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

 　　1、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有深刻的历史渊源

 　　如果形式主义地仅从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入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指儒家文化），似乎八竿子都打不着。一个是从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中得来的，一个是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思想文化，一西一东，一新一旧，二者的结合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但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即在实践层面，百年来，马克思主义不仅进入中国生根发芽，而且与儒家文化实现了融合，并未出现实质性的冲突。因为实践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是中国人民，这是一个被儒家文化浸润了几千年的群体。让我们疑惑的是，在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故乡，西方至今仍然极力排斥马克思主义。显然，我们继续主观地把儒家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看成互不相容，甚至排斥儒家文化，这将以历史发展背道而驰。

 　　百年前，当苟延残喘的清王朝在西方资本主义，以及民主、科学潮流的冲击下，国内民众的觉醒，大清王朝似乎在一夜之间就垮台了。中国要发展民主、科学，走资本主义道路似乎成了不二之选。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人模仿西方的社会制度，通过议会、总统选举，成立了民国政府，但结果仍然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当时中国革命的仁人志士，李大钊作为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利用《新青年》杂志宣传马克思主义。吊诡的是正当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时，恰逢中国的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新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相遇，二者在一些人的认识上发生了新与旧的碰撞。不可否认的是，这种碰撞肯定是属浅表层的。因为儒家思想中的“民为邦本、天下为公、天下大同、协和万邦、为政以德、兴亡有责、富民厚生、见利思义、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知行合一、实事求是、自强不息、天人合一”等儒家经典思想与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并不冲突，后者虽然是一种新思想，尚未成为文化，但它在欧洲肯定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一定存在着某种联系。

 　　2、什么是文化

 　　我们平时说到“文化”，往往是指一个人是否有知识。即有知识就被认为有“文化”，或者说读过书就被称为有“文化”，没读过书就称为没“文化”。为此人们会觉得，文化的含义非常简单，知识就是文化。实际上知识与文化是既有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个不同概念，即知识不等于文化。一个人即使没读过书，依然有文化。显然，“文化”一词的内涵超乎我们的想象。你如果到辞典、书籍中查找“文化”的定义，你一定会头疼。你会找到几十条甚至上百条关于“文化”的定义，难以找到一个既精确、简洁，又权威的定义。正如美国人类学家洛威尔所感叹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别的东西比文化更难捉摸”。

 　　当我们观察自然界，会发现自然界是由两类物质构成的。一类是天然的，另一类是人类创造出来的。人造的，无非是将人的思想“物化”后，形成的物，可称之为“文物”。当然，这里所说的“文物”是广义的。这就是说，我们在自然界目之所及或可感知的物，要么是文化的物，要么是自然的物。但是，我们反观人类自身，会发现人类完全不同于自然的物，也不同于人造的物。人类自诞生以来，在不断的进化，这种进化过程也是人的文化（这里的“文化”是一个动词）过程。就个体而言，人在物质生活的基础上产生了精神生活，使人的“文化”成为一种客观存在，即人们在日常生产、生活过程中，依据自身的感觉、知觉获取各种信息，以及不断地学习、积累，形成各种经验、教训，在分析、归纳的基础上会形成一些规律性的知识，并能将自己的思想、意识及知识用文字记录下来或直接传授给他人。某些信息，如人的性格特征、智力等甚至会遗传，这也是一种人的文化过程。

 　　所以，这个地球上实际上只有两种人，即原始人和文化人。自从文字产生以来的人都是文化人，相对文物而言，文化人可简称文人，同样这里所说的“文人”是广义的。不过，文化人并非都是文明人，不然，孟子为什么会把不仁之人斥之为“禽兽”呢？由于每个人出生后，在成长过程中都将禀赋其所属民族的文化，而与其他民族文化相区别。如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华民族，其文化与西方文化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别。这些区别会自觉地体现在人们的为人处事方面。这种文化特质被学者称之为“前见”，其本质就是一种成见，即各自的价值观。简单说会产生同则取之、异则弃之的效果。所以，“文化”不仅仅指“文”的物化，还包括人的文化，即人文。现实中，人们对“文化”的理解多着眼于“文物”，而少关注人的“文化”。既然我们在这里牵涉的主题是儒家文化或孔子文化，其内容如果用哲学术语来描述，则属形而上的东西，与之对应的“文物”则属形而下（具有可视性），将不在这里讨论。所以，即使圣神的“科技”（一些人把它当作信仰）在此也将被排除在本文之外，因为科技无论怎样发展都无法改变其工具的属性。

