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纵观印度五场对外战争，原来军政关系最大弱点在这…

 摘要 

印度政治学者阿尼特·穆克吉在其专著《对话缺失》中从军政关系视角重新考察了印度独立以来的五场对外战争，从武器获取、联合行动、军事教育、军衔晋升和防务规划等方面，分析了印度军政关系和印军军事效能的关联。他的研究表明，印度以军事效能低下为代价，换取文人治军的成功。这一观点，反映出亨廷顿客观文人治军理论的局限性。印度长期存在军政疏离和三军各自为政的弊端，近年来莫迪政府大力推动军事改革，加强军政协作和三军协同，其发展态势值得密切关注。

关键词： 军政关系 军事效能 印度军队 莫迪政府军事改革 

图源：“明德史馆”微信公众号

印度武装力量前身是殖民时代英国建立的殖民地军队。1947年印度独立后，其军队系统历经了印度化过程，逐步建立起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安全的国防体制。除陆海空三军外，印度还逐步发展出海岸警卫队、核战略司令部、边防特种部队等支援服务力量，以及一些跨军种整合机构，如安达曼-尼科巴司令部等。目前，印度现役部队规模居全球第二，军事预算和军事支出一直位列全球第三，战力居全球第四。长久以来，印度军政双方和三军内部“各自为政”的状态备受诟病。2020年，印度政治学者阿尼特·穆克吉（Anit Jukherjee）在其专著《对话缺失：印度的政客、官员和军队》（以下简称《对话缺失》）中探讨了印度政治领袖、文官系统和军队间的“对话缺失”现象，认为缺乏信任和有效沟通的军政关系是导致印军效率低下的根源之一。《对话缺失》作为牛津大学出版社“现代南亚”系列中的一部，一经出版立即引发印度国内关注，印度重要研究机构和主流媒体围绕该书组织了多场访谈节目和研讨活动，足见该书价值。《对话缺失》反映了印度军政关系、军事效能等重要议题，也为我们理解莫迪政府的军事改革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一、印度的军政关系

阿尼特·穆克吉出身行伍，曾任印度陆军少校，从军9年间亲历了多次军事行动，对印军前线作战的军事效能深有体会。退伍后，穆克吉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后又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高等印度研究中心（CASI）从事博士后研究，曾在印度国防分析研究所（IDSA）、布鲁金斯学会和兰德公司短期学习和工作。2013年起，他就职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主要从事军政关系、印度国防改革和南亚安全事务等方面的研究，并兼任印度社会和经济进步中心（CSEP，新德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高等印度研究中心客座研究人员。他在《对话缺失》中，对印度的军政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

（一）

军政关系的“理想模型”

军队和政府的关系历来是国家治理最重要的政治议题之一。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开创了军政关系研究的自由—民主主义理论流派，在其1957年的专著《军人与国家》中提出了著名的“客观文人治军”理论（objective civilian control）。在亨廷顿的理论模型中，客观文人治军指的是较为严格的军政权责划分，军队专门负责军务，而政府不会干预部队内部事务。亨廷顿关注的核心议题是西方现代国家如何既能通过强大的军队防范和避免外部威胁，又能确保军队的权力不被滥用，构成对政权的内部威胁，指出客观文人治军是一种理想的军政关系。

亨廷顿主张的客观文人治军是一种亲军事的保守主义立场（pro-military conservatism），核心要求是军队的职业化（professionalism），即要求军队专注于军事业务，成为“暴力专家”，同时在政治上变得无能，保持“政治中立”和“非党化”（apolitical），不介入政治事务。根据亨廷顿的理论，在“成熟的民主政治社会”里，政治领袖、文官系统和军队职责分明。经由民主选举获得合法性的政治领袖和文官系统组成文人政府，负责把握政治方向和制定战略目标。军队则必须承认和服从文人政府的领导，坚持中立原则，以自己的职业能力实现既定目标。在政治竞争中，现役军人个体不得公开表达政治意见，而军队作为一个集团不能整体性地表达政治偏好，否则会被视为“干政”。亨廷顿认为，客观文人治军在有效避免军队卷入政党政治，维持民主政体长治久安的同时，也能实现军队军事效能的最大化。

