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被人理解的时候，教员是如何走出困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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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温伯陵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以上两句话，是《毛选》第二篇文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核心观点之一。
如果你被人误解、排挤、诋毁，千万不要自证清白，那样的话你就会掉进敌人的陷阱，永远被敌人牵着鼻子走。
你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和教员一样，把一篇类似《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文章甩到你的敌人脸上，用铁一般的事实和犀利的观点告诉他们，老子才是正确的，闭上你们的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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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初，教员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风靡大江南北，很多革命者接受了“农民是革命主力”的观点，农民运动勃然兴起。
紧接着，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决定，开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从全国招募300名学生到广州接受训练，入学条件是中学文化程度、18岁以上28岁以下、富有勇敢奋斗精神，而且只招男性。
教员，便是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所长。
5月3日，农民运动讲习所正式开学，计划用4个月时间、252学时，教授25门课程，把学生们都培训成农民运动专家。
而这些课程中，教员讲授的《中国农民问题》又是重中之重，共计23学时。在这门课上，教员详细讲述了“国民革命为什么要重视农民”这个问题——
从人口上说，中国人口四万万，农民占80%。
从经济上论，中国的工业极不发达，农业仍然是支柱产业，农业经济是核心经济。
从革命目的来说，国民革命是要打倒外国列强和国内军阀，让所有中国人民在政治、经济方面得到自由平等。
以上三点归结起来便是，动员起农民，国民革命就有源源不断的后备兵员，占领了农村，国民革命就有了最为雄厚的经济基础，解放了农村和农民，国民革命就完成了绝大部分任务。
基于这样的分析，教员就在课堂上，和学生们说出他推导出来的结论——
国民革命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一步，就是动员农民和改造农村，彻底推翻统治农村的地主阶级。如果不能完成这项任务，那么地主阶级便要镇压革命，没有第三种可能。可一旦地主阶级退出历史舞台，外国列强和国内军阀便是无根浮萍，必然被国民革命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
一句话，农民是国民革命的关键问题，必须重视。
除了学习理论知识以外，教员还把学生们组织起来，做了另外两件事。
其一是成立13个农民问题研究会，每周开会一到两次，讨论研究租率、利率、田赋、会党、土匪、天灾、烟赌、地主来源、宗教信仰等农村问题。
其二是把学生分成2个大队、12个区队，用10个星期、128学时进行正规军事训练，让他们具备基本的军事常识。
9月11日，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结业，教员又向学生们做了长篇讲话，鼓励他们拜农民为老师、和农民做朋友，脱掉知识分子的皮服，放下青年学生的臭架子，不怕艰苦不怕牺牲的和反动势力作斗争，为农民求解放，为农民谋利益。
就这样经过四个月的培训，这些学生回到故乡以后，都成了文武双全的革命精英，推动农民运动的火种。
而就在这个时候，国共两党共同推动的北伐战争，也在势如破竹的向长江流域推进。
9月，以叶挺独立团为前锋的国民革命军，占领汉阳和汉口，10月10日歼灭吴佩孚主力部队，攻占武昌。11月，蒋介石指挥的国民革命军击败孙传芳主力，占领江西，12月又攻占福建全境，兵锋直指南京。
农民运动的火种已经撒下，北伐的战果便犹如养料，滋养着这些火种生根发芽。所以在国民革命军途经的地方，农民运动也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
他们成立农民协会、讨伐土豪劣绅、废除苛捐杂税、组建农民武装，然后禁止赌博、大烟并清剿土匪，不仅掌握了中国最基层的政权，还改变了农村的社会风气。
和以前相比，农村完全是两个世界，教员的农民运动取得巨大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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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12月，南方各省的农民协会已有会员数百万，其中湖南的农协会员激增到200万，能直接领导1000万农民，几乎占了湖南农民的一半左右。
