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 这次保守主义浪潮, 终将加速自由开放的回归 | 评析“历史终结论”

赵鼎新｜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

【导读】“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中国传统的道家哲学孕育着辩证法的智慧，同时也提供了一种理解历史周期与世界秩序的视角：面对全球右翼浪潮的汹涌来袭，曾主导上一轮全球化的“历史终结论”似乎已走到尽头。苏联解体后，以福山为代表的线性进步史观伴随着美国推动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席卷世界，塑造了一代人的信念：自由民主是历史的终点。然而，今天的现实却令人困惑——美国捧出特朗普，欧洲被民粹主义笼罩，全球南方虽迎来权力真空，却缺乏新的历史自觉。在这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该如何理解世界的未来？

在本文中，赵鼎新以道家哲学为基础，以“道家时间”史观重解历史。本文拒绝简单的线性预测，认为历史并非直线前进，而是循环的，每次循环的“道”因未必相同。从1888年威廉二世登基到如今的保守主义复兴，文章将近代史分为四个阶段：传统帝国崩溃与法西斯主义主宰、去殖民化与左倾反自由主义思潮兴起、美国独霸与自由民主浪潮的兴起，以及当前的右倾保守主义复兴阶段。每个阶段都是对前一阶段的反动，历史如太极般阴阳转换。这种视角不仅挑战了西方的进步叙事，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动态的历史框架。

文章预测，自由主义的衰退将让位于多样化的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宗教力量也将趁势复兴。物极必反，保守浪潮的负面后果必然会推动世界重回自由与开放，而率先走出困境的国家或将占据先机。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 2025年第2期，原题为《告别“历史终结论”——一种新历史观》。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思考。

告别“历史终结论”

——一种新历史观

要对历史趋势进行预测并不容易，“预测”与世界实际走向之间必然会有很大偏差。然而，即使存在偏差，甚至是错误的历史趋势预测，也并非毫无意义。有些“预测”虽然未能实现，但其揭示的普遍性规律却能加深我们对当今世界及历史变化规律的理解；而某些历史预测能促使后世的社会行动者改变行为方式。

对历史趋势预测可以采用多种方法。最常见的当数“线性外推法”，简而言之，就是将当前某种社会发展趋势及其背后的结构性原因进行外推。例如，在观察到宗教势力减弱后学者预测世界将更加“世俗化”、观察到快餐连锁店及其文化兴起后预测社会的“麦当劳化”、观察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量威权体制崩溃后预测多党制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发展方向……这类“预测”比比皆是，且总能引起广泛关注。毕竟，这些“预测”描述了某种正在上升的趋势，因此看起来尤为“真实”。毕竟，此类预测会受到在相关趋势中获益的权力社会行动者的青睐和支持，提出者因此也就能够获得各种“课题”和资源，且可能成为广为人知的“大学者”。毕竟，缺乏历史感、思维简单、意识形态强烈的人在世界上始终会占绝大多数。因此，线性外推法就像一种难以治愈的慢性病，永远伴随人类，但本文的作者拒绝进行此类预测。

笔者少年时代由外婆抚养。尽管她不识字，但言传身教中充满了道家的智慧。长成后我阅读《道德经》，深受老子智慧的启发。本文的分析方法正是基于老子的哲学思想，我将其称为“道家时间”的史观。用现代社会科学的语言表述，老子的史观有两个要点。第一，老子认为，任何性质的社会组织、思想和制度，随着其影响力的扩大，削弱其社会力量和制度机制就会变得重要。这一要点决定了老子的史观是一个循环的历史观。第二，循环史观在其他文明中也很普遍。老子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强调“道可道，非常道”。对于老子而言，虽然历史是循环的，但每次循环的“道”因未必相同。换句话说，历史的循环并不像摆锤在地球引力作用下的来回晃动，实际上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循环。老子的历史智慧独树一帜，任何西方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在这方面都难以匹敌。本文采纳了一种在老子的循环史观指导下的宏观长时距分析视角，旨在通过分析过去的大趋势来理解当今世界的走势。