 　　尽管认识来源于实践，但有所思才会有所成，人的思想、精神终究是事物产生的先决条件。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正是认识到这一点，他才特别关注，人的内心世界才是决定一个人能否过得幸福的关键因素。这个内心世界也就是一个人的文化，而群体文化是由个人文化组成的。为此在这里，我用一句最简洁的话，来给人的“文化”下定义，即文化是在社会引导下形成的具有稳定性的价值观。这个定义将文化中的“文物”排除在外。我知道人的价值观是易变的，但“文化”中“文”之所“化”，是指人们在日常生活、生产中获得，并逐渐积淀而形成深层的心理意识结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东西，作为思想、精神来影响人们为人处事的方式。之所以归结为“价值观”，是因为不同的文化造就了不同的个人，不同的个人形成不同的种族，不同的种族在为人处事方面往往会有不同的特点。凡人都离不开利益，即价值，所以，一个人在社会引导下形成相对稳定的价值观决定了这个人的“文化”。这个定义比余秋雨先生的文化定义更简洁了。他说：“文化，是一种包含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共同体。它通过积累和引导，创建集体人格。”但是，余秋雨先生的文化定义不只涉及人的文化，还包括物的文化。

 　　3、中国文化的特点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文化发展早期最繁荣的时代，也是中国历史上社会政治纷争、剧烈动荡的时代。孔子之前，学在官府，受教者均为贵族子弟。孔子是宋国没落贵族的后裔，首开私学之先，将官学传入民间，有教无类，平民百姓的子弟也能入学接受教育。当时的儒家思想以孔子为代表，依据《论语》中孔子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以及《论语》、《孟子》书中多处涉及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及周公的事迹，说明孔子当时拥有丰富的上古文化典籍，因而非常赞赏尧（唐尧）、舜（虞舜）、禹（夏朝）、汤（商朝）、文（周文王）、武（周武王）、周公的治国思想。这说明在孔子前，上讫唐尧，下至周公，历经尧、舜、夏、商、周五个漫长的历史时期，截至孔子，儒家思想至少已经存在两千五百年以上，孔子成了承前启后的中间人物。孔子之后，所谓诸子百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社会上自由思潮风起云涌，如道家、墨家、法家、农家、名家、阴阳家等等，甚至还有兵家。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先秦“法家”中的“法”是办法的“法”，与现代法治中的“法”不是一回事，即为君王出谋划策而已，当时还没有“法治”的概念。当时的国家治理，以礼治（属行为、道德规范）为主，辅之以律治（刑罚）。“法治”的含义是依法治国，由秦讫清都属家天下专制统治，虽有法律，但无法治，皇帝拥有对法律的最终解释权。

 　　当我们对诸子百家的思想进行分析归类后，会发现儒道墨三家即可统括诸子百家的思想，非儒则必道或墨，即依儒、道、墨某方面思想进行演绎。道家偏重自然，重个性，似哲学；墨家重群体人生，抑个性，本于天，似宗教。儒家居于道、墨之中道，重人生，兼个性与群体，不忽视自然。若从儒道墨典籍和代表人物出现的时间顺序来看，道、墨似是将儒家思想向两极发展，即道家的“天”纯属自然，是现代唯物主义的鼻祖，道家的“人”就是个人，可以说是现代极端个人主义的鼻祖。墨家极重尊天精神，以天抑人，易于往宗教方面发展。其余各家如法家出于道，重视政治与法律，忽略尊天精神，在人文的范围内重视上层建筑；农家出于墨，放弃遵天精神，则又似与法家相对，重视社会底层；名家近于墨，重在名字与观念的推演与哲学思辨，最终陷入诡辩；阴阳家出于道，在观察自然的基础上，把道家的自然哲学演变为多神或泛神论，转向了宗教。

 　　自战国至秦，儒家思想的发展，经历了非儒反孔的阶段，以杨、墨、庄、老为代表，到战国中后期则出现孟荀之争。孟子、荀子都是孔子弟子再传弟子的学生，间接师承孔子，都极力推崇孔子思想。孟子主性善，而荀子主性恶。但至秦皇、汉武期间，由于政治上的一统，社会思想也开始进入了历史上的第一次融合阶段，如儒家典籍《易传》、《中庸》吸取了道家的许多思想，而《礼记》、《孝经》则融入了墨家的一些合理思想，体现了儒家思想强大的包容性，正如《论语•为政》篇中，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孔子思想从来不排斥异己。所以，汉武帝时的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不仅是政治上的需要，也因为儒学的发展，兼收并蓄，融入诸子百家的优秀思想而成一统，也致道家思想渐渐处于次要地位，而墨家思想则成为不重要，其余法、农、兵、名、阴阳等思想，由于其理论上的局限，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慢慢地被边缘化或消失。

