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學研產」到「產學研」模式轉變

作者：方舟，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研究總監。

把效率低的“学研产”构建到高效的“产研学”或许正是现在香港科创道路需要的一次尝试。

過去香港對是否要發展創科產業曾有過較長時間的爭議，但最近十多年，政府已經正式定下發展創科產業、打造國際創科中心的目標。在香港發展創科產業的過程中，大家公認的問題是香港創科生態不齊全，雖然上游有實力不俗的大學科研能力，但下游一直缺少具規模的創科產業。

為了解決創科生態不齊全的問題，政府這些年也做了不少努力。譬如，近年對大學考核機制做了改進，除了過去傳統的學術論文考核指標，也開始鼓勵將科研成果進行產業轉化，現在幾乎本地每間大學都成立了技術轉移中心或知識轉移及創業辦公室，而且大學內部也調整了政策，允許學校的研究人員在知識產權或商業化的科技成果中，享有較高的持股比例。

資助創新研發政府佔比偏高

同時，政府通過創科局出台了不少新的研究資助計劃。譬如，大型計劃有創新香港研發平台」（InnoHK）和「產學研1+計劃」（產學研1+）。InnoHK由政府以百億級撥款推動，目前在香港科學園設立了兩個研發平台，分別是聚焦於醫療科技的「Health@InnoHK」和聚焦人工智能及機械人科技的「AIR@InnoHK」。

其實最初政府推動這個項目有兩大考慮，一是強調國際合作，希望滙聚全球各地頂尖科研人員在香港進行世界級及具影響力的科研合作。二是推動本地先進技術和相關產業發展，特別是研發實驗室擬進行的研發計劃，必須有合理機會在研發成功後獲得應用或商品化。

InnoHK每個資助項目周期是5年，從今年開始，28間研發中心的資助期陸續屆滿，未來是繼續由政府資助，還是實現獨立的成熟營運，仍是未知。

一年多前，本屆政府又推出了「產學研1+計劃」。這計劃比InnoHK要更進一步，明確希望推動學術研究產業化。每個項目資助上限一億元，採用政府與業界或大學配對出資的模式。在政府的積極投入下，這幾年香港全社會的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投入明顯提高。

2017年香港R&D經費大約213億元，相對本地生產總值的比率是0.8%。此後R&D經費保持增長，2022年香港R&D開支佔GDP比重首次突破1%。去年底公布的2023年R&D經費已經超過330億元，佔GDP比例達到1.11%。

雖然R&D開支有明顯提高，但值得注意的是，R&D增長的背後主要是政府在助推。在R&D資金來源中，政府的比例在持續上升。

2017年政府佔資金來源46%，2020年超過50%，2023年佔到了55%以上。反而本地工商機構在R&D資金來源的比例從50%下降至39%。如果與國際橫向比較，會發現大部分國家的R&D經費都主要來自企業。譬如，美國和日本的企業投入佔比接近八成，德國和法國也超過65%。內地亦是如此，2023年中國內地的企業R&D經費佔總體的比重為77.7%，臨近香港的科技城市深圳有超過90%的R&D經費來源於企業。

因此，雖然香港這幾年創科投入增加，但主要是政府在發力。而政府的創科資金其實更多用於投資大學的研究，鼓勵大學學術機構進行面向應用的研究，並最終推動這些研究成果商業化。這實際上是一個從上游向下游推動的「supply-driven」模式，本質上是一種「學研產」模式。

上游推動下游難免死亡之谷

香港所走的「學研產」模式與大家熟知的「產學研」模式最大的區別在於，前者是政府從上游的學術研究機構去推動產業化，後者是從下游企業需求驅動上游研發。

而從上游推動產業化的最大挑戰是要經歷「死亡之谷」。所謂「死亡之谷」，是用來形容從基礎研究到產業化應用的道路太過漫長，中間充滿危險，失敗的風險非常高。

特別是由政府為主去推動的「學研產」，穿越「死亡之谷」的死亡成本，基本是由政府承擔的。導致「死亡之谷」出現的原因有很多，包括轉化產品缺乏明確市場需求、轉化過程中資金鏈斷裂、知識產權和利益分配問題等等。

但從香港的實際情況看，最直接的問題是，政府資助項目基本都給到大學教授及其研究團隊。但絕大部分做研究的學者與做產業的企業家，兩者之間存在一條鴻溝，從學術研究者轉型成為卓越企業家的成功比例很低。

而且雖然政府提供了不少資助計劃，但大學教授通常不會脫離學校去全職做企業。他們往往是兼職管理企業，或將企業經營管理交給研究團隊中的研究員或博士後負責。

但實際上大部分研究團隊的成員自身也缺乏經營企業的經驗，如果要到市場上尋找職業經理人，一方面職業經理人未必了解技術；另一方面，教授研究團隊如何與職業經理人建立互信的關係也是很大挑戰。

其實香港也並不是完全沒有從上游推動科研成果商業化的範例，商湯科技（00020）即是其中之一。去年行政長官特別在「香港．全球人才高峰會」向已故的商湯科技創始人湯曉鷗致敬。湯曉鷗是香港最早推動研發成果商業化的先驅，創立了第一家在港上市的本土獨角獸公司。