这些动员起来的农民，足以成为国民革命的忠实盟友，这些改造过的农村，已是国民革命的重要基石。
但对于勃然兴起的农民运动，各方势力有不同的看法。
地主做为农民运动的直接受害人，失去了兼并而来的土地、固定的年收入、以及裁决农村事务的特权，自然对农民运动非常不满意。
在这样的背景下，地主和代表地主利益的国民党右派一致认为，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搞的太过分了，应该取缔，恢复农村的旧面貌。
这部分人的代表是蒋介石。
他们试图否定农民运动，进而篡夺国共北伐的成果，以地主阶级取代北洋军阀，掌握全国政权。
中国共产党做为朝气蓬勃的革命政党，理应支持农民运动、促进工农联合，最终实现改造中国的宏大目标。
但陈独秀认为，农民运动伤害了地主阶级的利益，动摇了北伐军心，不利于国共合作，对国民革命造成巨大危害。所以在12月召开的中央特别会议上，陈独秀就提出：
“限制工农运动，反对耕者有其田，换取蒋介石不要背离革命阵营。”
教员提议在湖南实行土地革命，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也以“中国没有土地问题”、“缺乏革命干部”等理由回绝了。
事实已经证明，农民运动是正确的，也取得了巨大的成果，现在却被国共两党的高层共同反对，可想而知，提倡农民运动的教员，心情有多么苦闷。
尽管教员仍然坚持农民运动，但是面对汹涌而来的非议声音，他想反驳却没有实实在在的证据，更不知道农民运动在实践的过程中，是不是真的出了问题。
为了解开谜团，搞清楚农民运动的真相，教员决定回一趟湖南，到农村亲眼看一看，和农民聊一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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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教员有意回湖南考察的时候，湖南省农民协会也准备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他们想到教员是农民运动领袖，便给他写了一封信，说：
“先生对于农运富有经验，盼即回湘，指导一切。”
教员收到信件，感觉借此机会回湖南，可以一举两得，随即便从武汉启程返回长沙，并在1926年12月20日参加了省农协举办的欢迎大会，向300多名代表发表了即兴演讲。
随后，教员和省农协的同志共同商量起草了40个决议案，明确提出“农民以暴力打击地主阶级是革命的必要手段”，当前的根本任务是“铲除地主阶级的封建政权，建立农民政权。”
等湖南省农民协会的代表大会闭幕以后，教员才在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开始为期32天的考察，足迹遍布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行程700公里。
这次考察，教员并不是漫无目的的溜达，而是有着明确的步骤。
首先，教员非常清楚，那时的国民党仍然有很高的社会声望，以国民党的名义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于是在考察之前，教员就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身份，向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做了通报。
国民党省党部一听，这是上级领导来考察工作了呀，赶紧拟定了“巡视重要意义六项”，下发给各县党部，要求他们无条件协助教员的考察工作，并派省党部监察委员戴述人亲自陪同。
有了这些便利，教员的考察工作，基本就是一路绿灯。
其次，教员每到一地都要召即国民党县区党部、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会、农协、妇女、青年、商会等党政群团组织开会，听他们汇报当地的农民运动情况和社情风俗。
除了正式汇报以外，教员还要找三教九流、政府职员、开明绅士等人，询问他们对农民运动的感受、禁烟禁赌情况、监狱是否腐败等问题。
询问交谈的时候，教员总是口问手记，像实地采访的记者，也像求知若渴的小学生。
而经过这样仔细的询问，教员很快就掌握了一县的基本情况。
再次，教员在考察的过程中，一定会解决现场发现的问题。
例如在湘潭县考察时，一位农民向教员吐槽，国民党县党部取消了平粜（tiao）米，还把争取平粜米的鞋匠欧二保关进监狱。
粜米是卖出粮食，平粜米即平价卖出粮食。
这个农民的意思是，国民党县党部不愿意平价卖出粮食，想用买卖粮食谋取私利，这就是不要“民生主义”，三民主义成了二民主义。
教员听完，随即对戴述人做出指示，要求他出席县党部的代表大会，揭露“二民主义”的错误，并释放欧二保，实行平粜米。
另有一位农民向教员说，湘潭县原团防局长汤峻岩是个屠夫，任内杀了五十余人，极力破坏农民运动，农民对他恨之入骨。教员立即指示湘潭农协镇压汤峻岩，起到“枪毙一人全县震动”的效果。
最后，教员在各县考察结束以后，还要总结经验教训，指导下一步的工作，归结起来共有五个大类——
鼓励农民组织农民协会，自己解放自己。
承认农民是革命先锋。
农民要推翻地主武装，组建农民武装，并建立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联合的农村民主政权。
没收地主土地分给贫苦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
湖南共产党员有6000人，六个月内要发展到2万人。
从以上的考察步骤可以看出来，教员的考察不是走马观花，而是全方位的了解实际情况，然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等这些事情都做完了，各地方的脉络就梳理清楚了，不仅教员在脑海中构建起一副地方全景图，地方干部们也知道以后该怎么做了。
