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实力对比的天平正在向我倾斜

近日意大利前总理罗马诺·普罗迪教授来人大访问,笔者受邀作为与谈人与他一起登台发言讨论新世界秩序下的中欧关系。他开场便说:在过去几周里所发生的一系列事态说明,世界秩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所说的事态,包括戏剧性的印巴空战,美国对全世界发动的关税战,以及中美在瑞士的贸易战博弈。在笔者看来,过去半年里的许多事态,的确能支持普罗迪先生的上述判断。归根结底,还是硬实力的天平进一步向中方倾斜。在此列举若干。

 

首先是2024年末的珠海航展和毛泽东诞辰日,中国向全世界展示了最先进的武器装备,让整个世界感到震撼。本次珠海航展,笔者不仅自己受邀出席相关国际论坛,还拉了一个老同志代表团前往。各种战斗机、无人机,各型导弹与火箭,各种雷达和反无人机装备,先进装备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顶着南方的大太阳仰望各种机型的飞行表演,笔者有一种强烈的不真实感和审美疲劳。我们对于披着塑料布放在角落的歼10C没有太在意,只有歼20、歼35以及未露面的轰20这样的先进机型才能激起大家的兴趣。然而航展之后不到两个月,歼35这个新星的风头便被更加先进的第六代战斗机盖过:在12月26日毛泽东同志诞辰纪念日那天,成飞公开了歼36,而沈飞则公开了歼50。前者形如一片银杏叶在空中自由飘飞,而后者形如一只雨燕在高速冲刺。在战斗机界,惯有颜值即战力之说,因为气动外形做得越漂亮的战斗机,通常功能也越强大。两架六代机的同步试飞,深深刺激到了美国政军各界,美国政府也立即开始展示六代机的PPT。作为一个1999年5月现场观摩过美国驻华使馆门口抗议游行的70后中年人,如今目睹我们在战斗机领域反超美国,把落后的帽子甩到了太平洋对岸,笔者心中确实感慨万千。

 

其次是农历春节期间所谓DeepSeek时刻的到来。DeepSeek 爆火,最先是西方人试用并炒作起来的,美国人的惊叹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和重视。整个春节假期大家都在测试DeepSeek,并思考通用人工智能在自己的领域该如何应用、意味着什么。受DeepSeek的刺激,笔者在大年初一构思了一篇文章,探讨人工智能在区域国别学领域的应用问题,后发表在人民日报海外版,近期将进一步拓展成学术论文发表到相关刊物上。当然,更受刺激的是美国的资本市场,因为它用很低的成本实现了不亚于美国领先模型的功能,并在某些领域实现了反超。在先进AI芯片被美国严格制裁的背景下,中国企业用算法的创新优势对冲了算力上的落后,最终在功能上追平美国顶级同行,充分体现了中国人的智慧和实力。这也让人联想到了一个令西方尴尬的事实:当今世界,主要是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竞争;而即便是在美国,从事人工智能的研究者一半都是华人,占比远远高于华裔在美国人口中的比例。有一位从事相关行业的朋友告诉我一句半开玩笑的话:美国的人工智能圈,休闲社交时也是可以打掼蛋的。这个事实是否暗示着,人工智能的算法竞争其实是东亚人的一种种族天赋,恰如篮球、竞跑之于非洲人种?果真如此的话,那么人工智能的竞争,最终便是海外华人与中国本土的内部竞争而已。

 

再其次则是五月初印巴之间的短暂而影响重大的空战。

 

印巴空战,据说是二战后最大规模的一次战斗机群实战对抗。金灿荣教授告诉我一句网络新流行语:海内存知己,印巴6:0。中国战机原本在世界军工舞台上没有多少曝光,歼10战机在中国的军机发展序列中已经是相对落后的一代。但是这次短暂而精彩的印巴空战,让全球战略界对中国战机刮目相看。据说下个月歼10将在法国的航空展出,而颇具讽刺意味的事,早在2009年法国曾拒绝了歼10的参展申请。我请教了专业人士,他们告诉我,这次战果并不能说明我们的歼10C和骁龙这两台老机型突然就比法国的阵风战机更好了,而是说明,中国军工的整个软硬件体系的战力更强大、更先进了,表现为我们雷达的探测距离和锁定能力,霹雳15导弹的射程和末端加速,雷达、飞机、导弹之间的数据链沟通能力,都出现了划时代的重要变化。

