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我的博客·《生产力进步可以导致财富的消失》一文中，说出了一个观点：发达国家比如美国的经济增长，会导致财富分配的更进一步向富人倾斜，从而导致世界消费边际的降低，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增长。
而发展中国家比如中国的经济增长，有利于财富在全球范围内的合理分配，让相对不富裕的人手中有更多一些的消费权力，会提高世界消费边际，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增长。
如果是有经济理论知识的人要反对我的这个观点，多半会用中国社会储蓄率过高、消费占GDP比重偏低这样的问题来质疑我的观点。
说中国消费占GDP比重偏低，我国已经有人用数据分析进行了驳斥，主要理由有：
1、中国消费占GDP比重偏低，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速快。别的国家因为投资与出口不振，导致经济增速偏低，所以消费占GDP比重就高，中国的消费带动经济增长的部分，就比很多国家的整个经济增长率还高。因此问题不在于中国的消费占GDP比重低，而在于那些国家的经济增速低。
2、中国的消费统计中没有把自用住房购置列进去，因此消费数据偏小。比如，人们往往支出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几百万的钱，用于购买自用住房，自用住房当然算是消费品，可是这部分支出在统计中被列入了投资。
而为了购买住房，不得不在平时积累的资金却列入了储蓄。于是平时储蓄偏高。购买住房时储蓄减少了，增加的支出却被列为投资而不是消费。而在中国人的消费支出中，最重要的就是住房。于是中国的消费因此总是被低估了。
不过 本文要讲的重点，不是中国消费占GDP比重是否偏低的问题，而是就中国储蓄率是否过高问题进行分析。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储蓄的定义是什么。狭义概念意义上的储蓄很简单，就是人们把暂时不用的货币存起来，以备今后之需。是一种资金积累行为。比如人们为了购买住房，之前必须进行资金积累也就是储蓄行为，否则你是买不起住房的。
那么，我要提一个问题：为了将来能够购买住房，而把暂时不用的钱用于购买股票，等到股票增值了以后，再卖掉股票去购买住房，算不算储蓄呢？一般的是把这样的行为当做投资。
可是我要说，这也可以算是一种储蓄！因为把钱存入银行，不也就是购买存单吗？同样都是资产购买行为，不过一个风险高一些、收益也高一些；另一个风险低一些，收益也低一些。
所以我认为，不妨把投资活动也算作储蓄行为，当然是广义的储蓄意义上的。当然如果你要反过来，把储蓄行为当作投资来理解，也符合事实与逻辑。
按照我的这个概念定义，在一定的语境下，就没必要把投资与储蓄分列开来了：因为，它们都是与消费相区别的财富积累行为。
人们把钱用于购买存单，与购买股票或者投资其他的资产，都既可以算作储蓄，也可以算作投资。本质上都一样，不是消费，而是财富积累。
你把钱用于购买公司资产算投资，我把钱用于购买银行存单，也可以算投资。反过来，我把钱购买银行存单，是为了积累财富，算储蓄，你购买各种资产的目的，也是为了积累财富。同样是积累财富的行为，为什么就不能算储蓄？
如果这样理解储蓄概念，可以肯定地说，发达国家的储蓄率，比发展中国家的储蓄率更高。因为，他们社会的财富分配更多的倾向于富人。而富人的消费边际偏低，更多的财富必然都储蓄起来了。
不过，他们的储蓄是以通常被称为投资的方式进行的：购买盈利资产、购买股票、购买会升值的艺术品等等，反正是被用于财富积累行为而不是消费——否则富人也不会成为富人了。
之所以发达国家的狭义概念意义上的储蓄率会比较低，是因为大部分民众的财富分配占GDP比重比较低，用于必要消费之后，资金剩余不多了。
而中国的被诟病的所谓储蓄率偏高的现象，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在比发达国家财富分配相对合理环境下，民众为了满足住房消费要求而暂时性的财富积累现象——如果扣除掉这一部分，中国的储蓄率也不会这么高。
由于高回报伴随的必然是高风险，因此，高回报率的储蓄行为——投资——必然主要是富人的行为；而民众的低回报投资——储蓄——行为成为中国的特别经济现象，不但不应该被诟病，相反，这正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与财富分配比较合理的明显表现，是应该被赞扬的。
有人会要说了，投资是经济活动，会导致经济增长，而狭义的储蓄不会。因此必须把储蓄与投资区别开来。这样的人其实是不懂经济原理与市场规律。
