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战争：“同治中兴”与“中兴芯悸”的时空穿越

贸易战争：“同治中兴”与“中兴芯悸”的时空穿越

中美贸易战引爆的“中兴事件”，让中国人不得不直面“中国制造美国芯”的现实尴尬。美国对中东大国伊朗“疑似制核”的“严厉制裁”，板子却打在了中国信息产业的龙头企业身上，这也暴露出了“一路一带”沿线的“痛点”。至于美国“疑神疑鬼”的“制裁大棒”，什么时候又会“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这就不能不让中国人感到“芯有余悸”。对此，中国精英专家和主流舆论，便再次吹响了“科技兴国”和“实业救国”的“芯片保卫战”集结号。那么，这场中美贸易战，究竟是一场“经济战”还是一场“技术战”？抑或是一场“国家政治安全”战略的文化战争？可以肯定的是，以三十年年的目光和三千年的视野看世界，眼前的景象就会截然不同。如果看不懂战争，就根本谈不上“大国博弈”的“上兵伐谋”。

“鸦片战争”与“同治中兴”再回首

时下“科技兴国”和“实业救国”的“芯片保卫战”舆论鼓噪，就不由得让人想起了当年“科技兴国”和“实业救国”的“同治中兴”。所谓“同治中兴”，是指清朝后叶同治帝在位期间的一个“中兴阶段”。当时适逢1860年清政府与英法媾和及太平天国被剿灭，国内政治上出现了一个相对平静时期，从而开启了“洋务运动”。有些学术界专家，也把清朝咸丰至同治时期统称为“咸同中兴”。不过，这个时间界定差异的“同出而异名”皆无关宏旨。因为不管是“同治中兴”还是“咸同中兴”，由此开启“科技兴国”和“实业救国”的“洋务运动”，都是源于“鸦片战争”的“开关通商自由贸易”。

资料显示，在“同治中兴”期间，清朝政府大兴“科举”，增加考试取录名额以笼络人才，防止类似太平天国的出现，笼络更多人才维护清廷统治。这种“克己复礼”的倒行逆施，在客观上造成近代中国人思想的进一步腐化。而在外交方面则是大兴“洋务”，积极与西方列强谋求“合作共赢”。当时主导“同治中兴”的高官重臣主要有奕䜣 、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和胡林翼等。他们在镇压反抗人民和平定社会动乱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后来也都成了“洋务运动”的领军人物。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称：“曾氏同治元年五月七日日记，详论洋务，谓‘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云云。”

学术界主流专家观点认为，“同治中兴”是促进中国近代历史进步的一个阶段，就主要体现“洋务运动”。当时大兴“洋务”，倡导“自强求富”，创办了一系列近代企业，包括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总局、开平煤矿等等，客观上刺激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洋务运动”后期一直绵延的和“科技兴国”和“实业救国”思潮，都与这段“同治中兴”时期有关系。“洋务运动”中兴办的近代企业，虽然不属于规范的资本主义管理经营方式，但也催生出了中国近现代的无产阶级。美国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认为，当时的外国殖民者对中国兴起的这股潮流感到吃惊、害怕和敬佩，有人甚至惊呼“中国的大小官员全部行动起来了”！

也有非主流观点认为，“同治中兴”实际上是慈禧太后和恭亲王的自我吹捧。太平天国之后，清政府急于收拾战乱后的烂摊子。当时因为富庶的江南十几年不能正常交税，清政府财政更显得困窘。于是，以恭亲王外代表的“洋务大臣”们积极引进国外技术，希望用西方先进科技和企业发展方式挽救清王朝。在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努力下，就呈现出了“同治中兴”的景象。事实上，“洋务运动”的初心还是为了造出西方式的“船坚炮利”，这样一方面能够抵御外国侵略，另一方面则是更有效地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斗争。

“洋务运动”后来也兴办了一些民用工业，但总体上还是为了官办工业配套和官员们假公济私的敛财自肥。“洋务运动”最大的“政绩”，就是创建了“北洋水师”和“新式陆军”。更重要的是，“洋务运动”孕育了一批以西方视野全面批判传统文化的知识精英。但是，这些精致利己的西化知识精英，却始终没有形成民族振兴的合力。又因为上有保守权贵排挤下有人民揭竿造反，这些精致利己的西化知识精英，后来更进一步演化成了军阀混战的罪魁祸首。特别是“新式陆军”在“抗日援朝战争”中的溃败和“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就拉开了“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及军阀混战的历史帷幕。“洋务运动”兴办的中国现代企业畸形而脆弱，到了“戊戌变法”的时候已经是第二代企业。然而，因为封建制度的腐朽和西化知识精英的精致利己，这场“同治中兴”的“自强求富”迷梦，最终还是化为海市蜃楼的血色泡沫！