 

明明战场形势一边倒,印度政府和媒体却仍嘴硬不认输,反而丧事喜办,大搞十天胜利庆典,并声称全世界媒体都在联合起来说谎。在移动互联网的时代,为了避免因为战争失利而丢掉政权,还厚颜无耻地操纵本国民众的认知,如此掩耳盗铃的操作,注定了印度下一次将面临更大更彻底的军事灾难。如果冲突再次爆发,巴军不再见好就收,而是宜将剩勇追穷寇,空军轰炸印度本土,地面部队攻入并占领部分争议领土,那么由此而在印度国内造成的认知突变将给印度政坛巨大冲击,足以把喜欢装神弄鬼的莫迪冲下政治神坛。

 

当然,这场空战也在西方引起恐慌性的窃窃私语。阵风战机是欧洲的王牌战机,但是竟然在中国的老旧战机面前如此不堪一击,那么在中国六代机和更先进的军备体系面前,美国的F22和F35是否能活过三个回合?这是美欧军事专家们目前最担心的事情。最近美军在红海附近接二连三地损失战机,航母和飞机都声称“差点被击中”,“不得不紧急机动避让”。胡塞武装的八倍音速导弹,尽管缺乏强大数据体系的支撑,尚且能把美军搞得如此狼狈,不得不与胡塞签订互不攻击协定,那么如果对手换成了中国,美军会表现如何?此前的美军将领都统一口径,声称对华作战的兵棋推演都是美方惨胜;但特朗普遴选的国防部长海格赛斯一上来就对着媒体讲了实话,他看了对华作战的兵棋推演报告,无一例外是美军惨败,因为中方的导弹在二十分钟内就可以全部消灭美军在西太地区的航母舰队。

 

最后且是最重要的,便是四月份以来中国与特朗普的第二轮关税战斗争。

 

本轮关税战中,中国是唯一一个站出来与美国硬刚的国家,到5月上旬,双方在瑞士达成了第一轮缓和。以斗争逼让步,以实力求和平,在中方的本轮博弈中体现得相当充分。以前那种亲美、崇美、恐美的声音基本消失了。全世界的评论人士,除了特朗普身边的佞臣和吹鼓手,基本上都认为中国占据了上风。与2018年的贸易战相比,2025年的中国对美依赖度已经明显下降:对美国出口占总出口的份额下降了;出口在中国经济中的重要性下降了;央行基础货币的扩张,不再依靠外储增加带来的外汇占款;但是美国消费者对中国商品的依赖度似乎并没有真正下降。相互依赖蕴含着权力,多数情况下,甲方对乙方拥有权力,但是在石油、稀土等产品上,由于难以短期内被替代,供给稀缺而需求刚性,那么乙方对甲方拥有权力。除了稀土,还有比如针头这样的小东西,也让中国对美国拥有强势地位。美国所用的针头,自产16%,中国供应65%左右,其余部分来自世界各国。美国医护协会的负责人在责问政客,这场贸易战继续打下去的话,到五月底美国的针头库存将告罄,“我们将不得不决定谁能优先使用针头,究竟是先救癌症病人还是急救伤员?是有限安排给一千多万糖尿病患者,还是广大的吸毒人群?”

 

当然,这仅仅是特朗普2.0时代的第一个回合的交手,斗争和斗法还远没有结束,未来还有不少变数。最大的变数是,美国国债正由公认的无风险资产转变为风险资产,国债收益率居高不下,而市场上正有大约五万亿美元的巨资正在陆续离开美元资产,转向欧洲和亚洲资产。因此,不排除美国政府会以关税为条件,要求各国在购买并持有其国债的问题上做出让步,也不排除美国会在欧洲某地策划政治动荡和军事冲突,迅速抬高非美区域的风险溢价,从而将数万亿美元驱赶回美元资产里。

 

