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和托洛茨基如何“夺舍”美国保守主义？

文 | 丁毅超

　　一提起新保守主义，如小布什，切尼之类的“战争贩子”的形象就跃然纸上。这种形象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在过去的三十年中相当一部分的左翼知识分子都将传统保守主义与新保守主义混为一同，都视为战争的代名词。科里·罗宾以恐惧为母题的《从埃德蒙·伯克到唐纳德·特朗普的保守主义》一书就是这种偏颇观念的典型表现。（关于美国传统保守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区别见我们之前文章《特朗普的人事任免，“老保”总复仇的开始》）

　　但真相远比标签更吊诡。今天，当我们回望塑造了美国外交鹰派面孔的这股力量，一个惊人的事实浮出水面：这群被视作“右翼”的战争推手，其思想内核竟深深植根于左翼革命的摇篮，甚至流淌着托洛茨基“世界革命”的狂热血液。

　　用“新保守主义之父”欧文·克里斯托自己的话说，新保守主义者是“被现实‘打醒’的自由主义者（a liberal mugged by reality）”（耳熟吗，某些角度很类似网络上今天流行的“觉醒”）。这促使上世纪30年代纽约校园里激辩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社会主义青年，在几十年后摇身一变，成为挥舞美式民主大旗、发动全球“政权更迭”的新保守主义教父。

　　更令人深思的是，驱动这场思想“变形记”的，不仅是托派的遗产，还有这群人另一个鲜被深究的共同标签：美国城市犹太知识分子。他们对普遍主义的渴求、对弥赛亚式救赎的转化，最终与美国霸权奇特地结合，孕育出好战的新保守主义怪物。这，才是“被现实打醒”背后，更惊心动魄的思想暗流。

　　托洛茨基的美国遗产

　　对旧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残酷的记忆；对新世界，这是它第一次站上世界政治的舞台中央。咆哮的二十年代是后人对战后黄金世界的回顾，汽车、电影和无线电广播的普及为人类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变革。那是一个阿尔·卡彭在芝加哥横行无忌的时代，也是一个菲茨杰拉德写下《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时代。民众似乎永远沉浸在由爵士乐欢快的节奏所编制的美梦中，直到名为“黑色星期五”的大萧条将一切付之一炬。

　　与救亡图存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美国的年轻人也试图在眼花缭乱的各路思想中找到危机的解决方案。与今天的中国有些类似，社会主义是那些城市中下阶层知识青年最热衷的意识形态，欧文·克里斯托所就读的纽约市立学院（CCNY）甚至有“无产者的哈佛”这一别称。

　　同样具有巧合意义的是，在如何践行社会主义道路这一问题上，阿美利加的年轻人也具有无限可分性。遵从斯大林主义的美国共产党，与遵循托洛茨基主义的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之间，反复争夺国际共运和美国社会主义的话语权。

　　克里斯托在多年后生动地描绘了自己所参与的学生激进政治运动。“二号活动室是校园内最具政治氛围的学生群体之一，在约两万名学生中，能够动员参与抗议集会或其他‘行动’的人数通常不超过四五百人；而在我们一号活动室，经常参与活动的核心成员大约只有30人，能够吸引50至100名听众已属难得。……在我大学前三年，校报的主导权掌握在对方手中；直到我最后一年，我们才成功掌控了校报的编辑权。这对我们而言是一次具有象征意义的胜利，我也确实认为我们所出版的报纸在内容上略显真诚、少了一些虚伪——尽管如今我已经记不清具体是在哪些方面有所改进。”

　　更为有趣的是，与托洛茨基主义的纠葛在第一代新保守主义者中并不罕见。实用主义哲学家悉尼·胡克、新保思想家丹尼尔·贝尔，甚至里根的外交政策顾问珍妮·科克帕特里克都与托洛茨基主义存在深浅不一的联系。

​珍妮·科克帕特里克

　　甚至其中不少人（包括克里斯托本人）就是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青年团青年社会主义联盟的成员。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第一代新保守主义者都与托洛茨基主义存在联系，不少学者试图以此淡化两者的联系。但这样的淡化显然无法回答，为什么只有在美国的新保守主义中才发现与托洛茨基主义由如此密集的交叉。显然，更有可能的答案是，新保守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之间存在紧密的思想谱系连续性。

　　托洛茨基主义影响决定性地体现在激发了新保守主义强烈的历史目的论。在此之前，无论是美国的传统保守主义还是以实用主义为主导的美国思想界都没有如此强烈的历史目的论趋向。

　　对传统保守主义而言，他们秉持伯克式的理解，即历史可能是目的的，但人类无法通过个体理性理解历史的神圣目的，所以审慎才能成为传统保守主义的主要方法论。对美国的实用主义而言，真理可能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所谓的社会进步也并不以某种终极的乌托邦作为前提。

