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城市地下垃圾帝国

来源：微信公众号“极昼工作室”

编者按：2019年7月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第一周，城管执法检查9600次，开出190份罚单。干垃圾、湿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市民若分不清扔错会被罚款。长宁区新华街道专门找来一位垃圾分拣师傅，让他指导小区业主做分类，每月付他900元。“你是什么垃圾”也成为最热门的话题，垃圾从来没有这么受人瞩目。

但每天亲手处理垃圾的人依然面目模糊。在一座中国的超级城市里，一天就要新生接近1000万吨的垃圾，有至少10多万人专门负责处理它们并以此为生，还形成一个隐秘而有序的生态。当他们的一部分工作突然分摊到每一个市民手上时，人们才感叹对“垃圾帝国”的无知。

而附着在“拾荒”两个字上的浪漫意味，和那个骤然消逝的农耕时代一样，在工业文明语境之下代表精确与理性的“垃圾分类”面前不堪一击。而拾垃圾者和他们的江湖，还没有被充分发掘就将被一股脑扫进历史。

文 | 王国桢 

编辑 | 王晓

占地680公顷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横跨了北京的北五环。北五环外，清河水平行而过，过了清河，便是东小口村。

这是外表光鲜的北京城背后隐藏的垃圾帝国——400多个垃圾场，80多个聚集地，日均收纳垃圾近900万吨。

如果说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是北京的肺，那么东小口村就是北京的大肠。北京城的垃圾在这里堆积成山，进入城市资源链条的最后一环。游离在体制外的拾荒者，与政府旗下的环卫正规军一起，处理着城市垃圾。

数万名拾荒大军在垃圾山爬上爬下，分拣、回收废品，就像大肠完成对食物残渣的最后一次分解吸收，把其中有回收利用价值的资源榨干。

但自 2012 年以来，因为城市更新、人口控制和外部市场等诸多因素，拾荒大军不断压缩。据公益组织“北京零废弃”联合发起人陈立雯统计，2011 年，北京废品回收从业人员达到 30 万，2013 年跌落到 15-17 万。

拾荒者不断离开，原本可以回收利用的废品成为了垃圾，变成新的环境问题。

北京市昌平区东小口村的一个垃圾回收场。王国桢 摄

“赚了大钱”

二十一年前，四十岁的老冯举家来到北京的东小口村，投奔在这里的河南固始老乡，开启了拾荒生涯。

那时，东小口村是北京垃圾帝国中的“河南省”，村中聚集的拾荒者以河南人为主。在不起眼的巷落，间或会有一两间破烂的小屋子大开着门，屋里堆着拾荒者捡回的宝贝，屋外立着一米高的硬纸板，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废品回收”。一天中大约会有一次，三轮车会经过这些破烂的房门，用一点报酬把屋里的废品尽数运走。

在全盛时期，废品大院占地数百亩，承载北京四分之一的垃圾回收。

据统计，2017 年北京共产生生活垃圾约900万吨，平均每天 2.5 万吨。长期研究中国废品回收体系的陈立雯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废品”在中国的城市垃圾中所占的比重约为 30%，其中近 90% 得到回收，主要归功于中国城市中由拾荒者和商贩组成的、庞大而高效的“非正规废品回收体系”。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越来越多人加入城市的拾荒大军。他们在北京郊区租用土地，成立废品回收仓库，在那里对各大废品回收商拉来的废品进行分门别类的分拣回收。

据中国人民大学环境经济学教授、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固体废弃物管理处调研员王维平调查，北京市拾荒者以老乡的身份聚集，形成一个个乡土社会中的同心圆格局。同心圆中分为核心和外围，老冯一家属于河南人中的边缘群体，“人家弄得好的都赚了大钱。”

老何就属于老冯口中“赚了大钱”的人。早年间老何在固始做生意失败，欠了债，被同乡拉到了东小口开始了拾荒生涯。“那时做生意欠了27万，到了北京捡了四年破烂就还清了。”老何坐在一张破旧的皮椅子上讲着他已经讲了一遍又一遍的致富故事，背后是一个堆满了瓶子和旧电视机的废品回收仓库。经过二十多年的奋斗，他已经成了一家废品回收站的老板。