关于特朗普的关税战的真实动机及其应对方式,笔者在2019年7月1日录制的视频中已经予以说明,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再浏览一下相关视频。这段视频最近被国内外多个网络平台再次翻出来热炒,因为特朗普在2025年4月2日所谓的“解放日”推出的新一轮关税政策,其中很多元素已经在该视频中“预言”过了,包括10%的普遍关税,对钢铝和汽车等战略性产品的特别关税,以及对欧洲、日本、越南等国的关税。本文需要再次指出的是,我们必须区分特朗普总统本人的真实意图(为其国内减税筹资),他说给选民听的贸易战目的(制造业回归等),以及他身边的那些官僚们试图塞入的私货(迫使其它各国追随美国对付中国等)。归根结底,我们要想与他本人斗争并做成“交易”,就必须对症下药,因势利导。过去六年间,笔者在许多文章和演讲中反复强调,对于中美贸易关系,我们不应追求低关税原则,甚至也无需对等关税,只需要捍卫非歧视原则即可。换言之,只要加拿大墨西哥欧日韩越等国的商品卖到美国,面对的关税水平与中国商品差不多,那么我们完全可以给美国商品对华出口提供一个相当优惠的关税税率。驱动美国提升对其它各国的关税水平,将大大加速中国向世界市场体系的中心地位进军的步伐。

 

中国硬实力的反超何以实现?

 

硬实力包括军事力量和经济产业力量。中国在制造业规模上早就超越美国,但是在质上还是存在不少差距和短板,2018年以来在中美科技战上我们遭遇卡脖子制裁,便是具体的体现。但是随着中国制造2025规划的成功落实,高端芯片也即将不再是问题。不久的将来,无论是在质上还是在量上,中国的制造业都将压倒美国,这一点,我想大多数观察者都会同意。真正的分歧主要是在军事力量的对比上。

 

“中国军事力量正在系统性地超越美西方”,三年来笔者与金灿荣教授一直在四处论证这个观点,但是这种认知在多数学术和政策界同行看来都觉得过于乐观,难以接受,甚至在军队将领中也是多数人表示不敢苟同。人的认知主要是在青年时代形成的,一旦成型之后,非具大智或经大劫,成型认知框架和思维定式难以被重塑,新信息的摄入只能被编入旧框架中去,与之矛盾的信息则被忽略和低估,与之匹配的信息则被放大和强化。60后和70后的中年人在世纪之交所接触到的西方世界,的确要比中国先进发达,多数人便形成了对西方的崇拜乃至恐惧。但是中国发展太快,上述这个群体还没有退出社会舞台,中国与西方的力量对比就已经出现了质的变化。

 

在军工和军民两用技术方面,许多创新概念其实都是美国人先提出的方案和技术指标,往往会把中国同行吓一跳,但是最终多是中国军工后发先至,先于美军实现并装备。电磁炮、电磁弹射、高超音速导弹、六代机、超导雷达,激光武器,超音速无人机,等等,几乎无不如此。近期特朗普总统公布说要建设一个全面覆盖本土的导弹防御体系,笔者估计5-8年之后,中国又将先于美国做出来人工智能加持的高水平导弹防御体系,而美方的导弹防御体系大概率会停留在半拉子工程。

这种后发先至的现象背后,是中国相对于美西方在四个方面的优势。

 

一是制造业的产业集群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长三角和珠三角是东亚乃至全球生产网络的枢纽所在,中国的产业链完整且规模巨大,完整性导致效率高,规模大导致制造成本低。由于各种配套非常齐全,因此早在新冠疫情到来之前,全世界的硬件创新中心便出现在了深圳,连美国西海岸的创新制造团队,都需要把硬件部分的研发环节放在深圳,因为在这个地方,所有的非标零部件都可以在一两天内定制出来。

 

二是人才密度高。中国每年大学毕业近千万人,其中理工科毕业生有420万人左右。比美欧日发达经济体每年理工科毕业生总和还多。论质量,中国的理工科教育并不差,尤其是与制造业和基建浪潮相结合之后,中国的教授和研究生们拥有很多经费、设备和实践机会来提升自己的科研水平和动手能力。美国的确能用高等教育和高薪吸引全球的顶级人才来为其服务,但是大部分理工科人才要么转行做了金融,要么做了码农,而不是真正在相关专业里成长为专家。

 