经济的目的在于财富。人们之所以不把钱都用于消费，而用于购买银行存单或者各类资产，目的都是一个：实现财富的保值增值。因此，储蓄——不管是广义概念意义上，的还是狭义概念意义上的——行为，就是经济活动内容。
而且，狭义概念意义上的储蓄，是投资的资金来源，是低风险投资者对于高风险投资者的让利行为。逻辑很简单，如果没有充分的狭义储蓄，投资者就只好寻找高息资金来源。
今天中国的没有陷于世界大多数国家所面临的严重通缩困境，与中国的狭义储蓄量充足是离不开的。因此，狭义概念意义上的储蓄也是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更不用说是经济活动了。
我知道，我这篇文章说中国财富分配相对合理，更会被一些人用所谓的基尼系数来质疑。我在2013年6月4日写的一篇博客《基尼系数之惑》中，对中国基尼系数“偏高”现象作了分析，说明了，把中国这么大的一个正在快速发展、而且不同地区之间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国家，与一些中小国家做简单对比是不合理的。这里就不多说了。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从“边际消费”水平分析，中国的边际消费严重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以此可以证明中国的社会消费偏低，，从而得出中国储蓄率偏高的结论。
这还是以西方意识形态教条作为分析依据的结果。当然，如果教条是正确的，作为依据没什么不对。问题在于，
第一、西方人的所谓“边际消费”是以人们的名义收入作为计算基础的。这里面没有包括资本利润。而发达国家财富分配结构中，资本利润所占比重特别大，这从金融危机以来，美国金融寡头们的资产增值率创新高，而普通民众的收入水平依然没有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可以得到证明。
在这样的财富分配结构下，如果以整个国民收入水平作为计算边际消费的基础，可以肯定，他们的边际消费水平会大大低于他们的分析数据；
第二、中国的边际消费水平低是以中国经济增长快速、从而民众收入增长快速为背景的。
在经济增长快速的环境里，一方面，投资的财富效应明显，人们的经济活动态度特别积极；另一方面，人们还来不及摆脱过去相对平困时期的生活习惯。这两个因素决定了，相对于经济增长缓慢、民众收入增长接近于停滞的国家，边际消费水平必然会表现较低。这是好现象而不是坏现象。
所以，西方人的这个教条也是错误的。即使从“边际消费”角度分析，也不能证明他们所谓中国的消费水平偏低、从而证明中国的储蓄率偏高的结论。因为，既然是好现象，就不存在“偏”的问题。之所以他们会认为“偏”，是从他们的利益要求出发而得出的结论：
中国人少一些财富积累、多一些消费，首先会增加西方人的财富机会；然后，中国会因为财富积累不足而导致生产力进步缓慢，于是经济竞争力趋弱、赶超发达国家的步伐放慢乃至于停滞。这样中国只好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继续成为西方国家的经济殖民地。
从上面的分析重，我们可以知道，说中国社会储蓄率偏高，是按照西方人的意识形态教条分析得出来的结果。这个结果与西方人从他们的利益关系出发，对于中国的要求是一致的。但是与逻辑和经济规律的要求不一致。因此我们不应该盲目跟在他们的背后忽悠社会与自己。
最后，还会有人用中国伴随“储蓄率偏高”的“投资过高”，来否定我的观点。认为西方国家经济中投资也很低，所以我的关于西方人财富积累率更高的观点站不住脚。
这是与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理论中，投资概念定义不同而产生的误解：
宏观经济理论中，投资指的是对于生产力设施的实物建设行为；
微观经济理论中，投资则包括了对于股权、债券、期货等等的金融活动行为。
如果把对于股权、债券、期货等等的金融活动行为统计在投资数据中，很显然西方国家的投资率不会比中国低，而会更高。因为他们的财富对于经济的比值大得多，从而金融活动对于经济的比值也大得多。
对于生产力设施的实物建设行为，会产生资源增加的效果；而对于股权、债券、期货等等的金融活动行为，则只是导致资源控制权的转移。
人类社会进步需要的是资源丰富。因此对于生产力设施的实物建设，是有利于人类社会进步的投资活动；
而对于股权、债券、期货等等的金融活动行为，直接的效果，只是作为资源控制权的财富的更加集中。
而社会财富越集中，意味着普通民众的消费权力越小。结果是边际消费的更加降低。于是经济危机会发生的更频繁、更深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