 　　汉末，佛教兴起，汉顺帝时（公元115年~144年），道家最终演变为宗教，由张道陵创立道教，随后慢慢演变为与佛教相抗衡的一大宗教。佛教传入中国约为汉明帝时（公元29年~公元75年）。因此，自汉以后，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仅剩儒释道三家。西汉讫至汉武帝前，官方的统治思想以黄老道家思想为主，但道家核心思想（如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等）直至清末，也从未退出过官方统治思想，如“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这样的愚民思想（《道德经》第五十六章）被历代统治者所遵奉。后来由于道教越来越往神秘化方向发展，近代以来，中国道家思想，无论政坛还是民间已日渐式微，而儒家思想虽经民国初期新文化运动的打击与文革期间的“批林批孔”，以及近、现代西方文化不断涌入，许多人接受了西方文化，但儒家文化至今不仅在治国理政方面，还是在民间仍占主流。

 　　4、儒学发展概况

 　　儒家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根。著名史学家柳诒徵先生曾说：“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中国文化史》第二十五章）著名哲学家梁漱溟先生也说：“孔子以前的中国文化差不多都收在孔子手里，孔子以后的中国文化又差不多都从孔子那里出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两位前辈都认为孔子是中国文化的最大贡献者，均未特指儒家文化或儒学。一般的说法是孔子创建了儒学，是中华儒学的奠基人。但我们从先秦儒学典籍《论语》、《孟子》、《荀子》可以看到，荀子之前尊师道，到荀子时才开始重儒学，如《论语》中仅有一处提到儒，即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孟子》中一处提到“逃墨必归於杨，逃杨必归於儒。”另一处则是墨家夷子谈丧葬时提到儒。至于《荀子》中则许多地方提到了“儒”，而且还有腐儒、贱儒、陋儒等说法。这说明“儒”成为学派大概是孔子过世一百多年后才出现的事情，孟子晚孔子一百多年出生，荀子又晚孟子五十多年出生。为此有必要理清古代“儒”这个概念的演变。

 　　中国的“古代”这个概念，实际上是分为上古、中古、近古三个时代，孔子之前被称为上古时代，孔子所处的时代称为中古时代，孔子之后的时代称为近古时代。由于上古和中古时代尚未发明纸张，记录文字只能使用木简或竹简。因此，古人用字非常精炼，往往用一个字就能表达一个完整的概念。如“士”这个字在古代单独使用时就是表达“读书人”这个概念。但现在“士”必须和其他字合在一起来表达某个概念，如士兵，护士等。读书人这个“士”，如果通过某种渠道获得功名，比如当官了，就在“士”的左边加上“亻”这个偏旁，即“仕”。那么，“儒”又是什么意思呢？《说文解字》：“儒，柔也。术士之称。”即儒是指性格柔和之人。又如《周礼•太宰》：“四曰儒，以道得民。”经查阅相关典籍得知古代的读书人如果始终未获得功名，没有当官，是自谋职业者，而被称之为儒。亦有说法，是指春秋时从巫、史、祝、卜中分化出来的，熟悉诗书礼乐而为贵族服务的人。所以，上古和中古时代的“儒”是指民间人士，而且往往是指社会地位较低者。春秋时的儒家尚未成为学派，大概到战国中后期，孟子前后，儒家才开始形成一个相对于其他诸子学派而言的儒家学派，所以先秦儒学自战国中后期，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前，儒学实际上与官方没有任何关系，而且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三纲五常和君权神授”思想与孔子的儒家思想相背离。如，孔子在鲁国任大司寇，齐国害怕鲁国强盛后会对齐国不利，于是设计送女乐给鲁定公，打算离间孔子与鲁定公的关系。有《论语•微子》为证：“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此事《史记》、《孟子》均有记载。这说明，孔子根本就不存在贪恋官职，鲁定公既然贪恋女色，不听劝告，孔子宁可四处流浪都不愿向当权者低头。孔子会有“君为臣纲”的思想吗？