三是长期规划和合理投入。中国的军工体制是一种混合体制,既有原先学苏联的国有计划体制,也有学美国的市场化、资本化的体制,但是中国的军工管理体制成功地控制了两种不同的制度基因之间的排异反应。自1999年以来,中国长期增加在先进军事装备上的研发投入,但是并不花大价钱去大批量装备。所以,相对有限的军费支持了军备技术的不断迭代演进。反观美国,军费总预算远远大于中国或者其他任何国家,但是由于冷战之后的自满情绪,他们将军事研发的重心投在了平叛作战和治安战中如何减小己方的人员伤亡问题上,而不是为迟早到来的大国军事斗争做扎实准备。美国军工企业也面临资本市场的股价压力,因此不少行为体现出“季度资本主义”的短期化倾向,不断鼓动政客发动各种“打猎式”的所谓战争,把整个国家的巨额军费浪费在伊斯兰世界没完没了的冲突中去。

 

四是后发优势。我们擅长摸着美国过河,通过逆向工程和再创新实现追赶和反超,从而避免盲目投资,减少试错成本。这种后发优势的确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为我们带来很多好处,但是在自身居于相对领先地位的时代,中国军工必须敢于想象,善于原创,否则便只能拔剑四顾心茫然了。

 

有朋友提醒我,军事斗争不是龙王比宝,装备上的优势并不能说明全部,人的因素,包括组织效率、战略认知、决策水平、军队士气,都是重要的变量。美军相对于我军的优势,是他们在冷战之后一直在打仗,所以在经验上远比我们丰富得多。这个说法其实也是值得商榷的。冷战之后,美军的确一直在作战,但他们与其说是在打仗,不如说是打猎。打猎时,猎人通常不必担心猎物在智力上高于自己,不必担心猎物拥有更好的猎枪,不必担心自己掉进猎物给自己设置的圈套中。但是打仗则不同,双方都渴望胜利,都会投入全部的资源、智慧和意志去试图压倒对方,因而偶然性和战争迷雾才是常态,战争的结果往往与赌博无异。因此,美军三十多年来的作战经验产生了以下影响:两个用人工智能和天基武器装备起来的大国之间发生直接军事冲突该怎么打?其实在真打之前,没有人知道;但是中国人知道自己不知道,而美国人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还有朋友提醒笔者:战争不是单打独斗,美国有庞大的盟友体系,而中国有多少给力的盟友?对于这一点怎么回应?第一个角度看,由于人工智能、核武器和全球打击能力的存在,中美双方都不敢向对方直接宣战,尤其是不敢公开攻击其本土目标,因为这种行为相当于同归于尽。既然如此,军事斗争就很容易向代理人战争的方向发展,俄乌冲突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于是,盟友便不再是助力,反而是累赘和弱点。自己的盟友被攻击,如果不提供有力支持,则战略信用受损,其他盟友将会离心离德;如果支持后战争仍然失利,则说明自己实力不济,威望下降。美国签约了众多盟友,承担了过多的安全保护义务,未来如果进入大国对抗时代,将面临“挤兑”压力。而中国则只有一个条约盟友,在可预见的未来,该国似乎也无需中国保护。第二个角度看,如果把中美之间渐趋对抗的关系描述为期货市场的多空主力对决的话,那么中国这个多头主力到目前为止没有加杠杆,仅仅靠自己的资本在做多;而美国这个空头主力则已经拉了一群中小散户帮它壮声势,与它一起做空打压。即便如此,整体态势仍在渐渐变得有利于多方。有投资经验的人都知道,一旦多头发力,空方阵营将会陷入空头杀空头的逃跑与踩踏,美国的众多小弟将会反水换边,其中一部分国家会为了表忠心而纳投名状,从而形成轧空的局面。

 

小结

本文论证硬实力的天平正在向我方倾斜,是希望实事求是、客观冷静地理解态势的变化,而不是为了鼓舞士气或者鼓动战略盲动。假如上述趋势是大体正确的,那么,中国的对外战略界需要思考一系列问题:该如何以强者的姿态,从实力优势地位出发重构中国的对外战略?该如何从我们的硬实力优势中转化和延伸出软实力优势来?600年前的郑和舰队曾经在印太地区拥有毫无疑问的硬实力优势,但是最终却难逃自废武功、天予不取的结局。六百年后的今人,如何避免重蹈明朝海军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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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翟东升老师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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