　　新保守主义则与这种美国传统格格不入。一切必须如同福山《历史的终结》一般，将历史导向必然的结果。

　　这种强烈的历史目的论又导致新保守主义在两个相互纠缠的具体侧面上对托洛茨基主义逻辑展开的进一步复刻。第一，同时最明显的是，对不断革命论逻辑结构的完美运用。

　　托洛茨基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无法孤立存在，必须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推进以改造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他强烈反对“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主张进行永久的世界革命。新保守主义者则主张积极推动海外民主，通常采取军事干预和“政权更迭”的方式，认为在全球传播民主对美国的安全和价值观至关重要。虽然两者都最终愿景不同，但在逻辑框架下如出一辙。

　　甚至一直被部分学者强调的目的论区别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大。新保守主义将推广普遍的民主制度同时也视为一场不断的自我革命，他们所推崇的美式制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事实上，正是通过与福音派结盟，新保守主义才能将基督教狂热与普遍制度的追求联系起来，展示出美国制度更丰富的维度。

　　第二则是强烈的二元论世界观，或者也可以称为摩尼教世界观。新保守主义者是以一种道德绝对主义的方式看待世界，这使得他们在本性上非常难以忍受现实政治中的道德模糊。以克里斯托自己为例，他将自己加入托洛茨基主义的心路历程之一就是强烈的道德直觉。

　　在与斯大林主义者的辩论中，他无法容忍“这些主流共产主义者”无视苏联集中营的问题。甚至，选择托洛茨基主义不仅是一种道德优越感，也是“智识免疫力”的体现。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与波兰被瓜分，更让他们确认：斯大林主义与纳粹主义实为“一丘之貉”。

“新保守主义之父”欧文·克里斯托

　　可以说，正式上面这种想法，促使新保守主义者生成先发制人和非此即彼的强硬对抗逻辑。世界必须被划分为绝对光明与绝对黑暗的阵营，妥协即是道德沦丧。当冷战铁幕降下，这套逻辑无缝转化为对苏联共产主义的“终极圣战”叙事，美国与苏联的对抗不再是地缘博弈，而成为“善与恶的宇宙决战”。

　　可能托洛茨基本人也未曾想到，他的革命狂想曲会在书十年后成为美利坚最强大的政治力量。这，便是托洛茨基留给美利坚最危险的遗产。

　　美国的犹太人问题

　　犹太人问题一直是一个高度西方中心主义化的问题。它与西方漫长的排犹历史联系在一起，赋予这一问题在西方极为特殊的地位。作为犹太人，马克思本人也专门撰写过《论犹太人问题》，认为唯有摆脱“实际上的犹太教”，或者说当犹太人不再作为犹太人存在时，才能真正摆脱犹太人问题。

　　马克思的意思可能比较复杂，但大体上读者可以理解为，只有当犹太人这一身份不在具有特定政治意义时，排犹主义问题才能够得到真正解决。用马克思的话说，从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在欧洲炽烈的民族主义时代，马克思的方案与政治现实存在相当巨大的张力。考虑到政治现实，强制同化或种族灭绝才是更常见的政治选项。

　　这激发了另一种主张，即犹太复国主义。这种主张认为反犹主义将永远存在，犹太人是其他国家的“永久外国人”。犹太人问题只能通过建立属于犹太人的民族国家才能真正解决。这一观念在经过纳粹主义的残酷洗礼后被进一步强化。

　　关于犹太人问题的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争论是围绕在犹太人身上的永恒难题。以至于托洛茨基在晚年在批判犹太复国主义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有一段时候，我以为犹太人会同化在他们在其中间生活的人民和文化。这在德国，甚至在美国，就是如此。而且为了这个理由，是可能作这种预测的。但是现在，是不可能这样说了”。

　　为什么要讨论犹太人问题呢？除了与托洛茨基主义的深度关联外，犹太身份也是第一代美国新保守主义者的高频标签。当然与之前的新保守主义者并非全是托洛茨基主义者一样，第一代美国新保守主义者当然也不都是犹太人。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和珍妮·柯克帕特里克就是典型的非犹太血统的新保守主义者。

　　然而同样的问题是，在美国其他思想流派中我们也没有发现过如此高密度的犹太知识分子具有如此强烈的趋同偏好性。这同样意味美国的犹太知识分子普遍偏好与新保守主义之间也存在更为密切的联系。

　　那么美国犹太人，或者更明确的说，美国城市犹太知识分子阶层在犹太人问题上又有什么普遍倾向呢？一方面，由于大多数犹太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代移民，所以他们不像自己同时代的欧洲同胞那样安全感极度缺失；

