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现在的失败，根本原因在于斗争手段错误

　　伊朗现在处境很惨，态度很怪。抵抗之弧瓦解了，自身还在受美以直接军事威胁，官方反称“准备用永不制造核武，换取美解除经济制裁”，这让很多中国人连哀其不幸之心都难有，纷纷指责其缺乏斗争勇气和决心，我认为这种指责太过表面，完全没找对其错误根源。而其真正最根本的错误，也不会被现在多数中国人认为是错误。所以我认为有必要把这个道理讲清楚。

　　先说理论认识。斗争，要区分斗争目标和斗争手段，这二者可不是一回事。

　　一个国家需要和敌对势力斗争，且与根本利益密切相关的，斗争的目标当然是不允许有妥协的，在目标上妥协就是卖国和叛国。这一点相信大多数都有共识，只是在自己占优势时，也有一少部分人会将实现目标的代价排除在目标之外，这至少会让胜利付出不该有的代价，甚至可能颠覆胜利本身，这种认识也是不对的。

　　但斗争手段，却是可以选择的，而且必须从实际出发作选择，而不能不顾客观条件乱选或一概而论，否则目标再正确也至少很难成功，失败才是更通常的结果。这一点上我认为大多数人应该会搞错——他们或者没有意识到斗争手段存在多样性，或者执拗地将最直接的对抗当作最好斗争手段。

　　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建设的成功，都首先源自于我们不仅选对了目标，也选对了手段。作为中国人必须更能理解这种选择的重要性。

　　然后回到伊朗问题。

　　斗争，伊朗自1979年以来一直坚持到现在，它选择的斗争手段就是直接对抗——站在反美、反以立场上，与伊拉克打代理人战争，扶持真主党、哈马斯和叙利亚构建了抵抗之弧。这种直接对抗的斗争手段就是错误的——我这里绝不是说事到临头可以不直接对抗，而是说长期以对抗为态度和手段不可取。

　　很多人在用毛泽东的“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妥协求和平则和平亡”来讽刺伊朗的现在，但这种讽刺只是落在最近这几年很短的时间段上才似乎成立，这些讽刺者们看不到自1979年以来这几十年之间战略选择的问题：伊朗人积累斗争了几十年，怎么可能因偶然的投降派官员出现而毁于一旦？难道不该再深入问一下，这些投降派官员是怎么产生和壮大的吗？系统存在颠覆性的弱点，本身就说明系统的整体设计和构建存在问题，长期斗争的结果是功亏一篑，背后主因肯定是必然性而不是偶然。

　　斗争手段正确，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斗争的成果会越积越多，国内的支持者会越来越多，国家实力会越来越强大，而且这些必须主要源自于自身的努力，而不是外部的运气。投降派势力逐渐增长以至于可以控制政府，连哈梅内伊都无可奈何，伊朗发展到这一步，这个事实就说明它斗争手段错了：斗争带来的是没出路的结果，因而相当多的民众因自身感受不好而越来越背离这种斗争。

　　那么，伊朗错在哪里呢？

　　前面说过，要把手段选择正确，必须从实际出发作选择。而伊朗的客观条件是什么呢？

　　在世界上，伊朗不是大国也不是强国，虽然在中东局部地区有影响力，但中东也有其他影响力相当的国家存在。而且，它的敌人美国西方和以色列加在一起远远比它强大，潜在的有一定力量的地区盟友也因历史原因于伊朗有种种矛盾。这是个敌强我弱且不易获得外部有力支援的客观环境，并且这个外部环境不易被改变，尤其不易被伊斯兰世界本身的努力所改变。伊朗还是落后国家，尽管在中东本地有一定优势（以1979年而论），即使没有外部制裁和封锁，也很难短期改变。这就是真正的客观实际。

　　敌强我弱，先谋其生，这是我们都知道的道理。伊朗人反其道而行，直接和强敌对抗，也和可能是盟友且实力更强的逊尼派国家直接对抗，这难道还不是战略错误？如果没有外部势力支援，这种对抗会有好结果吗？即使有外部势力想帮忙但力量有限，又能支撑多久？

　　我们是从历史上落后挨打的窘境里以弱胜强打败所有侵略者而崛起复兴的，但问题在于，伊朗，甚至任何一个伊斯兰世界或中东地区的国家，和我们比都有太多的实践欠账，因而民众整体认识上存在差距鸿沟，这绝不是能轻易改变的。我们有的优势，比如文明整体统一性和凝聚力、实践能力、地域辽阔、人口基数等等，他们都没有，反而他们却有很多我们没有的缺陷。这可不是可以随便能套用《论持久战》结论的——那些套用者们所犯的第一条错误，就是根本没有像毛泽东当年那样完全实事求是地面对自己和敌人的优势和劣势，光这一个错误就足以颠覆结论，并毁掉随后的一切实践努力。