另有“自由市场经济学”国际比较派专家观点认为，日本的“明治维新”本质是一场革命，而“同治中兴”只是一场“自中而下”的改革。“明治维新”是以“倒幕运动”的军事变革为前提，建立明治政府的政治经济“维新变革”紧随之。通过这场“明治维新”，完成了由封建社会转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革命。“明治维新”是以暴力革命扫除了一切障碍，而“同治中兴”只是部分地方实力派官僚的“自发图强”。对清朝来讲，一方面历史包袱严重，“竭天下之物力八分以养兵勇”，另一方面固有利益阶层没有扫除，改革阻力大成果小。同时，日本殖产兴业的基本路线是政府扶持民间资本，鼓励私有资本自由竞争，其初始官营企业迅速私有化，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私人企业集团迅速壮大。而中国“洋务运动”则始终没有走出“官督商办政权垄断官商勾结中饱私囊”的死胡同，民间私人资本始终没有成为国家经济增长的主体，私人资本的竞争力完全无从谈起。

因此，日本断然放弃“克己复礼”的传统治国哲学，迅速转向“全面开化”，坚定奉行“和魂洋才”理念，全国上下奋起学习西方先进科技。正如大久保利通所言：“以海外开明之治为范，唯一途，乃弃己之短，取彼之长，破陋习，变古格”。而中国则顽固死守天朝大国虚荣，极力排斥西方先进思维和制度。亦如李鸿章所云：“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不及”。于是，就长期陷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争论泥潭而不能自拔。甚至，就连“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也都没有真正付诸行动。

“鸦片战争”究竟是“贸易战争”还是“核心技术战争”？

回头来看，从“同治中兴”到“洋务运动”和“甲午战争”，直到“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及军阀混战，乃至于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华民族最近一百多年“救亡图存”的奋斗历程，就发端于“鸦片战争”。那么，“鸦片战争”究竟是顺差逆差的“贸易摩擦”和“经济战争”？还是一场“坚船利炮”的“技术战”？抑或是一场“核心价值观之争”的文化战争？显然，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核心价值观之争”，而绝不是技术工具与技术工具之间的“核心技术之争”。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此山为“岭”是客观存在，此山为“峰”也同样是客观事实。关键就在于，到底是谁在看是谁在说。

进而言之，站在不同的国家民族和阶级立场来看，就必然会有“远近高低各不同”的景观。正因为各个国家民族和阶级立场的“核心价值观多元化”，所以对“鸦片战争”就不可能形成“普世价值”的“一致共识”。再从“同治中兴”到“洋务运动”和“甲午战争”，直到“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及军阀混战，乃至于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又怎么会形成各个国家民族和阶级立场的“历史共识”呢？

以中国式“道术用”与“时势位”天人合一有无相生阴阳易变系统运动思维来看，究竟是道法自然法则大公无私抑强扶弱“天之道”，还是道法丛林法则自私自利弱肉强食“兽之道”，这就是人类世界正邪善恶“道路之争”的“道不同”。即便是道法丛林法则自私自利弱肉强食“兽之道”的“同道”，也会爆发自私自利的“春秋无义战”。自原始共产主义大同社会到原始奴隶制小康社会“公私之变”以来，私有制社会1%与99%贫富阶级分化经济食物链的恶性循环，就一直伴随着不同国家民族和阶级立场“核心价值观多元化”的矛盾纷争。

事实上，只要是正常人，就随时都会有“道为术之本”的“自我归道”，也随时都会有“术为道之用”的“自我认同”。只是道法丛林法则自私自利弱肉强食“兽之道”的核心价值观“同道者”，总是隐藏“道为术之本”的逻辑起点，而直接进入“法术万变而道不变”的“学术争鸣”。人世间的险恶，就在于这种“名可名非常名”的“正复为奇善复为妖”！