 　　儒学的发展自汉以后又进入了低谷时期，大约七百多年，直至北宋，儒学与佛道大体成三足鼎立之势，同时也进入儒道佛相融合的时期。宋时是儒学发展的中兴时期，也是儒道佛大融合的时期。这个时期出现了多位儒家学说的重要人物，如北宋的邵雍、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以及南宋的朱熹等，开儒学之理学先河。张载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而著名。宋时程（二程）朱（熹）理学，认为“理”在事先，以“格物穷理”而著名。所穷之理仍属“心”之理，以现在而言，其“理”仍属客观存在，与上帝、灵魂无关。始自南宋的陆（九渊）王（阳明，明朝）心学则认为“心”即理。二者在“道问学”与“尊德性”方面各执一端，实际上是各有一偏，其本质是一样的，最终推动儒学发展达到了顶峰。其次是佛教中的禅宗，其思想非常接近孔子的思想，区别在于佛教的修行目的在于来世，未离宗教出世之桎梏，而孔子思想重现世，人们更易接受。

 　　5、孔子儒学的主要思想

 　　一九八八年一月，“第一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大会”在法国巴黎举行，七十五位参会者（包括五十二位科学家）经过四天讨论得出重要结论：“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两千五百年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提出这一观点的是瑞典物理学家汉内斯•阿尔文博士，他一直致力于空间研究，1970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由于他的工作无意中成为“星球大战”的序曲，因此他曾义愤地建议各国将国防部改名为“大批杀伤平民部”。

 　　孔子的儒家思想主要体现在《论语》中，《论语》是儒家经典四书之一，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论语》是一本专门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书。《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论语》的成书经过，有学者分析（如钱穆）大概可分两阶段。前十篇即《学而》篇至《乡党》篇，可称《上论》。主要由孔子的门人有子、曾子的弟子编篡而成。学不厌、教不倦大概是孔子的人生信条。据《孟子•公孙丑》，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这说明孔子在他的弟子心目中已是一圣人。孔子超强的人格魅力令弟子们崇拜不已，孔子过世后，类似有子、曾子这样的学生效仿孔子收徒讲学，续传孔子之道。当孔子的再传弟子收徒讲学时，他们将遇到问题，届时孔子过世已久，因其弟子各有所记，孔子之道或许出现零散不全的窘境。于是再传弟子们相聚商议，收集他们老师随孔子时的笔记，系统编篡一册孔子语录之类的书，作为他们的教学讲义，因而诞生了《论语》一书。这可以从《论语•学而》篇，首章是孔子语，第二章是有子语，第三章又是孔子语，第四章是曾子语，可窥见一斑。说明有子、曾子的弟子既尊师祖，同样也非常尊重他们的老师，但毕竟所编为孔子语录，而他们的老师又师承孔子，因而孔子语必为首章。至于为何有子语之后才列曾子语，想必孔子之道认为“仁”自“孝”始，凡体魄健全之人，没有人不需尽孝或不能尽孝，所以行孝为仁之本，故将有子语排在首章孔子语之后，而曾子语“忠、信”，应为一个人的处世之基。如果一个人在世上不忠、不信，必为人耻，但若不孝父母，处世之基必不牢，因而次于有子语。当《上论》既成，此风已开，再传弟子们遍寻他们老师随孔子时的笔记，于是《下传》乃成。此风或延续至战国末，汉初而不衰，长达数百年，最终成书究竟出自何许人已不可考，实乃那个时候中华优秀知识分子的共同成果。

 　　关于孔子思想，按以往的说法是中国历史上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这以历史事实并不相符，如著名史学家钱穆所说：“孔子道昌，则为兴盛世；孔子道晦，则为衰乱世。”由于历史上的开明皇帝不多，三百多个皇帝（或称王）中绝大多数只是从仪式上尊孔，即举行祭孔典礼，而真正贯彻孔子仁政思想的皇帝凤毛麟角。但是，孔子的确已经成为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的楷模。由于孔子的许多弟子不愿当官，传说弟子三千，七十二贤人，可当官的没几人，却愿意效仿孔子收徒讲学，弟子的弟子延续不绝，孔子的思想被广泛传播，所以孔子思想在历史上对民间的影响是长期持续的。正因为此，官府才不得不以孔子为榜样来教育官员与百姓。