雖然商湯已經上市，在香港屬於非常成功的商業化案例。但坦白講，商湯至今未能建立起持續盈利的商業模式，還遠沒有達到一家成功商業公司的目標。

從國際成功的創科企業來看，傑出的企業家並非是從完成博士學位或出身於真正的學術研究。雖然他們之中不少人曾在名校就讀，但更重要的是，他們身上具備強烈的企業家精神。

例如，蓋茨就讀哈佛時輟學創立微軟，專注於個人電腦軟體開發；Google創始人佩奇和布林雖然在史丹佛攻讀博士，但選擇休學將搜尋引擎技術商業化；Facebook（現為Meta）創辦人朱克伯格在哈佛求學期間，抓住校園社交需求，成立了Facebook。

他們皆善用大學提供的知識擴散成果，全身心發展企業，成為企業家。

中國內地成功的創科企業其實也是這樣。

DeepSeek、大疆、宇樹科技這幾間企業的創始人，都沒有讀博士或從事過真正學術研究的經歷。往往是年輕人憑藉敏銳的市場嗅覺，在大學中尋找技術成果，將其轉化出商業應用的價值。即使是與香港關係密切的汪滔，雖然讀書期間從科大受益良多，但也並不是從一個學術研究者轉型成為企業家。

所以為什麼今天香港政府推了10年創新科技發展，但上下游成果轉化仍不是很理想。其實一個重要原因是通過現行的「學研產」模式，想要穿越「死亡之谷」獲得成功的概率很低。

北都形成契機吸引龍頭落戶

那麼香港如何才能彌補下游生態，打造出真正「產學研」的模式呢？關鍵是要利用北部都會區的機會，吸引大型龍頭科技企業落戶。最重要的是推動大企業在香港設立大型研發中心。

國際上許多大型領先科技企業都具備實力雄厚的國際研發中心，例如美國兩家非常知名的電訊科技公司AT&T與IBM。

AT&T依靠其研發中心（特別是貝爾實驗室），推動了電話交換機、光纖通訊技術、蜂窩網絡技術等先進基礎技術的發展。貝爾實驗室的成員蕭克利（William Shockley）發明了雙極型晶體管，後來在加州帕洛阿爾托創立了第一家專注於半導體技術的公司，開發基於矽的電子器件，為日後享譽全球的矽谷（Silicon Valley）奠定了基礎。

IBM的研發中心遍布全球多個國家，其創新對科技和商業領域產生了重要影響。譬如，IBM的研發中心發明了世界上第一個商用硬盤驅動器，開發了結構化查詢語言（SQL）。IBM蘇黎世實驗室的科學家還憑藉研究高溫超導獲得198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

內地的大型科技龍頭華為也積極建設大型研發中心。去年下半年，華為自2020年開工建設的上海青浦練秋湖研發中心正式投入營運。練秋湖研發中心佔地面積1.6平方公里，總建築面積超過220萬方米，幾乎是現在香港整個河套園區的兩倍大。從這個視角看，華為一間企業其實就可以填滿兩個河套園區。

因此，如果香港能夠吸引幾個關鍵產業鏈的龍頭企業設立大型研發中心，就能夠通過下游產業需求推動上游學術研究，形成「demand-driven」的模式。這樣才能大大加快香港創科產業生態鏈的形成。

而且有意思的是，華為之所以在已經擁有深圳和東莞兩個研發中心的情況下，還選擇到上海建設大型研發中心，是因為以任正非為代表的管理層認為上海更有利於華為吸引國際人才。

實際上，香港相較上海而言，理應是一個更能吸引國際人才的地點。

雖然現在國內外的一些知名企業也在香港設點，但大多只是設置一個辦公室，或數十人到一兩百人的小規模研發中心，尚未有真正的國際級大型研發中心設在香港。未來如果想要吸引大型企業的科技研發中心落戶，其實還需要香港政府採取更多配套政策。

未來香港要真正推動創科生態完善，還需逐漸從「學研產」向「產學研」模式轉變。

現在香港的大學教授研究，基本是靠政府撥款，但如果能夠吸引大企業落戶，依據大企業的實際需求和資金來引導研究，從需求出發提高科研成果轉化利用率。同時，也能令香港與其他的科研發達地區一樣，將R&D開支轉變成以企業投入驅動為主的模式。

R&D包括Research和Development兩部分。

Research偏重基礎研究，主要靠政府投入；Development偏重應用，主要靠企業投入。當年愛因斯坦提出質量和能量轉化的方程式E=mc2，雖然這個方程式對全世界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但仍處於理論層面。

利用這一理論推動轉化成為原子彈，背後其實還要下很多工夫。大家都明白，愛因斯坦雖是舉世公認的卓越科學家，但不能依靠愛因斯坦去製造原子彈。

所以在香港推動創科發展中，要更好利用企業資源，才能將大學研究優勢和產業化更好結合起來，將「學研產」更多地變為「產學研」。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