“过去”从何而始？为了简化叙事，笔者决定将起始点设定在德国威廉二世上台的那一年，即1888年。这个时间点的选择虽然具有一定的任意性，但它体现了笔者对近代世界发展的理解。尽管现代工业资本主义起源于以蒸汽机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但当代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国际关系体系的形成则始于维也纳会议体系的失败，而这一转折点大致可追溯到1888年威廉二世的登基。在威廉二世上台后的世界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传统帝国的崩溃与法西斯主义浪潮的主宰（1888~1945）；去殖民化、左倾反自由主义思潮兴起与冷战（1945~1976）；美国独霸与自由民主浪潮的兴起（1977~2012）；自由民主浪潮受挫与右倾保守主义的复兴（2013年至今）。将历史分为这四个阶段的原因在于，每个新阶段都可视为对前一阶段的反动，或者是前一阶段处于弱势的政治思潮和力量的回归。例如，“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是由美国推动，以某种“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为基础，因此，在这一波浪潮退潮的过程中，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必然受到冲击，而与之相对的保守思潮则会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回归。需要再次强调的是，本文所选择的当代史起始点及各个分期并不具备唯一的本体意义。在不同的问题意识下，对世界走势及其背后主要推手的理解会有所不同。

▍传统帝国崩溃与右倾法西斯主义浪潮的主宰（1888~1945）

19世纪欧洲外交关系的重要基石是1814年9月18日至1815年6月9日之间召开的维也纳会议所形成的一系列外交准则。维也纳会议的直接目的是解决由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以确保欧洲的长期和平。确实，维也纳会议为欧洲争取了近一个世纪的稳定，但也为未来的动乱埋下了隐患。19世纪初欧洲各国的政体仍多是托克维尔所描述的、由国王和贵族主导的家产制“旧制度”（ancien régime）。维也纳会议的参与国所关注的也是恢复被拿破仑破坏的君主制，以及保持各国在家产制国家意义上的力量均衡（balance of power）。然而，19世纪中期后，随着中产阶级在欧洲政治中的进一步崛起及工人运动的发展，各国都在向“民族国家”转型，国王和贵族在内政方面的控制力显著减弱，尽管他们在外交领域依然保持垄断地位。同时，民族主义运动在东欧和南欧得到显著发展，许多地区的青年精英渴望独立建国，这些运动的背后往往有大国的支持。以贵族外交为主轴的维也纳会议体系出现了日益严重的裂痕，其瓦解的转折点则是1888年德国威廉二世的登基。

威廉二世继位后在多个方面改变了俾斯麦的外交政策，导致欧洲国际关系发生了显著变化。俾斯麦的外交政策延续了维也纳会议时期维持欧洲大陆的力量均衡、避免德国同时与法国和俄罗斯为敌的方针。而威廉二世则一改俾斯麦以均衡为宗旨的外交战略，开始到处树敌，最终促成了法国与俄罗斯在1894年的结盟。俾斯麦执政时期在海外扩张方面相对克制，旨在避免与英国发生正面冲突。但威廉二世却大力发展德国海军，挑战英国的海上霸权，导致与英国的关系逐渐恶化。威廉二世的外交风格情绪化，多次对英国发表激烈言论，最终将英国推向了法俄阵营，形成了英法俄“三国协约”。毫无疑问，威廉二世在与欧洲大国的关系、帝国扩张、海军扩建等方面打破了俾斯麦所建立的旨在追求均衡的国际关系战略，为未来的冲突埋下了伏笔，因此许多人认为威廉二世对19世纪末欧洲国际关系的恶化负有重大责任。

这一观点虽有道理，但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威廉二世的个人作用究竟有多大仍需探讨。简言之，威廉二世时代，欧洲各国面临着拿破仑时代所未曾遇到的问题。维也纳会议时，民族主义在欧洲大陆仍主要是法国现象，但到1888年，民族主义已席卷欧洲。与阶级政治类似，民族主义已成为一股巨大的政治力量，根本上改变了欧洲国家的性质。然而，此时欧洲各国的外交仍由国王和贵族掌控，他们的外交思路陈旧，基本停留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后寻求力量均衡、确保任何大国都不会独占欧洲大陆主导地位的思路上。在这一背景下，新兴政治阶层与传统政治精英之间的矛盾和张力势必加剧。从这个意义上看，威廉二世的出现仅是一个突破口。

这一矛盾的最终爆发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费迪南大公被刺。当时，欧洲各国并不真正渴望战争，它们只是按照传统外交的惯例，逐个加入各自的阵营。协约国与同盟国这两个早期现代外交框架下的联盟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卷入了战争。人们原以为战争会很快结束，结果却持续了四年，代价惨重。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是这场战争的一个主要结果。此外，一战还导致了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的垮台，英法帝国的衰败，以及民族主义思潮的进一步高涨。1919年巴黎和会前后，大量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兴起了反殖民运动和独立意识。