　　伊朗也绝不是多坚持一些时间就行的。斗争手段的战略选择错误是有后果的，它的一个后果就是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投降思维——这种投降思维本来是对错误斗争手段的否定，但民众没有那么深的思考能力，总是简单化二选一把斗争本身也给否定掉——这和美国的拜登不行就换特朗普是异曲同工。这种后果是社会性的，你从外部支持鼓劲或怒其不争是起不到关键作用的。

　　国际上，也有别的和伊朗类似的错选斗争手段的例子。

　　前苏联不顾民生发展而只有冷战对抗思维（我是指它比西方人更执拗和严重），最终同样引发民众不满和反动，才把投降派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推上了领导岗位。

　　当今世界上，“谁敢打我我打谁、铁棍横扫／加粗”和“以超强硬对强硬”，以及靠宗教传统将不同侵略者耗走的国家，都依然存在着，但境遇都不够好，相同的问题就是发展没出路，不可能靠自己努力实现国家逐步强大，最终也不能完全靠自己的能力对抗敌人。他们都是错选战略的具体例子。

　　还需要说的是，不管是伊朗也好，其他类似的国家也罢，错选斗争手段的结果，尽管都不好，但都远比本应有的结果要好很多。这原因就在于他们不仅仅是靠自己的努力在斗争，国际间大国博弈，也起到了为他们延寿的功效，但延寿也毕竟不能让其永存。而最终可能转变他们命运的（我只说理论上的可能，不管概率大小），恐怕只能是我们了。而且，应该说，我们至少也曾在一定程度上错选斗争手段——国内大搞阶级斗争，国外输出革命，但所幸中途把错误改正了，最终走上了以发展为核心的正确道路。这样的经历，实践上我们并不缺少什么，但认识上，显然我们忽视了不该被忽视的东西。

　　那么，伊朗在1979年正确的斗争手段是什么呢？这个问题，我是有确定看法的，但肯定不为多数人认同。

　　还是从伊朗的客观条件出发来定斗争手段的选择。既然和我们落后挨打时比，优势远比我们少而缺陷远比我们多，它就绝不能选择太直接容易引发冲突的斗争手段，至少不能像我们的游击战运动战那样直接，除非直接危及国家根本利益而又没有选择余地。斗争，无论对内对外，或者无论是尖锐和缓和，都必须对斗争手段保持足够灵活性，这些灵活性必须以伊朗自身发展为核心，不可随意灵活和极端死板。

　　具体地说，伊朗在巴以问题上过分专注和极端，也曾在对逊尼派国家的关系及对美关系上过于极端，还有曾对外部世界的文化过于缺乏包容性，都是严重偏离了发展核心的行为。伊朗真正犯错误和犯最大错误的，其实是霍梅尼和哈梅内伊，而不是佩泽希齐扬‌，并且正是前者的错误造就了后者——这是从1979年以来的整个历史来看的，错误的大小是从整体和事实上的影响来论的。如果只看现实利益，佩泽希齐扬‌当然是令人不齿之徒——毕竟前者犯错误，其本心也是在努力维护伊朗根本利益，后者则是在出卖伊朗。只是很不幸，前者的整体后果太大，并且后者的出现也是前者错误的必然结果。伊朗虽然近些年事实上也在一定程度上不断做出调整和修正，但并未彻底改变错误本身，哈梅内伊的年龄也无法做到。

　　对比之下，埃及是最早做出部分正确选择的国家——它从自己国家利益出发和以色列建交，顺利和平拿回了西奈半岛，并且不再成为阿以对抗的最前线，有了发展自身的机会。但无论埃及还是沙特，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没有让自己的国家发展起来，石油资源没那么丰富的埃及更糟糕，这不是斗争手段正确还是错误的问题，而是发展能力本身的问题——所有的穆斯林国家都有同样的问题，在外部冲突影响更大时，内部的这种问题只是没有显现在人们面前而已。但不管怎样，有机会还是没机会发展，对不够大的国家而言是完全不同的，伊朗现在的人均GDP与沙特等其他没有与西方对抗的海湾国家比相去甚远，是很清楚的事实。