考察的人，参与的人，都能从中得到自己的好处。
中共湖南区委的报告里就说：
“我们曾经认为农民运动太左，几乎不自觉的站到地主、富农方面限制贫农。自润之考察归来，我们才感到贫农打击地主阶级实有必要，非如此不足以推翻现在的乡村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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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2月12日，教员回到武汉，四天后就写了一份《视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报告》，向中央简略汇报了湖南考察的结果。不久后，教员梳理材料，把这份报告扩充成1.7万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开篇第一节，教员就摆明自己的态度：
“我这回到湖南，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情况......仔细听他们的报告，所得材料不少。许多农民运动的道理，和在汉口、长沙从绅士阶级那里听得的道理，完全相反。许多奇事，则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辱骂农民运动的言论，只是利益受损的地主阶级说的，真实的农村景象，和他们说的完全不同。
紧接着，教员警告所有革命者：
“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
“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
农民运动是时代潮流，根本不可能阻止，你们是顺天应人推波助澜，还是螳螂奋臂逆流而上？自己选吧。
后面，教员详细说了湖南农民运动的情况，以及自己的观点——
湖南农民协会有会员200万人，能领导1000万农民，仅用几个月时间就推翻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让农会成为唯一权力机关，做成孙中山革命四十年都没有做成的事。
尽管地主阶级不喜欢农民造反，说农民运动糟的很，但宗法封建性的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打翻这个封建势力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地主阶级反对农民运动，恰恰说明农民运动是正确的。
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就应该拥护农民运动，否则就站到反革命的立场上去了。
而要打倒地主阶级和封建势力，就必须矫枉过正。
因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民不用极大的力量，绝不可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
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农民运动过火一些是正常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
报告的最后，教员还讽刺那些害怕农民运动的人：
“嘴里天天说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死，这和叶公好龙有什么两样？”
这份报告，其实就是教员在湖南考察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没有一点空泛的理论幻想，只有事实的总结提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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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教员的报告，改变国民革命的命运了吗？
没有。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就发动了“四一二政变”，代表地主阶级、东南财阀、英美列强向农民运动、国民革命、苏联举起屠刀，并成立了封建性质的南京国民政府。
但经过教员的鼓励和指导，1927年的前半年，湖南农民运动扩散到65个县，农协会员增长到600万人，农民武装也有7000条人枪、数十万梭镖队。
这就是教员领导秋收起义、朱老总领导湘南起义的基础。
而这两次起义锻造出来的军队，组成了日后席卷天下的朱毛红军。
正确的就是正确的，错误的就是错误的。
你付出的努力可能不会及时兑现，但它一定能成为你下一阶段事业的垫脚石。
这个道理，教员是清楚的，所以在国民革命失败、陈独秀仍然不肯推行土地革命发展农民武装的时候，教员怀着悲凉、彷徨、冷静、振奋的复杂心情，望着滚滚长江，填了一首《菩萨蛮·黄鹤楼》：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
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
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来吧，战吧，试问天下谁是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