一战的结局给人一种传统帝国政治的总体性崩溃的印象。霍布斯鲍姆因此将1875年至1914年这一阶段称为“帝国时代”。然而，一战后的世界政治仍被各大帝国主导，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中提出的有利于弱小民族自决的14条也未能改变这一局面，和议最终发展成了英、法、日等主要战胜国的分赃会，这也再次证明了帝国政治的主导性。

一战后一个重要趋势是保守思潮在全球范围内的不断壮大，最终发展到失控局面。1929年的经济危机及随后的经济大萧条成为这一趋势的关键转折点。此前，欧洲已发生过多次经济危机，但如此大规模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则是前所未有。这场经济危机对社会下层民众造成了巨大伤害，导致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出现了左右两极化。但是，尽管左派势力在各国都有所上升，整个世界却无疑在加速向右转。各种既反对共产主义又反对自由主义，强调国家权力与控制经济，带有强烈领袖崇拜、独裁和保守民族主义倾向的法西斯主义思潮在世界绝大多数地区盛行。

需要指出，在那个时期，实行法西斯主义的国家往往经济恢复更快，率先摆脱大萧条，为下层民众带来了一定好处，因此往往会被认为是一个好选择而广为追随，德国就是典型的例子。在二战中完败后，法西斯才转变为一个非常负面的概念。回头看，我们可以说希特勒为德国选择了一条死胡同，但当时的德国民众，甚至包括像海德格尔这样的知识分子，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还需要指出，美国在这一时期对国际格局的影响力仍然有限。在巴黎和会前，美国在菲律宾等地区虽然有过明显的帝国行为，但其对自身的总体认知仍是从反英帝国主义的框架出发，具有较强的反帝国主义倾向。此外，直到珍珠港事件前，美国还在努力保持孤立主义政策，其经济也未能摆脱大萧条。从这个角度看，日本偷袭珍珠港将美国拖入战争，事实上为仍处于经济危机中的美国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军队的大力扩充和战时经济吸纳了大量失业人口，使美国在军事和经济上都得到迅猛发展。二战结束时，世界出现了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都持有反殖民和反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尽管它们逐渐发展成了一种新型的帝国主义国家，这是后话。

▍去殖民化、左倾反自由主义思潮兴起与冷战（1945~1976） 

如果说一战的结局并不等于传统帝国的垮台，那么二战的终结无疑标志着传统帝国总体垮台的开始。随着二战的结束，德国和日本这两个帝国不复存在。尽管英国和法国仍在维持各自的帝国，但二战期间所搅起的各种力量使得两国殖民地的独立运动和独立呼声不断增强，同时它们对殖民地的控制力也明显减弱。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年中，英法殖民地陆续走向独立，标志着民族国家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主导国家形态。

然而，除了中国和少数几个国家，这些殖民地能迅速获得独立的最重要原因并不是来自内部的抗争，而是美苏两国崛起为世界级超级大国。尽管美国和苏联在许多方面存在根本性差异，但它们坚持的意识形态中都包含较强的反殖民主义和支持民族自决的倾向，因此都对各国的独立运动给予了支持。如果没有美国、苏联以及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地区性大国的支持，二战后的独立建国运动不可能如此迅速发展。

当然，传统帝国的垮台并不意味着帝国政治已过时，因为在传统帝国的废墟上崛起的是美国和苏联这两个新型帝国。与传统帝国相比，这两个国家并不采取直接殖民控制，在占领他国领土上也较为克制，其主导权建立在意识形态软实力、经济手段、国际规则的制定以及干涉他国内政的基础上。

从某种角度来看，帝国作为国家形态的继续存在是很难消除的，因为各国的内政、安全及其他一些合理诉求都无法停留在明确的领土边界之内。例如毒品控制、环境污染、贸易保护、内战等不少问题都无法限制在国界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国家实力强大，为了自身的某种“安全”需求，自然会对国界以外的地区产生控制欲望。问题在于，只要实力存在，控制就可能不断扩展。这个国家可能会借助各种理由对他国事务进行过度干预，最终变成越来越明显的帝国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国家在强大到一定程度后都可能产生帝国性，只是帝国的形态和性质在不同历史时期会有所不同。

如果说二战前主导世界的思潮是向右走，二战后则转向了左倾。这一转变有两个主要原因。首先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壮大。二战开始时，世界上仅有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而二战结束不久后，包括中国在内，近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国家体系中。其次是历史的反向运动。尽管美国支持去殖民化运动，新兴的独立国家在立场上更倾向于亲苏和反西方的立场。这并不是因为苏联的军事和经济力量更为强大，而是因为这些新兴国家在争取独立的过程中，必须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上与原西方宗主国进行切割。因此，与西方对立的苏联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体制成为首选。

