓦吉军跟他们一起组建一个拥有154席的新联盟（MVA，Maha
Vikas Aghadi）在马帮联合执政，但要由巴尔·萨克雷的儿子乌达夫·萨克雷（Uddhav
Thackeray）担任马哈拉施特拉邦的首席部长。据说在谈判过程中，这三个党派分别将各自的议员围捕并软禁了起来，以防止他们相互串通进行政治交易。

“希瓦吉军”跟印人党能够成为一丘之貉，是因为他们在印度教民族主义极右意识形态上的臭味相投，他们分道扬镳并非观念不合，单纯是因为分赃不均；但“希瓦吉军”的这种意识形态与国大党主导的左翼联盟（UPA，United
Progressive Alliance）显然格格不入，乌达夫为了自己政治利益，再一次调整了“希瓦吉军”的意识形态，转向跨宗教联盟策略，聚焦宗教平权、种姓平权等左派世俗化议题，以吸引穆斯林、贱民群体的选票。

“希瓦吉军”之前从马拉地民族主义转向印度教民族主义，成功地扩大了自己的民意基本盘，从一种极右变到另一种极右；但乌达夫这次的路线调整，虽然能够吸引到新的群体，却也动摇了自己的基本盘——要知道极端主义从来就是一条不归路，极端主义集团有朝一日想要“拨乱反正”，大概率会被视为“修正主义”、“投降主义”，导致其合法性受到质疑。“希瓦吉军”不仅因此失去了许多支持者，使得党内出现了意识形态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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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另一方面，势力庞大的印人党被挤出局之后自然也不肯善罢甘休——既然萨克雷家族已经不肯听话了，那最好的办法就是釜底抽薪把乌达夫搞下台。于是印人党暗中收买“希瓦吉军”的议员，扶持“希瓦吉军”党内的反对派首领辛德（Eknath

Shinde）发动了一场“政变”。2022年6月，辛德带领着37名议员叛变，重新加入了印人党的联盟——据说印人党为了策反这些议员所提供的贿金，人均高达4到5亿卢比（4000万人民币上下）；再加上乌达夫的新路线也确实不得人心，这场政变倒也是顺理成章。

由于参与叛变的议员人数超过了“希瓦吉军”议员总数的三分之二，直接导致了“希瓦吉军”江山易帜——辛德领导的传统派系获得了合法的党内领导权，而乌达夫·萨克雷的世俗进步派系则被扫地出门，不得不另起炉灶。所以目前马邦有两个“希瓦吉军”，用的是不一样的党旗。

尾声

政变成功之后，辛德虽然担任了马邦的首席部长，但他终究是印人党扶持的傀儡，事实上决策权掌握在印人党手中——印人党指派的副部长，才是真正的老大（这个副部长在2024年大选之后已经转正成为了正部长）。印人党由此重回马邦权力中心，而他们为发动政变所付出的上百亿卢比贿金很快就得到了回报。

还记得我在前文中提到的达拉维改造项目吗？印人党获得马邦实权之后，迅速推进了被乌达夫搁置的项目，并修改了一些政策条例使之更有利于阿达尼集团，以极高的效率迅速让阿达尼集团获得了这一项目。阿达尼会如何回报印人党给他的这种“特许经营权”，显然不言而喻；而达拉维改造项目的反反复复，亦只是政府公权力寻租的冰山一角……表面是政治斗争，底下是永恒的利益流动。

兜兜转转几万字，我终于把关于孟买的见闻写成了一个闭环——当贫民窟的炊烟与推土机的轰鸣交织时，印度民主的裂痕已深不见底。“一人一票”民主制迫使政客向贫民窟承诺福利以换取选票，却无力解决根本问题；财阀和政客相勾结，截留了大部分的利益；那些由于“不符合安置资格”失去住所、生计与社区网络的上百万孟买居民才是真正的“成本承担者”，而他们将在所谓的“合法程序”中被民主制度一笔勾销……这些魔幻的故事正是发生在孟买的现实，也是印度这个国家耐人寻味的现实。

区区几万字，实在不足以说尽孟买——我没写象岛石窟，没写哈吉阿里清真寺，没写城市交通的，没写颜值爆表的孟买机场，没写占地巨大的垃圾山……这座城市虽然历史不长，却密密层层地折叠了殖民的野心、移民的汗水、资本的贪婪、信仰的虔诚、传统的沉重与变革的阵痛。它既是欲望的丛林，也是绝望的深渊——高级香水与垃圾腐臭的混合，鲜艳纱丽与灰暗贫民窟的反差，白领精英的匆匆步履与“达巴瓦拉”重负前行，安提利亚的冰冷奢华与千人洗衣场的蒸腾汗水……这里没有单一的叙事，只有无数迥异的人生折叠在同一个物理空间里，产生轰鸣、碰撞、共生。

我如此迷恋孟买的野性、魔幻、混乱、活力，可是每当我试图探索其被折叠起来的角落，目睹那深不见底的贫富鸿沟、那被精心包装的政商掠夺，以及那些在夹缝中顽强求生的个体，这份迷恋便掺杂了难以言喻的沉重。孟买的魔幻，来自于无数普通人的挣扎与韧性；孟买的活力，建立在最卑贱的底层居民的沉默与付出之上——他们是孟买的基石，然而也是承受着折叠与碾压的尘埃。

孟买，一座无法被定义的折叠城市、一个巨大的矛盾体。我关于孟买的叙述暂告一段落，但它的故事远未结束……

最后放一组孟买的影像碎片——有很多照片，你只有在印度能拍到；而印度的很多照片，你只有在孟买能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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