　　另一方面，犹太人在新大陆也受到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歧视，但自林肯建立事实上的“美利坚第二共和国”以来，开放移民是美国的基本国策。相对更高的宽容度使得美国犹太人更容易融入社会，这促使美国的犹太知识分子更偏好犹太人问题的普遍主义方案。

　　克里斯托试图通过对犹太教进行再诠释，为犹太人与普遍主义的融合提供进一步的理论支撑。他将犹太教分为两种形式，即预言式和拉比式。前者更强调虔诚宗教情感的重要性，后者则试图维护犹太教的律法主义外观。

　　克里斯托认为，犹太人的普遍主义方案需要在保持宗教情感的同时，弱化律法主义对犹太人的生活约束。这可以带来双重的优势。一方面，保留了宗教情感的犹太人可以抵抗世俗的虚无主义侵蚀；另一方面，摆脱律法主义的犹太人也可以更自然地融入世俗生活，不需要拘泥于特定的犹太社区。

　　犹太新保守主义者对犹太教的改造带来了一对非常有趣的结果。结果之一是他们将犹太教的弥赛亚精神内涵转移到对美国制度的道德拯救之中，这种联系为他们在与福音派的联盟构建了神学上的一致性。结果之二则是将美国利益等同于普世价值，他们事实上建构了一种新特殊性（美利坚例外主义）——这与其追求的普遍主义背道而驰，却与犹太复国主义以特殊载体实现普遍救赎的路径惊人相似。

　　这最终为新保守主义的先发制人提供了另一层支撑，即美国有道德义务和责任在全球范围内推行其自由民主制度，以此作为消除威胁（包括潜在的排犹主义土壤）和实现普遍安全的终极方案。

　　这形成了一种阿伦特意义上的讽刺。任何试图以抽象的普遍性——无论是阶级还是种族——的名义消除人类存在的特殊性的行为都必然会导致新的例外的产生，那些被排除在外的人将被视为“非人”。

　　“篡夺”保守主义

　　严格而言，笔者并非强调新保守主义完全由犹太人和托洛茨基主义构成。冷战地缘政治局势的变化、美国国内政治势力的重组，以及美国民众的态度摇摆都会对新保守主义产生影响。笔者所要强调的是，在所有这些影响要素中，犹太身份和托洛茨基主义即便不是关键性，也是主要性的角色。

　　在这一意义上，作为前左派和自由主义者，第一代新保守主义者与美国的传统保守主义几乎不存在连贯的思想谱系。对当时的主流保守派而言，他们更多是出于防御性的心态试图避免美国被苏联影响，也没有强烈的对外干涉欲望。甚至以小塔夫脱为例，他不仅反对联合国，也质疑北约的存在价值。小塔夫脱的表态至少表面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传统保守主义依旧保持强烈的反干涉主义倾向。

小塔夫脱，传统保守主义代表人物，三度竞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失败

　　这可以从侧面解释，直到上世纪60年代，第一代新保守主义者依旧没有明显转投保守阵营的迹象。这些自认为是自由主义者的知识分子，虽然民主党日益左倾的轨迹深感失望，但美国的保守阵营看上也没有足够的道德决心。这使得他们当中许多人仍然认为自己“仍然是自由主义者，在努力从他们认为已被腐蚀和劫持的左翼手中夺回自由主义的传统原则”。

　　新保守主义者的大面积转向始于1972年。这一年乔治·麦戈文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他的对手就是尼克松）。他主张美国从越南战争撤军，并赦免离开美国的逃避兵役者，以及在三年内全面削减37%的国防开支。

　　对那些将苏联视为道德上你死我活的自由主义者而言，这些竞选纲领严重挑战了他们的基本原则。这一转变使得他们认为，即便保守阵营依旧看上去缺乏道德决心，也比日益堕落的左翼自由阵营更能够对抗苏联。这种阵营转换是如此巨大，以至于美国民主社会主义领袖迈克尔·哈灵顿在1973年创造了新保守主义一词讽刺这些前左派的转变。

　　拉塞尔·柯克虽然是伟大的传统保守主义者，但当年在对待新保守主义者的问题上却犯了致命错误。他不仅淡化了新保守主义者的自由主义本质；甚至反过来积极欢迎新保守主义者的加入，并将这种加入视为保守主义终于拥有智识吸引力的表现。

拉塞尔·柯克，最有影响力的保守主义思想家之一，著有《保守主义的心灵》、《美国秩序的根基》

　　笔者可以理解柯克对扩大保守主义地基的迫切心情。一方面，二战后的政治重组严重削弱了传统保守主义的政治同盟，传统保守主义需要找到新的政治多数派；另一方面，保守主义一直对知识分子阶层缺乏吸引力。以克里斯托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者恰恰充斥在美国大学的各个角落。