相对而言，美国不仅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与英法两国更为接近，而且由于希望阻止亲共左派势力在新兴独立国家上台，或因外交政策受英法两个正在瓦解的帝国的掣肘，常常无意中甚至自觉地与去殖民化运动和新兴独立国家对立。这进一步强化了新兴国家的左倾倾向。周恩来所说的“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实际上就是对二战后去殖民化运动以及新兴独立国家当时政治倾向的总体概括。

西方左派学者曾对新独立国家的前景抱有较高期望。他们认为，一旦摆脱宗主国的奴役和剥削，这些新独立国家的经济必然会迅速发展。然而，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大多数新兴国家在独立后不仅经济发展停滞不前，且部落冲突激烈、政变频繁，政治动荡。西方知识分子因此提出这些国家面临着西方殖民所导致的政治、人口、生态、文化等方面的危机，以及这些国家的文化与现代化不匹配等理论，并将研究重点集中在新兴国家的农民革命等议题上。

回顾历史，尤其是与东亚后发展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的经济发展案例进行比较后，我们发现，许多新兴国家独立后经济难以发展的根本原因并不复杂。这些国家在西方殖民者到来前，往往缺乏国家传统或没有持续的国家传统。部落间即便仅相隔几公里，却可能说着完全不同的语言，而民众的认同基础通常是部落而非国家。这些部落之所以聚集在一起，完全是西方殖民时期和独立时期的政治发展所致。用学术语言来说，这些新独立国家在民族认同建构和国家构建上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这种情况下，西方殖民者的撤离（有些地方甚至可以说是仓促的离去）只会带来政治真空和混乱，而非经济发展。问题是，这些国家大多声称在实施左倾的、反西方自由主义的威权体制和社会主义经济。一旦经济不成功，这些国家的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自然会对所坚持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感到失望。因此，随着苏联的衰弱，这些国家纷纷抛弃左倾反西方的意识形态。这当然是后话，因为左倾思潮在世界范围内大幅退潮的最直接的原因并不仅是第三世界小国经济发展的失败，更是苏联这个超级大国在多个方面的失败。

冷战初期，新独立国家普遍倾向于亲苏社会主义，而新中国的成立及其对苏联的“一边倒”政策，则更让美国感到紧张。在军事方面，当时的苏联和美国在表面上看似乎也相差不远。可以说，美苏两国的竞争中，苏联的软实力在西方以外的世界还具有较大的优势。这种优势迫使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支持反共的右派政权，以防止社会主义阵营“多米诺骨牌”式的扩散。

美苏竞争均势的打破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我认为，1956年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在《纽约时报》上登出后所产生的持续影响，是最初也是最为重要的转折点。长期来看，这一事件对苏联政权的合法性造成了严重冲击；而从直接效果来看，它削弱了欧美的共产党及亲苏社会主义政党的势力，开启了西方传统左派势力迅速消退的历史进程。

我将西方传统左派的衰落视为苏联衰败的开端，原因之一在于这一事件直接影响了苏联的科技水平。正如我在多种场合所指出的，当一个国家在科技方面与他国差距较大时，只需大致把握方向，国家的投入和支持在此时能发挥显著作用。然而，当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接近他国并希望赶超时，所需的便是范式性的创新能力，而这种能力最依赖于个人的心灵自由、学术自由，以及合理的激励机制（包括某种社会需求）和学术评价体系。在这一点上，仅靠国家的投入和激励就不一定会有效，甚至搞不好还会适得其反。正是在范式性创新方面，苏联与美国的差距一直非常明显，但在美苏争霸早期，苏联凭借其软实力吸引了不少优秀的欧美左派知识分子，在他们的支持与帮助下（甚至包括获取科技情报），这一差距并不凸显。然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导致西方传统左派势力的衰退，进而使苏联失去了吸引力，导致其在新兴的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等领域与西方的差距日益扩大。例如，20世纪70年代初以色列和叙利亚之间的空战中，苏联的米格机虽然机械性能优越但缺乏基础的计算机雷达报警装置，大败于美国飞机。这表明美苏两国在新兴科技领域已经出现了代际差距。