 　　人类进化过程中最有意义的事件是猿人“我”的意识形成，是猿人意识上的飞跃。在“我”的基础上，认识到“我”的存在有赖于他人，为“我”就必须为他人，无他人将无“我”。到此，猿人已经进化成为真正的人。因此，孔子“仁”的思想的产生，是人类进化必然产生的一个非常自然的结果。孟子曰：“仁，人心也”，此“人心”不属生物意义上的“人心”，而是精神、思想上的。从“仁”字的本意来看，二人成“仁”，因此，仁就是人与人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仁”的思想在《论语》中反复出现，其中心思想就是如何待人处事。可概括为孝、悌、忠、恕四个方面，如“当仁不让于师”，“巧言令色，鲜矣仁”，“主忠信，徙义，崇德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孔子的财富观，如“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放于利而行，多怨”，“见利思义”等。在治国理政方面，如“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危邦不入，乱邦不居。”，“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等等。

 　　每个中国人一般情况下都懂得要孝敬父母。俗话说“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何况人呼？所以，孝悌实际上是一种人性。中国文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是“家”文化，中国人非常重视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之间的血缘关系，认为彼此之间都是有责任和义务的。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会自觉自愿地遵守父慈子孝，即父母对子女慈爱，子女则对父母孝顺的伦理规则。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有非常强的家庭观念，他们认为，从小家到大家，从小家庭到大家族，从大家族到家乡，再从家乡到国家都是一个整体。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保障，等等。但西方文化则不同，基督教认为上帝创造了人，人是独立的个体，是构成国家的基础。父母与子女之间不存在任何依附关系，父母把子女抚养成人（大体上是18~21岁），是在履行法律义务，这也意味着子女没有孝养父母的责任，养老是国家的责任，这也是西方国家的养老院非常普遍的原因。

 　　6、马克思主义在欧洲不是凭空产生的

 　　马克思主义不是在西方凭空产生的，而有着中华文化的历史渊源。据中国文化史记载，中国至迟自唐朝始，就开始出现中西方文化交流了（主要是间接的，即通过阿拉伯地区）。如，据公元九世纪阿拉伯人所著《中国近闻录》：有“广府Gonfu者，为商舶荟萃地。纪元二百六十四年，叛贼黄巢Punzo陷广府，杀回、耶教徒及犹太、波斯人等十二万”这样的描述。基督教（犹太教）在唐朝时叫景教，在宋时叫一赐乐业教，在元时叫“温教”。

 　　唐朝始建于公元618年，而西方所谓的中世纪是指公元5世纪至15世纪这段时期，被西方称为黑暗时期，而所谓的文艺复兴是指14世纪至15世纪。始于公元13世纪的蒙古西征，被西方称之为“黄祸”。这在西方历史上，是东方文化对西方文化影响最大的一次历史事件。热兵器最早发明于北宋，世界上最早的热兵器，火药枪及火炮就是那时候传入西方的。1275年，17岁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和他的父亲作为教皇的特使出使中国，由于马可•波罗聪明伶俐，在中国很快学会了汉语、蒙古语，并得到了忽必烈的赏识，随后还在忽必烈手下做过官。1295年回到欧洲后，他的书《马可•波罗游记》随后在欧洲掀起了中国热。

 　　据中国近年来的研究，明末清初（即16～17世纪）西方派了许多传教士来中国传播基督教，其中最著名的人物，如方济各、罗明坚、利玛窦、白晋、柏应理、汤若望、南怀仁等等。其中的一些传教士将中国古籍翻译成西文传播到欧洲，如罗明坚将《四书》译成西文，柏应理还专门写了《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16世纪时，欧洲实际上已经进入东学西传（即中国传统文化西传）的发展阶段。如，欧洲早期的著名学者莱布尼茨非常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他说，欧洲除基督教和思辨哲学能够超过中国外，其他方面并未超越中国。他跟在中国传教的白晋关系密切。白晋曾花很长时间专门研究过《易经》，因而非常熟悉《易经》。白晋曾将他研究《易经》的资料寄给莱布尼茨。莱布尼茨认为，他发明的二进制与《易经》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之后的康德、黑格尔都是著名的哲学家，难免会受到莱布尼茨的影响。我们知道19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与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哲学有密切的联系。马克思是个中国通。在鸦片战争时期，他曾任纽约时报《中国问题》栏目的撰稿人。莱布尼茨生于1646年，康德生于1724年，黑格尔生于1770年，马克思生于1818年。黑格尔没来过中国，但他仍然可算是一个中国通，但他对中国的了解完全基于传教士带回西方的资料。他崇拜老子，但贬低孔子，并抨击中国的封建专制统治。应该说黑格尔是一名了不起的哲学家，但可惜的是，他没能读懂孔子，这对西方而言是最大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