　　我知道看到这里会有很多人会说，我说的不极端就是投降。这样想的人，我觉得首先该问下自己，美国人事实上都一直是台独的幕后支持者和怂恿着，他们还炸我们的使馆、撞我们的战机、非法搜查我们的货船，在我们边疆地区搞分离和动乱，佩洛西还明目张胆落到台湾去了，我们干嘛不断交、宣战？我们干嘛不随便去做一切对美国有害的事情？我该反问你们的是，我们自己一直都走在正确道路上，你们为什么还看不出别人的错误？

　　这里还有个更重要的问题：大国必须独立自主，小国绝不能独立自主，即使未来最终目标是能够独立自主。这是个生存方式必须从实际出发的问题。我们是大国，有很多人错误地将自己基于大国国情的认识照搬到了小国身上，而且，还不管历史上我们经济体量仍不是大国的时代曾经怎么做过。而在敌强我弱的环境下，成功生存下来才是小国最重要的事，执拗地想独立自主干想干的事而不顾自己的生存，这是连最基本的文明本位都没坚持好。而即使是要结盟对抗敌人，把更强的逊尼派排斥到对手那边去，以及不和我们做利益绑定来寻求发展和安全，则是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战略错误。

　　所以，真正的事实是，抵抗之弧的确是反霸权的正义斗争，但错误的战略选择让这种正义实效欠佳，它给巴解／哈马斯的直接反抗提供了更久的生存机会，但代价是叙利亚成为废墟一片，也门陷入长期内战，伊拉克始终摆脱不掉贫穷和动荡，伊朗自己也始终没机会发展，而巴以及其衍射出的问题越来越趋于激化和扩大，巴勒斯坦人们的抵抗力量长期趋势却是逐渐衰亡。

　　而当我们逐渐有实力介入中东之时，最有实力和意愿与我们合作的，却大多是那些所谓“投降”美国西方的国家——他们其实从未投降和放弃，只是做出了更有利于自身生存发展的选择，当然，他们因为没有斗争能力而不能像我们做得一样好，但这不该因此被定位为“投降派”。这样的事实，也是不容易看明白的。

 　　一直走在正确道路上的我们中都有这么人看不明白，伊朗人更看不明白，这就没办法了，历史上实践积累不够，不是只讲正确道理就行。但犯错误就是犯错误，伊朗人几十年以来在用错误战略为自己的国家谋求生存发展出路，这是个事实，而承认事实的基础上才可能把今后的路走对。我们应该比伊朗人自己更容易承认这样的事实。

　　伊朗自身的道理到这里基本结束了，下面也同时说下几个相关问题。

　　首先，是巴勒斯坦的真正正确战略选择，这是不该回避的。

　　巴勒斯坦比伊朗的实际条件还要远远更差，我认为它几乎没有任何现实的优势可言，只能寄希望于很远的未来培养出潜在可能的优势，才能和以色列直接对抗——这当然是在没有外部有利势力介入的情况下，我这里说的战略选择，主要针对几十年前。这里的核心问题，则仍是发展——可不仅仅是人口上要发展，而是社会或文明整体上的发展进步。在发展上不能和以色列抗衡，还要用直接对抗的办法去斗争，只能越斗争力量越弱（这就是事实）。以色列是中东最发达的国家，但它依然是个宗教影响非常严重的国家，其内部也存在着众多相当落后的群体，所以绝不是完美的发展典范，是可能被超越的。因而，巴勒斯坦正确战略选择一直都存在，那就是绝不放弃斗争目标，但至少在几十年内放弃直接对抗手段，逐步摒弃宗教传统，用新的现代化认识改造巴勒斯坦人，最终在外部阿拉伯世界发展起来的机遇下和以色列拼发展——在自己有能力对抗并有理由对抗的时候再直接对抗。

　　这个战略选择听起来很科幻，但在我们落后挨打的时代让中国人放弃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来接受社会主义，也同样科幻。

　　哈马斯选择了直接抵抗，战略上是选错了手段；法塔赫与以色列人签的协议，则相当于部分放弃了斗争的目标，也不是正确选择。巴勒斯坦人的失败，根源上说都是认识水平和能力的不足，无法内部自发产生类似1921年中共这样具备先进意识形态的组织，这是内因缺陷。内因存在缺陷不等于正确战略选择不存在，只是用错误战略走到如今地步的巴勒斯坦人，在特朗普执政的时期内以色列又为所欲为，其前途是令人担心的，现在也没有重拾正确战略的现实可能。

　　其次，是第一次中东战争阿拉伯世界的战略选择问题，我认为选择战争是错误的。

　　理由是，就算不管阿拉伯国家内部各怀私心，当时西方远比阿拉伯国家联合在一起强大，即使能将以色列政权消灭，也抵抗不了西方人的反扑；更重要的是，在犹太人事实上已经大量定居在巴勒斯坦地区之后，消灭其政权甚至驱除其族群根本没有道义上的理由。联合国决议的不公正问题，则不是一定要用这样的战争来解决的。阿拉伯国家以自己国家根本利益为重谨慎处理和从长计议，才是我认为的当时正确选择。