虽然美国是一个有着自由主义传统的多党民主国家，但为了防止社会主义阵营的扩张，冷战初期的美国却广泛扶植反共的右倾独裁政权。这一政策持续到上世纪70年代初。一个显著的例子是智利左派民选总统阿连德在1973年政变中被刺杀，背后就有CIA的影子。然而，到了70年代，新独立国家在各种“社会主义”道路上相继失败，革命运动逐渐退潮，美苏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科技和经济实力差距不断扩大。这为美国国家政策的改变提供了契机，其中最具标志性的转折点是卡特在1977年提出的人权外交战略。他强调美国应在全球范围内支持基本人权和自由，并通过外交途径促进民主、言论自由和公民权利。此后，美国逐渐不再支持右派独裁政权，转而推动人权外交和民主输出。例如，上世纪70年代末，美国放弃对巴列维的坚决支持成为伊朗革命成功的重要因素。尽管伊朗危机导致卡特未能连任，但他设定的美国新国策并未改变。此后，美国越来越积极地推动各国的民主化运动，其历史后果便是所谓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兴起。

▍美国独霸与自由民主浪潮的兴起（1977~2012） 

所谓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最早可以说是发源于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这三个南欧国家。葡萄牙和希腊的民主化进程始于1974年，而西班牙的民主化则是在佛朗哥于1975年去世后开始，并在三年后通过的民主宪法奠定了当代西班牙的政治框架。与其后的民主化相比，这三个国家的转型主要是源于内部的政治发展。尽管目前这三个国家在国家能力、民主质量、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与西欧和北欧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尤其是希腊问题最为突出，但它们目前都是欧盟成员，且均拥有较为稳定的多党民主体制。

除了南欧三国外，其他国家的民主化过程都或多或少与美国的人权外交战略有关。大致有两种情况：首先是苏联及其控制下的东欧国家。卡特的人权政策主要针对苏联，他曾多次公开批评苏联的人权记录，抨击其内部的政治压迫以及对东欧的控制。里根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这一政策，支持苏联境内的异见人士和东欧各类异见运动，并要求苏联遵守1975年《赫尔辛基协议》中有关人权的条款。在与戈尔巴乔夫的峰会中，他提出释放异见人士和关注其他人权问题，并发表了著名的“邪恶帝国演讲”和“柏林墙演讲”。尤其是在1987年的“柏林墙演讲”中，里根公开批评苏联及其他共产主义政权的政治压迫，呼吁东欧人民追求自由与民主，成为冷战后期美国推动全球民主化的重要象征。

如果说美国对苏东集团的施压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冷战的考虑，那么在其他地区推动民主化的行为则凸显出意识形态主导的特征。例如，美国的直接或间接施压促进了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包括尼加拉瓜、阿根廷、巴西、智利、萨尔瓦多、韩国、南非、津巴布韦等国家和地区的民主转型。可以说，随着里根政府在1982年推出全球性的“民主计划”，美国围绕人权和民主的新外交战略已经成形。

需要指出的是，许多威权和独裁政权的倒台，尤其是苏联的崩溃，主要源于其自身的问题，而非单纯由于美国的人权和民主外交战略。以苏联为例，在勃列日涅夫17年的统治期间，苏联与西方在经济和科技方面的差距不断加大，且与东欧国家的关系逐渐疏远。苏联错误卷入阿富汗战争，陷入了难以自拔的泥潭。从这个角度看，来自苏联和东欧的改革呼声主要是这些国家内部政治发展的结果，与美国外交政策的改变并无直接关系。反而可以说，苏联实力的衰退促成了卡特和里根人权外交政策的形成。然而，美国的新外交战略无疑激励了苏联及东欧各国的异见团体，并为这些国家的政治改革指明了“方向”。如果没有卡特人权外交之后美国所提出的民主化话语体系，苏联的改革未必会采取戈尔巴乔夫以“公开性”（glasnost）为核心的“改革”（perestroika）路径。从这个意义上说，卡特和里根时代所形成的民主化话语体系为苏东集团的政治变化和全球性的民主化浪潮提供了一个总体框架（master frame）。同时，“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也逐渐发展成了一个由美国强行推动的进程。

为了获得美国的支持，或者由于已经获得了美国的支持，许多威权国家的原属于“体制内”的政治力量也发展成了民主斗士。于是，民主化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这就是亨廷顿提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和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的历史背景。然而，从国际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大约在80年代初之后，所谓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越来越成为美国推动下的全球政治发展，是苏联衰弱和美国发展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的体现。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是由美国推动的政治过程，其结果与苏联输出革命相比，差异并不会太大。这与体制本身的好坏关系不大，关键在于通过外部干预的方式，将“种子”撒在完全不适合其生长的土壤中，最终都不会收获什么好果子。除了少数成功的案例，民主浪潮下涌现的大量新兴民主国家不仅未能在经济上带来持续的好处，反而引发了族群冲突、内战甚至种族清洗，导致许多“民主国家”沦为由强人操控的低质量“民主”，这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因此，西方学者在这一领域进行了大量研究，提出了各种概念。