来北京之前，老冯总能在村里听到老乡在北京“挣了钱”的故事，为了躲避计生罚款，他带上家人连夜到了北京。

​等见到了自己的老乡老何时，老冯才发现，原来自己要生活的地方，看不到天安门和毛主席纪念堂，而是一个四周荒芜的村庄，附近最明显的地标是一个大型垃圾填埋场。

老何替老冯安排了一间平房，砖墙上有很多窟窿，到北京的第一个冬天，老冯将捡来的铁皮钉在窟窿上，才能挡住穿墙而入的寒风。门前就是高高的垃圾山，即使是冬天，垃圾山的腐败气味依旧刺鼻，“每隔十几天，还会有粪车来。”老冯的妻子不得不在恶臭侵袭下为刚出生不久的儿子哺乳。

被高楼大厦围起来的“废都”。王国桢 摄

东小口村不乏回收站老板的豪车。王国桢 摄

“丐帮”的规矩

虽然遍地都是垃圾，但并不意味着可以随便捡。

2016年北京市人代会上，王维平介绍，北京的拾荒者群体共分为13个帮派，聚集在北京四环外的聚集点中，每个大型聚集点约2000人。其中规模最大的“四川帮”，仅来自巴中市的就有四万人。第二大的是老冯所在的“河南帮”，大部分来自固始，也就是老冯和老何的老家。除此之外还有诸如“河北帮”、“江苏帮”一类的帮派。

帮派间规矩森严，拾荒的地区和捡拾的内容都有严格规定。如果没有地域圈子归属，就只能在被环卫工人和其他帮派翻捡过无数次的垃圾堆和垃圾桶中寻找仅剩的瓶子和废纸勉强糊口，甚至会有人身危险。

65岁的李江来自河北廊坊，本来以务农为生。五年前，家中农田被征用，不久老伴患上了癌症。老伴去世后，他沉迷上了赌博，将征地补偿款和一套房子输光。李江不愿连累子女，便孤身一人到了北京，开始了他的拾荒生涯。因为租不起房，他就在六道口铁路附近的城中村里搭了一个小窝棚，赖以容身。

李江不是“河北帮”的一员，他不认识任何拾荒的老乡，不得不在自己居住的地方附近翻捡垃圾谋生。而他所居住的城中村，是河南人的地盘。

“往往一个瓶子在那扔着，他们就是不让我捡，还在背后骂我。”有时候一早起来，李江窝棚门口堆的前一天晚上捡到的塑料瓶就不见了踪影。

而李江所经历的委屈，只是这个帝国里帮派之争最平淡的缩影。

1997年，北京市的拾荒群体达到8万人。那时有关部门向王维平透露，北京七成以上的刑事案件是拾荒者犯下的。“有的人捡不着就偷，偷不着就抢，污水井盖儿、绿地护栏、变压器、甚至地铁的电缆都给你铰了。”王维平说，“那时，打架、械斗几乎是家常便饭。”

但是这十几万拾荒者却是北京城市生态循环必不可少的一环——据王维平统计，他们不仅帮助政府节省每年数亿元的垃圾处理费，还用精细的人工分拣，使得资源得到了更高效的回收利用。据国家发改委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近一半的铜、超过一半的纸以及将近30%的铝都来自废品回收领域。

为了缓解混乱局面，王维平出面促成了“帝国”里十多个帮派的面对面会谈。最终达成了一份协议：“四川帮”负责捡垃圾，“河南帮”负责收废品，“河北帮”负责四环外接应废品回收，“江苏帮”负责回收地沟油。这场会议奠定了北京拾荒者的分布格局，一直持续到今天。

衰落的行业

老冯比李江的状况稍好一些，他属于“河南帮”，又有老何的照顾，因此获得了在家门口垃圾山上捡废品的权利。即使如此，上万名河南人一同拾荒，老冯捡到的东西仅够一家果腹。

在老冯看来，2003年到2008年是拾荒行业的黄金时代。近几年来，随着北京市疏解非首都功能，大批下游制造业被关停，垃圾处理场所处的城中村也成为城市改造的重点治理对象。2015年后，伴随经济增长放缓与产业结构转型，制造业的不景气导致废品原材料需求量大幅度下降，废品价格越来越低。

2008年，老冯买下了一辆二手三轮，从此之后每到周末和节假日——人们休息在家时，老冯就会骑着三轮到天通苑的小区附近去寻找居民丢弃的废品。

2016年后，老冯越来越不愿意进入小区收废品——进小区交的钱越来越多，但是废品价格越来越低——矿泉水瓶子以前一毛五一个，现在五分钱一个；一百斤玻璃，现在卖不到二十块钱；木头十公斤五毛钱；2015 到 2016 年，再生铜、铝和铁的价格分别下跌了 16%、26% 和 44%。“每次进人家小区都得倒贴钱。”老冯说。