归根结蒂，不管是“和魂洋才”还是“中体西用”，都是无形之气与有形之象的魂体相依自我运化。这种无形之气，就是个人主观意识能动性初心之“魂”。这种有形之象，就是不同国家民族和阶级集团的个人生命之“体”。如果道法丛林法则自私自利弱肉强食“兽之道”，那么个人主观意识能动性初心之“魂”就必然会固守私有制核心价值观，也就会自觉认同和维护“世界霸主”的国际惯例统治秩序。不过，追求个人私利最大化与各自国家民族和阶级集团私利最大化的矛盾冲突，就必然导致国家经济体之间的“文明冲突”和“货币贸易战争”。这时，国际社会都会自觉回避自然法则“天之道”与丛林法则“兽之道”的“道路之争”，而总是聚焦于私有制社会“法术万变而道不变”的“制度之争”和“技术之争”。

譬如，从西方列强各自国家民族和资产阶级立场来看，日本“明治维新”就是追赶“先进制度”和“先进技术”的“脱亚入欧”。如果日本能够满足于“二流强国”的优越地位和既得利益，那就应该自觉遵守“日不落帝国”的国际惯例统治秩序，也就不会有“远东慕尼黑阴谋”的“九一八事变”和“二战”。到了“二战”期间，西方列强却总是回避日本追赶“先进制度”和“先进技术”的私有制“制度祸根”，而是直接给日本扣上了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大帽子。日本道法丛林法则自私自利弱肉强食“兽之道”，就是胜王败寇的“愿赌服输”。于是，到了“二战”以后，日本就不得不满足于“二流强国”的优越地位和既得利益，也就不得不严格遵守“美利坚帝国”的国际惯例统治秩序。因此，就不得不接受“美元霸权”国际惯例统治秩序的周期性“剪羊毛”，这就有了“广场协议”的“金融核战”，也就有了日本曾经作为“世界第二GDP大国”的“和平崛起”泡沫生灭！

换个角度看，当年“日不落帝国”亚洲殖民地印度，也应该算是追赶“先进制度”和“先进技术”的“脱亚入欧”。再到利比亚、伊拉克和叙利亚等亚非拉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这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追赶“先进制度”和“先进技术”的“后发崛起”，当然就没有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脱亚入欧”的幸运了！通过这个全球化的动态时空参照系，我们对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变迁就应该有比较全面的认识了。

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脱亚入欧”的前车之鉴

如前所述，追求个人私利最大化与各自国家民族和阶级集团私利最大化的矛盾冲突，就必然导致国家经济体之间的“文明冲突”和“货币贸易战争”。站在个人私利最大化和西方列强及世界资产阶级的精美精英精致利己立场上，对于这些“货币贸易战争”原本就存在着核心价值观多元化“文明冲突”的人格分裂。日本曾经被国际社会公认为追赶“先进制度”和“先进技术”的“模范生”，后来又被扣上了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大帽子”。实际上，这种“先进制度”和“先进技术”的法西斯军国主义文明源头，恰恰就在“言必称希腊”的“老欧洲”。

所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的“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就是自然宇宙世界的“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当年食肉恐龙与食草恐龙“牙齿爪子决定资源配置”的生存竞争食物链，就是“霸王龙”及其整个恐龙世界丛林法则自私自利的兽性本能。“飞蛾扑火”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同样是低级动物丛林法则自私自利的“不知常妄作凶”。然而，“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却是“战争武器决定资源配置”的“货币工具决定资源配置”科技创新，也是人类道法丛林法则自私自利弱肉强食“兽之道”的“法术万变而道不变”。自原始共产主义大同社会到原始奴隶制小康社会“公私之变”开始，特别是从“民主法治”的古希腊奴隶制商业城邦和斯巴达商业军国主义时代以来，再经欧洲“文艺复兴”和哥伦布船队殖民征服“新大陆”的奴隶买卖“世界自由贸易”狂飙突进，直至形成当今“美元霸权”金融殖民统治的民主法治“普世价值”和市场经济全球化国际惯例“剪羊毛”体系，就一直在演绎着私有化商业化拜金主义“纸牌屋游戏”的“货币贸易战争”。

君不见，从“民主法治”的古希腊奴隶制商业城邦和斯巴达商业军国主义时代，到“日不落帝国”北美殖民地的“独立战争”，再到德国纳粹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直到个人至上和“美国优先”的“新法西斯主义”，这不都是古希腊式钱奴制商业军国主义“先进制度”和“先进技术”的“法术万变而道不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