美国是在“自由主义”（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的名义下，推动了全球的民主化浪潮。这一政策的失败必然会严重损害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道义性地位。问题是，自由主义是启蒙运动以来，几乎所有世俗意识形态的根基，一旦自由主义受到损害，整个启蒙精神也会受到重大影响。在上世纪80年代末，美籍匈牙利裔历史学家约翰·卢卡奇（John Lukacs）曾提出“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兴起与垮台是20世纪最具标志性的历史转折”，这一观点在中国知识界曾经引起了广泛关注。经过大量阅读，我在90年代初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场民主浪潮也将削弱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的力量。如今看来，我不幸言中。

▍自由民主浪潮受挫与右倾保守主义的复兴（2013年至今） 

早在21世纪初，美国推动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就已显露出诸多问题，各国的保守主义思潮和政治力量开始回归。我将“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结束的时间点定在2013年，主要基于以下原因：2012年，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领袖穆尔西通过民选成为埃及总统，但次年7月，埃及军方发动政变推翻穆尔西，并于10月取缔穆斯林兄弟会。虽然美国政府没有直接参与此次政变，但在政变后却公开表示埃及军方的行为并不是政变，并在2015年恢复了对埃及的军事援助。这一事件在我对世界大势的解读中具有特殊意义，表明美国已明显背离了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以推动人权和民主化为核心的外交战略，标志着由美国推动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开始大规模退潮。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退潮和自由主义的严重受损，为世界范围内保守浪潮的形成提供了契机。以下，我简要介绍一些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政治谱系变化。 在俄罗斯，普京自2007年左右开始明显转向保守，脱离他在2000年当选后所采取的亲西方政策。他在军事和外交上与欧美的对立加剧，同时在国内强化俄罗斯民族主义，反对“西方颓废文化”，提倡“传统价值观”，并与俄罗斯东正教会积极合作。在印度，自2014年当选总理以来，莫迪强力推动以印度教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复兴，试图通过印度教民族主义来重塑国家认同。这一系列做法使得印度其他宗教群体（尤其是穆斯林群体）和女性的社会地位受到严重挤压，进而引发反弹。土耳其在埃尔多安的领导下，向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方向发展。埃尔多安通过复兴奥斯曼帝国的遗产塑造新土耳其主义，意图加强土耳其对奥斯曼帝国统治区域的影响力，推广传统保守价值观，并通过修改宪法来强化总统权力，削弱议会和司法的独立性。他还加大了对媒体和言论的控制，支持阿拉伯世界的保守力量，并在叙利亚等问题上采取更积极的姿态，对国内库尔德人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中东、拉丁美洲、非洲和东南亚的情况也值得关注。在中东，右倾保守势力的上升首先体现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地，尤其是伊斯兰国的崛起，直接源于美国发动的第二次伊拉克战争所造成的权力真空和难民潮。虽然伊斯兰国的最后据点在2019年被美国支持的“叙利亚民主力量”攻克，但其残余势力仍在全球发挥各种影响。拉丁美洲各国情况虽不尽相同，但主要国家的政治发展大致反映了世界政治谱系的走势：从20世纪90年代的政治民主化和经济新自由主义化，到21世纪初左翼势力的再次兴起，再到近年右倾保守势力的回归。非洲各国间也有较大差异，但普遍走向右倾保守已是不争的事实。其中，军事政变和军人干政在尼日尔、乍得、马里、索马里、苏丹、几内亚、布基纳法索、塞拉利昂、加蓬、刚果民主共和国、津巴布韦等多个国家变得非常普遍，反映出美国推行的民主浪潮在该地区的式微。东南亚同样如此。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保守的“政治伊斯兰”势力逐渐上升；而在菲律宾，世俗的民族主义势力表现出强劲势头。