　　从更深层的角度看，新保守主义者确实能够在冷战最关键的议题上与传统保守主义在直接目标上达成一致，这也为两者在冷战期间的合作提供较为一致的框架。至少，在美苏争霸的背景下，新保守主义的抽象理性自由和传统保守主义的历史传统自由可以策略性地蹲在一个战壕。

　　问题是，无论如何修饰，新保守主义依旧是自由主义。传统保守主义者确实珍视自己的美国生活，反对苏联对美国自由的侵蚀，但他们并不会像新保守主义一样将冷战视为永恒的道德战争。他们也并不认为美国人的自由模式具备什么普遍性。

　　他们对苏联的反感更多来自早起苏联试图将自己的意识形态输出到美国，从而破坏基于历史所塑造的共识机制。或者更明确的说，伯克式的保守主义始终拒绝将抽象理性的普遍性至于人类历史之上。

　　在柯克将他们当做有点过分爱出风头的年轻人时，这些新保守主义者充分掌握了电视这一新兴传播媒介。通过频繁地参加各类电视节目，新保守主义得以扩大自己在舆论中的影响力。与此同时，他们创造越来越多属于新保守主义的杂志和智库，最终以里根上台为契机，他们成功主导了保守主义的话语权。所以在这一意义上，里根式的保守主义恰恰很难称之为传统意义上的美国保守主义。

　　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就能说明这种区别。对尼克松而言，甚至对更早些的小塔夫脱而言，他们是以现实主义的视角对待与苏联的竞争。二战后的苏联早就不再是意识形态狂热的国家，而是一个拥有特定地缘政治利益的超级大国。

　　里根则相反，他更契合新保守主义的摩尼教二元论世界。他在1983年关于“邪恶帝国”的演讲就是最好的证明。（新保守主义者真的很喜欢邪恶帝国、邪恶轴心、无赖国家这种将地缘政治道德化的修饰词）

　　柯克最终为自己的错判付出代价。当苏联还在时，传统保守主义者还能假装通过“一中各表”的方式缓和里根主义与传统保守主义的内在冲突。问题是，这些新保守主义者的战争号角不会因为苏联的消失而停止。

　　当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时，柯克指责老布什违背保守主义传统，正在让美国陷入永无止境的战争。他不得不悲剧般地发现自己成为美国保守阵营的少数派，以至于丧失了对政府和政策实践的影响力。

　　对美国的传统保守主义而言，这是它最为痛苦的时代。它亲手将自由主义者引入自己的阵营中，却又丧失了对保守主义的掌控力。剩下的传统保守主义者不是年事已高，就是像布坎南一样无法夺回保守阵营的话语权。尼尔森在《扬基人问题》中甚至十分悲哀地认为传统保守主义者只能在总统大选中选择其中相对不那么自由主义的候选人。

　　直到特朗普在2016年当选，并通过八年的努力，才结束这段别子为宗的历史，基本重新夺回保守主义的话语权。

曾经的曾经……

　　总而言之，美国保守主义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经历了一场深刻的、近乎本质性的异化。以克里斯托等人为代表的第一代新保守主义者，其思想内核并非根植于本土的伯克式传统或柯克式的审慎智慧，而是脱胎于纽约激进校园的作品左派论战与犹太知识分子对普遍主义救赎的执着。

　　他们将对斯大林主义的道德憎恶，异化为一种摩尼教式的全球圣战冲动；将对犹太身份融入普遍主义的渴求，扭曲为通过武力输出美式制度的传教热忱。这种本质上属于激进左翼自由派变种的思潮，凭借其智识能量、对新兴媒体的掌控以及冷战提供的契机，成功“篡夺”了保守主义的名号与政治平台。

　　柯克的误判是悲剧性的。他本希望吸纳这股力量壮大保守阵营的智识根基，却最终目睹其彻底重塑了保守主义的议程，将其拖入无休止的全球干涉主义泥潭。新保守主义者从未真正拥抱传统保守主义对秩序、连续性与地方性智慧的珍视，他们奉行的是一种披着保守外衣的革命输出逻辑。

　　直到特朗普代表的民粹主义反弹，才打断了新保守主义建制派对保守话语的垄断。然而，这场“篡夺”留下的遗产——将地缘政治彻底道德化的二元思维、对“永久革命”（对象从无产阶级变为美式民主）的迷恋、以及庞大的战争与意识形态机器依旧渗透在美国的政治机器之中。只有经历一场漫长而成功的“内部颠覆”，真正的美国传统保守主义才有可能能彻底赢来自己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