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自由译：译者与作者平分国际文学大奖？从“韩江门”看翻译背后的文化权力博弈

2024年10月10日，韩国女作家韩江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引发全球关注。殊不知，这位创作出诺奖级作品的作家，此前也一度深陷争议之中。

有人质疑，韩江代表作《素食者》的获奖并非源于对原作本身的认可，而是得益于翻译的出色表现。

《素食者》用冷峻的笔触揭露了东亚家庭的冷漠与压迫：英惠因一场噩梦突然不再吃肉，丈夫觉得她不可理喻，家人视她为疯子，就连姐夫也将她的痛苦当作创作素材。在众人的指责和控制下，英惠的精神逐渐崩溃，甚至幻想自己变成一棵树。她用绝食抗争，在绝望中寻找属于自己的自由。

这部作品获得了2016年的布克国际文学奖。

布克奖不仅能带来巨额奖金，更能极大提升作家的国际知名度。

而且布克奖常被视为诺贝尔文学奖的“风向标”之一。比如，石黑一雄在1989年获得布克奖后，又在201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作品《长日将尽》《别让我走》通过布克奖奠定国际声誉后，进一步获诺贝尔文学奖认可，成为“英语文学标杆”的双重印证。

由此可见，韩江2016获得布克奖，对她此次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给予了多大助力！

《素食者》在国际上“出圈”几乎成为了韩江作家生涯中的转折点。

事实上，《素食者》最初的英文译本在出版时并未引起广泛关注。直至2015年，只学了几年韩语的狄波拉·史密斯采用“彻底再创作”的翻译策略，推出全新英文版The Vegetarian。

这一译本不仅助力韩江成为首位获得布克国际奖的亚洲作家，更推动《素食者》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

但伴随着作品的声名远扬，质疑声也接踵而至。

韩国学界对史密斯的译本提出诸多批评，指出其中存在大量误译与删减现象。

有学者通过对比原文与译文发现，译本的行文风格与原作大相径庭，甚至认为“译本实质上已成为另一部作品，对原作造成了损害”。更有评论直言：“此次获奖的并非韩文原著，而是英文译本。”

这场争议引发国际文坛的广泛讨论，英国《卫报》将其称为“韩江门”事件。

事实上，韩国学界对韩江作品获奖的质疑并非空穴来风。

2016年，布克国际文学奖做出了一个极具争议性的决定：将奖项同时授予《素食者》的作者韩江与译者狄波拉·史密斯。

译者竟然和作者平分文学奖？！从这一做法也看得出来，布克奖究竟意指谁家。

尽管译者史密斯曾公开承认自己的韩语水平尚不成熟，且译本再版时修改了80余处内容，但相关争议仍在持续发酵。

最后，韩江不得不亲自出面回应：“我是原作者，并非共译者或翻译校对者，我本人认为，虽然The Vegetarian的译文不排除明显的错误，但这并不意味着英文版与韩语原版相比是完全不同的‘另外的作品’。”

到此，这场争端才算结束。

风波虽已平息，但其背后透露出来的问题却值得深思：为何原作未能在英语世界引起反响，而经过史密斯改写的版本却能斩获大奖、风靡全球？

首尔大学翻译课程教授、韩裔学者查尔斯·尹在《洛杉矶时报》发表文章指出，史密斯在翻译过程中，大量添加原文中不存在的修饰词、最高级及强调性词汇，改变了韩江作品原有的朴素文风。

例如，原文描述为“皴裂的蜡黄皮肤”，史密斯却译成了“病怏怏的黄疸色皮肤”（jaundiced, sickly-looking skin），明显强化了形容词的负面程度。

这样的“添油加醋”在译作中随处可见。

尹教授认为，这一现象不仅关乎翻译准确性，更涉及文化传播的核心问题。

韩国文学底蕴深厚，但长期以来难以在英语世界获得认可，部分原因在于西方读者在阅读韩国小说时，对其中“被动叙事”的方式存在理解障碍。而史密斯通过强化叙事冲突与张力，使作品更契合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这种“归化”翻译策略，成为打开英语市场的关键。

归化（Domestication）：指将源语言文本的文化元素、表达习惯调整为符合目标语读者文化背景和语言习惯的翻译方法。其核心是减少译文中的“异域感”，使读者像阅读母语作品一样自然流畅。

然而，《素食者》的文学价值，恰恰体现在其对静默抵抗的深入刻画，以及对韩国文化中个体与群体关系的细腻探讨。

但由于韩语文化在国际话语权体系中处于弱势地位，一部作品想要获得国际认可，似乎不得不迎合西方的叙事逻辑与审美标准。

由此可见，翻译策略的选择，不仅是语言转换的技术问题，更是文化权力博弈的重要体现，背后折射出国家在全球文化格局中的话语权较量。

近年来，中国文学外译领域的成功案例，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思路。

在翻译刘慈欣的科幻巨著《三体》时，译者刘宇昆采用“异化”翻译策略，保留了“面壁者”“黑暗森林法则”等极具中国特色的概念，并完整呈现“红岸基地”“文革”等特殊历史背景。

异化（Foreignization）：指刻意保留原文的文化特色、语言形式和异质感的翻译策略，使读者明确感知到文本的外来性。其核心是通过“陌生化”效果，将读者推向源语文化，与“归化”策略形成对立。

这种“硬核”的翻译方式，非但没有阻碍作品传播，反而使《三体》在海外市场获得巨大成功，成为现象级作品。

这两个案例的对比，恰似一面明镜，映照出翻译背后震撼人心的时代逻辑。从《素食者》的迎合式翻译到《三体》的自信式表达，不仅见证了翻译策略的转变，更铭刻着国家实力由弱到强的崛起轨迹。

如今，中国凭借日益雄厚的综合国力，正赋予文化传播磅礴底气。中国文化早已摆脱被动诠释的旧态，以昂首挺胸的姿态主动讲述东方故事。身处新时代，中国译者得以以母语为舟，载文明出海，向世界传递东方智慧与中国故事，这是时代赋予中国译者最大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