既然“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是由美国主导的全球性现象，其带来的负面后果自然不仅限于非西方国家。在过去十几年里，尽管各国的情况差异明显，但近期的选举结果显示，极右保守势力在欧美传统多党民主国家中普遍走强已是不争的事实。以下是一些欧洲的例子：法国国民联盟候选人海琳·勒庞在2022年总统选举中进入第二轮，获得41.5%的选票；德国另类选择党（AfD）在2021年联邦选举中获得10.3%选票，在原东德地区表现尤为强劲；意大利兄弟党在2022年大选中获得约26%选票，成为最大党，而北方联盟（另一个极右政党）获得约9%选票；奥地利自由党（FPÖ）在2024年的联邦选举中获得约29%选票，成为第一大党；瑞典民主党（SD）在2022年选举中获得20.5%选票，成为第二大党；荷兰自由党（PVV）在2021年大选中获得约17%选票，在议会中占有重要席位；西班牙的新佛朗哥派呼声党（Vox）在2023年大选中获得约12.4%选票，成为议会第三大党；匈牙利青年联盟（Fidesz）在2022年大选中获得约54%选票，继续保持执政地位。

然而，这些欧洲国家右派保守势力的兴起与新兴民主国家的情况完全不同。新兴民主国家右派势力的崛起主要是由于过去在外部压力和诱惑的推动下，在政治上迈向多党民主、在经济上走新自由主义带来的诸多后遗症；而欧美国家右派保守势力的兴起则是由于政治家和主流知识分子在民主“历史终结论”的指导下，或在过度自信的气氛中，失去了现实感。这种情况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一是新兴民主国家的族群冲突、战争，以及美国的军事干涉给欧洲带来了远超其吸纳能力的难民和移民潮；二是输出民主和军事干涉耗费了大量资金和人力，影响了内政质量；三是新一代左派/自由派对各种新左派议题有大量关注，但贫富差距、就业、教育、夕阳行业的保护和转型以及社会福利等等传统左派议题在不同国家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忽视，导致了社会下层转向了各种形态的极右保守势力。

美国和欧洲也有许多不同：美国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始作俑者，因此其“人权外交战略”在某些地区和某些方面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并且该外交战略的某些方面在目前也还能得到不少欧洲国家的支持，因此会给中国带来一定压力。此外，美国是一个传统移民国家，同时也是一个高度多元的国家，对移民和难民的吸纳能力要远远高于欧洲，因此移民和难民给美国带来的问题也远远要小于欧洲各国。美国也是一个世俗化程度较低的国家，包括基督新教和天主教在内的各种宗教力量在美国仍然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因此新来的穆斯林移民对美国社会造成的冲击也较欧洲要小得多。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保守主义就更容易与原教旨主义宗教力量结合。相比之下，在世俗化道路上走得很远的欧洲不但会在穆斯林移民增加这一问题面前进退失据，而且会走向较为世俗的极右道路。不过，美国毕竟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期间西方国家在输出民主和军事干涉方面的主力军，外部干涉力度过大势必对美国内政质量产生更大影响。此外，与欧洲相比，美国的社会主义传统相对较弱，因此在福利、社保和再就业培训等方面存在明显差距，并且在新自由主义经济道路上走得更远。这导致美国的新左派/自由派忽视老左派的传统议题，对美国社会底层的伤害明显大于欧洲，结果将大量处于锈带的蓝领工人推向了保守阵营，成为特朗普的票仓。

但是总的来说，美国和欧洲同时走向右倾保守已是不争的事实。

▍结论 

本文根据中国的道家史观，总结了自19世纪末以来世界经历的几次重大历史转折及其成因。如果上述判断和归因具有一定道理，我们对当今世界的发展可以做出以下几项预判。

第一，由于上一波世界趋势是所谓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而美国推动民主化的意识形态基础是自由主义，因此民主浪潮的退潮必然会损害自由主义在全球的道义性力量。自由主义是启蒙运动后产生的绝大多数意识形态的母体（例如，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也源于自由主义），因此启蒙运动的遗产在当今世界将面临越来越严重的挑战，并且这一挑战将持续一段时间。

第二，尽管自由主义的道义力量遭受重大损害，但目前世界上并没有可替代自由主义的，比较积极世俗意识形态，因此保守主义也将在全球范围内盛行一段时间。然而，今天的世界也不存在一个可以整合各种保守主义思潮的意识形态（类似于一战和二战之间的法西斯思潮）。因此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保守主义政治力量就会在本地发掘各种宗教性的和世俗的资源，以图发展，形成一个保守主义高度多样性（endless varieties of conservatisms）的时代景观。