　　这种战略错误选择，在随后一定时期内将本来巴勒斯坦人占理的巴以问题搅糊涂了。发展才是核心，这个道理随时代越来越清晰，而人们的相关决策也越早越包含更多错误。

　　第三，不同时间尺度下的是非评判可以有差异。

　　在过去绝对的敌强我弱时，应该选择迂回的斗争手段，但在我们已经崛起并逐渐有能力介入中东，以及美国西方衰落得无力到处插手之时，仍然选择向西方妥协，则是毫无道理的。这种是非评判差异，是所针对的时间尺度不同造成的。伊朗现在选择更不妥协的斗争，也是更符合其生存发展需要的。

　　在有更好发展机会时直接对抗，在需要对抗时妥协和屈服，都是错误的战略选择。是非曲直，必须考虑这种时代变迁的不同，绝不是一成不变普世的。

　　第四，相关的核武器问题。我认为很多人以为的小国有核武器能自保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大国有核武器而小国没有，很多人是从公平角度考虑问题。但事实上更重要的是人类整体的安全问题——小国利益被牺牲，哪怕是根本利益，人类依然可以有安全；但一旦小国有核武器而又与大国有根本利益冲突，双方不存在核平衡，就一定会爆发核战争，这很容易导致人类整体都不安全。

　　我这里说人类整体，你可以反驳说人类整体利益还没最终确定，这倒是事实，但这只是个更冠冕些的说法而已，更直接点说，我们这样的大国要因小国坚持自身利益而倒大霉，这你允许吗？国家间根本利益可能不一致是事实，在这个事实下该以什么利益为重，这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

　　小国拥有核武器的越多，世界可以引发核战或全面核战的门槛会越低，整体上所有人都会越不安全。“没有俄罗斯的世界没必要存在”其实不大要紧，因为能让俄罗斯不存在的国家太少，也有足够确定性，不会那么疯狂地真要去做。但倘若是一个小国这样讲那就令人担心了，因为可能和有能力侵犯这个小国利益的太多了，都要搞成“这个世界没必要存在”的话，即使不是冲突方也绝不接受。这个世界就是不公平的，它可以也应该越来越公平，但绝不该以公平为核心。

　　具体到伊核问题，在世界是和平发展的年代，伊朗若以自身国家安全需要为由拥核并引发相关重大问题，我觉得至少绝不该被我们支持，伊朗在维护其正当利益基础上寻求谈判和解才是正道。

　　但在现在的条件下，这的确稍微有点复杂。美国是否真要对伊朗发动战争这首先就是未知数；伊朗自身问题，也相当程度上是它自己早期战略、战术选择错误的后果——不仅是斗争手段错误，还有对中国态度问题，对叙利亚等“小弟”们的支持问题，对以色列和美国斗争不彻底、不坚定问题；伊朗若没有核武器，中东应该不至于发生核战，但一旦拥有，很难说以色列会不会首先发动核战——首先发起核战的当然是罪魁，但我们及世界其他国家需要的是没有核战，而且伊朗本来就该为自己过去的错误选择负责（我指的是可能和美国、以色列发生直接常规冲突而受损，不是遭受核打击）。所以我仍然认为伊朗不拥有核武器才是正确的，当然这不符合伊朗现实利益——已经做过错事还想不承担后果，反而让中东更容易爆发核战，这当然不是正确想法。

　　有人拿利比亚和朝鲜做对比来说事，这是完全不顾事实。利比亚背后或者没大国支持，或者大国有一定利益但无力维护，但朝鲜背后可有两个大国，都是有重大战略利益的，这是两者结局不同的根本原因。没这种根本差别的话，研制核武器首先就需要时间和场地的，美国什么时候想打就打，哪里容得你把核武和载具都研制到位？就算有了核武的小国，若挑战大国根本利益，大国一样该打就打，该升级就升级，我们对印度难道还不是这样吗？

　　而乌克兰，若它保留核武至今，挑战俄罗斯根本利益，普京会怎样选择？问这问题的，该首先反问下自己：美国若军事干涉台湾问题的解决我们会怎么做？乌克兰比美国强大吗？

　　核威慑是有限度的，真正损害到根本利益足够大，威慑一样失效。与其穷死硬搞核武，不如通过发展让自己全方位强大，这一点俄罗斯和朝鲜恰恰都是反面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