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新：“民国热”文章里的“高级黑”

“民国热”文章里的“高级黑”

金新

       曾几何时产生过一阵子“民国热”，在这阵子热热闹闹中有褒有贬实属言论自由之正常范畴，让人颇觉不正常的是“民国热”文章里的“高级黑”，比如“朱自清先生不吃美国救济粮，也只能是饿死”！

      事实上朱自清的死因不是“饿死”，而是“病死”。请看证据——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朱自清日记》民国时期的手稿，记录了从1924年到1948年整整24年的生活。在朱自清的日记里，1924年的11月份就已经开始出现关于胃病的描述，只不过当时的记录大致是胃部不适，晚上难以入睡。过了6年，当时的朱自清在欧洲游学，他的日记里关于胃病的描述就更加详细了，他在日记中写道：“也许是由于喝了太多欧洲的红酒，导致胃病严重了吧！”时间来到1933年，这个时候他的胃病经常犯。再往后翻看他的日记，关于胃病的描述频频出现“胃不好，胃剧痛”这些词汇，可见，此时他的胃部疾病是愈发严重了。1940年的时候，朱自清由于看病等原因，将家人送去成都生活，朱自清就直接在食堂吃饭，他的胃部已经不能吃任何杂粮糙米了，他每天只能喝一些牛乳和泡一些藕粉。到1945年的时候，朱自清先生已经完全吃不下任何东西，只能喝一些汤汁。有一天，吴晗将“抗议美国支持日本军国主义的政策，并且拒绝接受美国救济粮”的宣言书，带到朱自清先生跟前，朱自清自愿签了名。翻开1948年的日记，没有看到他为食物短缺而苦的记载，而是下面一些文字：“饮藕粉少许，立即呕吐”“饮牛乳，但甚痛苦”“晚食过多”“食欲佳，终因病患而克制”“吃得太饱”……就在他逝世前14天的1948年7月29日，也就是他在拒领美国“救济粮”宣言上签名后的第11天，他还在日记里提醒自己：“仍贪食，需当心！”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因严重胃溃疡导致的胃穿孔，在北大医院去世，年仅50岁。

     其实，“朱自清先生不吃美国救济粮，也只能是饿死”作为”高级黑“是有人在以貌似”正能量“的名义恶意玷污新中国的创始人、缔造者、东方伟人毛泽东。

      北平解放前夕遍布地下党组织，何况毛泽东与吴晗有着多方面的交往和联系，解放战争时期，吴晗奔赴解放区，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在西柏坡热烈欢迎包括吴晗在内的民主人士到来，吴晗在西柏坡的经历使其初步认识工农联盟人民民主专政的意义，思想发生根本性转变，向党中央呈送了入党申请书并成为与毛泽东私交甚厚的朋友。毛泽东不可能不知道朱自清的实际情况，所以他老人家在《别了，司徒雷登》中说的“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主要是针对朱自清虽身患胃病，但签字拒领美国救济粮这一举动中所表现出来的高尚民族气节和伟大人格。这里的 “饿死” 并非指朱自清先生真的是因为没有食物而饿死，而是一种文学性的表达，强调他在身患重病的情况下，依然坚守民族气节，坚决不接受带有政治目的的美国 “救济粮”，表现了他宁肯忍受生活的困苦，也不愿向美国的霸权行径和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屈服的坚定意志。

      从《朱自清日记》来看，1948 年 6 月 18 日，朱自清在《拒绝 “美援” 和 “美援面粉” 的宣言》上签名时，他清楚地知道这一行为意味着使家中每月损失六百万法币，对全家生活影响颇大，但他经过认真思索，坚信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政策就应采取直接行动，不应逃避个人责任。签名后他让家人把领取救济粮的 “配给证” 退回，临终前还叮嘱家人不要购买政府配售的面粉。这些日记内容表明朱自清先生的抉择是经过了严肃的思考的，最终坚定地选择了拒绝美国 “救济粮”，以实际行动表达对美国扶植日本政策的抗议。

     朱自清曾写过一篇《论气节》的文章，其以冷峻笔触剖解中国传统道德核心，揭示“气”与“节”的深刻张力，内容溯及先秦礼乐，勾连东汉党锢、明清士风，直指“气”之抗争精神与“节”之保守本质如何塑造士人魂骨。不仅是道德哲学的精微考辨，更是一部缩写的中国士人精神抗争史，为理解传统与现代的撕扯提供深邃镜鉴。

     “之江轩浙江宣传”是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的公众号，关注这个公众号的粉丝有450万，原因是这个公众号的文章很接地气。《“低级红”“高级黑”的六种形式》是其发布的一篇好文章，就像一面镜子一样，能起到分辨的作用，假如我们能看后再来分析一下“朱自清先生不吃美国救济粮，也只能是饿死”，就会认清本质：那“是明褒实贬、暗含讥讽的‘软刀子’”，那“是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的‘放冷箭’”！

    “高级黑”本质上是一种披着 “客观”“理性” 外衣的非理性表达，其逻辑陷阱导致——

舆论极化：通过隐蔽的负面暗示激化群体对立，阻碍理性讨论；事实扭曲：以局部真实掩盖整体真相，破坏对客观事物的准确认知；逻辑失范：助长含沙射影的表达习惯，削弱公共讨论的严谨性。