第三，虽然民族主义也是启蒙运动的产物，但其内容极为单薄。具体来说，民族主义仅认定某一类居住在特定地区的群体（民族）享有自治权，除此之外并无实质性内容。然而，这一特性却使得民族主义能够与任何意识形态结合，包括反启蒙的意识形态。在“民族国家”仍是当前国家主要形态的现实条件下，各种保守主义，尤其是国家操控下的保守主义运动，必然会将民族主义视为主要武器。因此，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力量，不仅将在较长时间内主导全球，还将与各地的世俗和宗教保守主义思潮及政治理论结合，形成一个民族主义高度多样性（endless varieties of nationalisms）的时代现实。

保守主义高度多样性和民族主义高度多样性对于政治家和社会科学家来说都是一个灾难。各国的政治家出于自己价值观、眼前利益与国际和国内政治等等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会看不清或者顾不得大形势，而只能走一步看一步。而各国的“社会科学家”也因其价值观、利益及各种“学科训练”所限，也只会制造出能蒙住自己和他人眼睛的信息沙尘暴，到头来给他人作嫁衣裳。

第四，随着世俗意识形态的大规模消退，各种宗教力量势必会复兴，并开始在各国政治及世界政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然而，这里有两个重要例外：西欧和中国。西欧是启蒙运动的发源地，在世俗化的道路上走得很远，因此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的力量短期内难以有巨大的复兴。同时，面对不断上升的伊斯兰教人口，高度世俗化的西欧在应对上也往往会显得进退失据。传统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儒学，而儒学是一个相对比较世俗的意识形态，并且儒学的两个最为重要的制度基础——科举制和以村落为基础的家族组织——在20世纪多次革命运动中几乎被彻底摧毁。在其他国家，传统宗教性的主流价值观因为有寺院和教会等组织及制度的依托而能得以恢复与壮大，但是作为中国传统主流价值观的儒学却成了无根的幽灵。发生在中国的保守主义潮流也因此会显得更为世俗。

传统中国的士子有着李泽厚所说的“实践理性”的传统，而这一传统在当前中国的知识阶层的思维方式中还普遍存在。欧洲启蒙运动的最为根本的精神是更为广义的理性精神，而不是稍后发展起来的狭义的科学理性，或者是给人类曾造成重大灾害的德国式的理论理性。或许，欧洲和中国有可能成为坚持启蒙精神的两个主要场域，尽管从现实政治的发展来看，它们可能无法意识到这一点，从而继续相互误解。

第五，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俗意识形态在全球占据主导地位时，许多国家的宗教改革家都曾对本土宗教进行了更符合现代潮流的解读，形成了各种“改革宗”。如今，在世俗意识形态普遍式微的情况下，不仅宗教在许多国家将会复兴，而且复兴的各宗教更可能采取反对现代价值的保守原教旨主义形态。

第六，从经济、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四个方面综合考察，尽管美国在道义和意识形态方面均受到较大损伤，但仍然是全球独一无二的帝国。在当前世界体系中，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替代其地位。在未来十到十五年，甚至更长时期内，这一点很难改变。然而，美国的软实力由于种种原因将继续下降，甚至可能重新采取“孤立主义”政策，从而呈现出一种“衰弱”的假象，导致世界出现各种权力真空和不稳定因素。

第七，1945~1976年间的左倾去殖民化潮流背后是欧洲传统大国的危机，但并非美国的危机。正是由于美国的保驾护航，西方世界才得以继续保持其主导地位。1977~2013年间的民主浪潮实际上反映了苏东集团这一世界二流政治力量的危机与崩溃，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力量反而有所增强。然而，2013年后保守主义的复兴则是一个全球性危机，包括美国和欧洲在内的国家都面临着这一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的世界性保守浪潮与1888~1945年间的保守浪潮在许多方面更为接近——它们都是最为强盛的核心国家所面临的危机，并且这一危机才刚刚开始。核心国家所引发的全球性危机，其负面后果不可估量。想想看，苏东集团的衰弱而引发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带来的只是各种地区性的动荡，而1888年后的欧洲危机却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在许多国家拥有核武器或潜在核武器发展能力的今天，人类是否还能承受一次世界大战？如何面对由核心国家危机引发的世界性保守大潮的负面后果？这是一个绝对不能掉以轻心的问题。

第八，这场保守主义浪潮给世界带来了许多不确定因素，甚至四年一次的美国总统选举都能惊心动魄地搅动着各国政治家和民众的人心。我无法预测这场保守主义浪潮会持续多久，也无法估计其负面后果的严重程度，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物极必反。正因为这次世界性浪潮是保守主义浪潮，其产生的负面后果必然会推动世界朝向自由和开放的方向发展。而那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保守浪潮负面冲击，并率先走出保守浪潮的国家，更有可能获得益处。对这一趋势，我们应当有清醒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