老冯的几个同乡，同样目睹了整个行业的兴衰。曾经东小口废品回收市场的一个摊位月租就要五千元，而每个摊位月收入高达一万元。如今东小口村面临着拆迁改造，有的废品村“拆了一半，另一半还有人在收”。

这些曾经的拾荒者靠着废品村的装卸生意挣一点钱，干的好了一个月约有三千元左右的收入。在一个北京往返固始的流动汽车站前，老冯的几个同乡蹲在太阳照得到的地方，一边等着生意一边抽烟取暖。他们笑称：“这个行业不中了，如今俺们收废品权当锻炼身体。”

当年老冯刚来北京时，东小口村四周一片荒凉，由于城市的迅速扩张，现在这里已经被高尔夫俱乐部和森林公园团团包围，一栋栋高档住宅楼也拔地而起。老冯和老何他们居住的地方成了一个孤岛，被城市改造与“低端产业”清理的浪潮一次次冲击着。

冯家的平房，这种结构的平房是东小口村的主要建筑。王国桢 摄

生活，向拾荒者关闭

王维平担心，随着民间废品回收队伍的解体，北京的垃圾处理量将大幅上升。日均1.84万吨的生活垃圾产生量和年均8%的增长速度，会给北京市环保部门带来巨大的压力。与此同时，拆迁、失业和拾荒者子女上学问题的暴露也会使得社会治理成本大幅度上升。

湖北人李好2012年带着2岁的儿子亮亮来到了北京，去年，到了入学年龄的亮亮计划在镇上的明欣学校就读。在8月22日，本来应该开学的日子，明欣学校通知，因为政策原因将停课。

这改变了包括亮亮在内的几百个孩子的命运，有的早早和父母一起成了拾荒大军中的一员，有的则被父母送回老家读书，成了新一代的留守儿童。“毕竟家里稳定，这里不定啥时候把你撵走了。”

老冯和妻子的身体也不是很好。垃圾山中破烂的啤酒瓶或玻璃杯给老冯的胳膊留下了一道又一道的伤痕。而伴随着年岁的增长，外表健壮的老冯也会频出毛病，有几次他在翻捡垃圾的时候晕了过去。他妻子则在2014年一次扛大包废品的时候扭伤了腰，因为没钱医治，也没钱买药，从此只能在家里做一些轻活。

面临着新一轮拆迁的东小口村。王国桢 摄

垃圾山曾给了老冯一家一个住的地方，填饱一家人的肚子，供养一个上学的儿子。但是这个家庭，和无数底层的拾荒者家庭一样，陷入低收入、高风险和疾病的轮回中难以自拔。

今年春节前，女儿冯虹请了假，帮父亲收了一次废品，一共挣了不到一百元。父女俩心里很清楚，这个行业干不下去了。

曾经的竞争对手，聚集在东坝的“四川帮”、大兴的“安徽帮”无一例外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去年的大兴“11·18”火灾之后，大量垃圾回收场被外迁，废品回收站被关停。而以东小口村为缩影，拾荒大军盘踞的八十余个“要塞”也面临着新一轮的拆迁。

老冯站在自家的平房前，远处响着挖掘机的轰鸣——城市改造的进程正在吞噬着这些人赖以生存的东小口村。

东小口村的拆迁，距离1987年杜茂洲走进王维平的办公室，已经过去31年。31年中，上百万拾荒者陆续来到北京，靠着自己的双手，帮助北京完成垃圾分类和回收。而现在，规模最大的“四川帮”逐渐退出了北京，一些废品回收厂被列为“低端产业”而取缔，老何还在为不断减少的废品供应和市场需求而发愁。

老冯在平房外抽着烟，看着夕阳下的袅袅炊烟。在那个拾荒者的黄金年代，老冯靠着不怕脏累养大了一家老小，而到了他的子女这一代，已不可能通过拾荒维生。在这里生活了二十一年的老冯不知道，自己离开了东小口，离开了这片垃圾山还能做什么。

炊烟使得村子里弥漫着一股烧荒草的味道，老冯想起他刚到北京的那一年冬天，用一张张铁皮封上了屋子里钻风的窟窿。那时的北京对他而言，只是面前一座座的垃圾山。而现在，他已经老去，却还是说不清北京究竟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