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时学道：外交理念的重要意义不亚于国际关系理论

作者 / 江时学

大外交智库（GDYT）顾问

著名国际问题研究专家

世界只有一个，而国际关系理论却不计其数。

确实，在国际关系研究问世以来的一个多世纪中，五花八门的国际关系理论不一而足，应有尽有。

令人诧异的是，西方学者似乎在国际关系理论界独占鳌头。美国学者斯坦利·霍夫曼甚至认为，国际关系理论是美国的社会科学。在他眼中，正是美国，才使得国际关系成为一门学问。

中国学者当然不甘示弱。因此，早在三十年前，就有人呼吁要创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以改变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一统天下的局面。

但也有人认为，理论具有普适性、全面性、逻辑性和系统性的特征，因此，不必称某一国际关系理论为“中国特色”或“美国特色”。在他们看来，创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目标不现实，也是无法实现的。

甚至还有人认为，中国文化的特性，如过于强调厚积薄发、偏爱历史传统、热衷于经世致用以及沉溺于中庸思维，等等，也不利于国际关系学者创造国际关系理论。

且不论是否有必要、或能否创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学者在追求理论创新时，不能轻视外交理念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外交理念的重要意义不亚于国际关系理论。

外交理念的重要意义之所以不亚于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是因为两者有着以下几个方面的不同之处：

一是来源和出处不同。国际关系理论常常出自学者之口。他们潜心研究，著书立说，尔后提出一种被学术界认可、接受和传播的理论。因此，任何一种国际关系理论都有一位或数位代表人物。而外交理念则常常是由一国政府的领导人在某一讲话或文章中提出。当然，任何一种外交理念有得到一定程度的学术支撑。

二是功能和作用不同。国际关系理论的功能和作用是为学术研究服务的，因而具有阳春白雪的特点。而外交理念则是为一国外交服务，体现的是一国政府的主观愿望和诉求。

三是与现实的联系程度不同。虽然国际关系理论源自现实，并力图为现实服务，但在许多情况下与现实的关系并不非常密切。而外交理念则与现实息息相关，完全不是凭空想象，而是基于对自身国力、世界格局和国际形势的判断。因此，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未必懂得某一国际关系理论，甚至可能从未听说过某一国际关系理论的存在，但他完全有能力根据本国面临的各种现实条件，提出自己的外交理念。正所谓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

虽然中国学术界尚未创建一种在国际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的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但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外交理念，则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例如，中共十九大在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时，写入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使之成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2018年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宪法序言第十二自然段中“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的交流”修改为“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由此可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为中国的国家意志。这一外交理念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世界观的与时俱进，也反映了中国人民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美好追求；既是对五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创新，也是对新中国60多年外交优良传统的继承发展；既彰显了中国外交的大国担当，也表达了中国勇于在国际事务中占领道德制高点的美好愿望。

综上所述，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每一个中国学者为之贡献聪明才智。许多研究国际关系的中国学者著书立说，激扬文字，业已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随着研究的深入，中国学者必然会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具有中国大国外交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

作者简介

江时学，大外交青年智库（GDYT）顾问委员会委员、学术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上海大学特聘教授、拉丁美洲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澳门科技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安徽大学客座教授，浙江外国语学院客座教授；兼任亚洲和大洋洲地区拉美研究理事会主席（2024年—2025年）、金砖国家智库合作中方理事会专家委员会副主席、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培养院系联盟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小岛屿区域国别研究联盟联合理事长、新兴经济体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拉丁美洲学会顾问、中国拉美史研究会顾问；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委员会国际学部主任；2004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历史学研究》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