     在眼下的一些缺乏深厚文史功底的所谓杂文家里，使用这种“高级黑”且沾沾自喜的不在少数！

【附】

论气节（节选）

文/朱自清

      气节是我国固有的道德标准，现代还用着这个标准来衡量人们的行为，主要是所谓读书人或士人的立身处世之道。但这似乎只在中年一代如此，青年代倒像不大理会这种传统的标准。冯雪峰先生才将这标准这传统作为问题提出，加以分析和批判；这是在他的《乡风与市风》那本杂文集里。

       冯先生指出“士节”的两种典型：一是忠臣，一是清高之士。他说后者往往因为脱离了现实，成为“为节而节”的虚无主义者，结果往往会变了节。他却又说“士节”是对人生的一种坚定的态度，是个人意志独立的表现。因此也可以成就接近人民的叛逆者或革命家，但是这种人物的造就或完成，只有在后来的时代，例如我们的时代。

      气和节似乎是两个各自独立的意念。《左传》上有“一鼓作气”的话，是说战斗的。后来所谓“士气”就是这个气，也就是“斗志”；这个“士”指的是武士。孟子提倡的“浩然之气”似乎就是这个气的转变与扩充。他说“至大至刚”，说“养勇”，都是带有战斗性的。“浩然之气”是“集义所生”，“义”就是“有理”或“公道”。后来所谓“义气”，意思要狭隘些，可也算是“浩然之气”的分支。文天祥所歌咏的“正气”，更显然跟“浩然之气”一脉相承。不过在笔者看来两者却并不完全相同，文氏似乎在强调那消极的节。

     节的意念也在先秦时代就有了，《左传》里有“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的话。古代注重礼乐，乐的精神是“和”，礼的精神是“节”。礼乐是贵族生活的手段，也可以说是目的。他们要定等级，明分际，要有稳固的社会秩序，所以要“节”。节跟和是相反相成。所谓“圣达节”等等的“节”，是从礼乐里引申出来成了行为的标准或做人的标准；而这个节其实也就是传统的“中道”。“和”重在合，“节”重在分；重在分所以重在不犯不乱，这就带上消极性了。

     向来论气节的，大概总从东汉末年的党祸起头。在野的士人纷纷的批评和攻击宦官们的贪污政治，中心似乎在太学。这些在野的士人虽然没有严密的组织，却已经联合起来，并且博得了人民的同情。那时逃亡的党人，家家愿意收容着，所谓“望门投止”，也可以见出人民的态度。气是敢作敢为，节是有所不为——有所不为也说是不合作。这敢作敢为是以集体的力量为基础的。后来宋朝几千太学生请愿罢免奸臣，以及明朝东林党的攻击宦官，都是集体行动，也都是气节的表现。

      在专制时代的种种社会条件下，集体的行为是不容易表现的，于是士人的立身处世就偏向了“节”这个标准。在朝的要做忠臣。这种忠节或是表现在冒犯君主尊严的直谏上，有时因此牺牲性命；或是表现在不做新朝的官甚至以身殉国上。在野的要做清高之士，这种人游离于现实之外，或者更逃避到山林之中。这两种节，忠节与高节，都是个人的消极的表现。忠节至多造就一些失败的英雄，高节更只能造就一些明哲保身的自了汉。气是动的，可以变化；节却是静的，不变的。有时候节甚至于是死的，死的节跟活的现实脱了榫，于是乎自命清高的人结果变了节，冯雪峰先生论到周作人，就是眼前的例子。

     “士”或称为“读书人”，是统治阶级最下层的单位。他们的利害跟君相是共同的，在朝固然如此，在野也未尝不如此。“躬耕”往往是一句门面话，就是偶然有个把真正躬耕的如陶渊明，精神上或意识形态上也还是负着天下兴亡之责的士，陶的《述酒》等诗就是证据。

    士终于变质了，这可以说是到了民国时代才显著。从清朝末年开设学校，教员和学生渐渐加多，他们渐渐各自形成一个集团；其中有不少的人参加革新运动或革命运动，这已是气重于节了。等到民国成立，这时代的教员和学生意识着自己的主人身分，游离了统治的军阀；他们是在野，却渐渐获得了一种领导的地位。五四运动划出了一个新时代。教员是自由职业者，学生也可以选择多元的职业，不是只有做官一路。他们于是从统治阶级独立，变成了“知识分子”。

      知识阶级开头凭着集团的力量勇猛直前，打倒种种传统，那时候是敢作敢为的一股气。可是这个集团并不大，力量到底有限，而与民众打成一片又不容易，于是碰到集中的武力，甚至加上外来的压力，就抵挡不住。他们于是失去了领导的地位，逗留在这夹缝中间。他们于是只能保守着自己，这也算是节罢；可是这里的是偏于中年一代。青年代的知识分子却不如此，他们无视传统的“气节”。替代的是“正义感”，接着“正义感”的是“行动”，其实“正义感”是合并了“气”和“节”，“行动”还是“气”。这是他们的新的做人的尺度。等到这个尺度成为标准，知识阶级大概还要变质的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