亨廷顿的《军人与国家》出版后在全球政治学界引发广泛讨论和争议，许多学者探讨了军政关系问题，如Welch & Smith（1974）、Albright & Lovell（1997）、Desch（2001）、Cohen（2002）等。但是，客观文人治军理论却在印度扎根并被视作“普世适用的军政关系模型”，成为印度精英和民众心目中的理想军政关系。

（二）

印度“文人治军”的实践

印度自1947年独立以来，便树立了文人治军的军政关系原则，文人政府牢牢地掌握着军队。Cohen描述道，“印度不仅施行文人治军，而且文人政府对强大的军事武装形成了压倒性的控制”。形成这一局面有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作为前殖民地国家，印度长期受英国殖民统治，独立后的新政权大量继承了英国的殖民遗产。这既包括殖民时代的制度安排，如殖民时期的政府架构和军队系统，也包括宗主国的政治理念和政治思想。在殖民体系即将土崩瓦解的历史时刻，殖民者会千方百计地迫使殖民地人民保留当地业已建立的殖民制度，最大限度保障宗主国在殖民地的利益和影响力。但是，制度变迁受到“路径依赖”的限制，存在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国家一旦走上某一制度路径，其既定方向就会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强化。事实上，获得独立的原殖民地国家，其新生政权大多有着较为强烈的去殖民化愿望，但囿于路径依赖和各种内外部条件限制，基本上都选择了宗主国的政治制度，保留了殖民时代的军政机构和制度安排。印度也不例外。

另一方面，印度国大党早期领袖深受非暴力思想浸淫，将军队视作英国殖民者捍卫自身殖民统治、压迫殖民地人民的工具，是殖民者强加在殖民地人民身上的沉重负担。此外，英属印度时期（British India），殖民政府优待军队，长期殖民统治下建立的军队是否对新政权有足够的政治忠诚，也令国大党领袖心存疑虑。独立初期，印度军队内部甚至流传着“新政府是军队的继母”的说法。故此，在发展军事和提升民生的权衡中，新生的政权选择将重心放在后者。早在开国总理尼赫鲁执政初期，印度就牢牢确立了文人治军的制度安排，采取了诸多预防军事政变的措施，保持文人政府的相对强势和军队的相对弱势，对后续的印度军政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尼赫鲁政府平衡军队的种族结构，兴建本土国防院校，大幅削减和限制军队支出，将军队高层排除在国家核心决策圈外，降低军官等级，缩短高级军官服役年限，加强军人对民主制度的忠诚教育等，努力削弱军队的地位和军人的社会影响。同时，确立以文官为中心的政治制度和“文官优先”的行政规范，大大增强了文官体系对社会精英的吸引力。这样一来，新生国家实施文人治军的力度，远远超过了英属印度时代。

总体说来，印度独立以来，文人治军理念早已深入人心，民选政府更替稳定。印度从未出现军事政变，这在20世纪摆脱殖民统治获得独立的发展中国家里，堪称独树一帜。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和缅甸同为英属印度的前殖民地国家，都军事政变频发，政局长期动荡，经济民生凋敝。对比之下，印度文官政府控制军队的制度安排，足以令印度人引以为豪，证明印度军政关系之“成功”。因此，印度国民视自己为前殖民地国家民主化的典范，盛赞领袖的政治智慧，自诩印度为“成熟的民主政体”“世界最大民主国家”。

二、印度的军政关系和军事效能

虽然印度自视为民主典范，但印军战力不高、军事效能不尽如人意的状况，也常为人诟病。穆克吉在印度媒体The Wire的电视访谈中表示，以印度目前的军费投入，完全应该在战场上有更好表现。但现实中，军队和政府之间、陆海空各军种之间各自为政之烈，早已引发有识之士对印度军政关系的批评。有印度学者指出，“军事规划上过度的文人治军，业已成为印度防御整备的最大诅咒。”穆克吉的《对话缺失》就是一部反思印度军政关系的作品。该书开宗明义地指出，“印度目前的军政关系和军政制度有损军事效能”。他认为按照客观文人治军理念建立的印度军政关系，导致军队和政府、各军种之间缺乏信任和有效沟通，是造成印军效能低下的重要原因。穆克吉从军政关系角度重新审视印度独立后的军事史，具体分析了印度军政关系和印军效能低下的关联，为改革军政关系提出建议。

（一）

军政关系视角下的印度军事史

穆克吉从军政关系视角重新分析了印度独立以来5位总理领导下的5场战争，重点讨论战争期间的文武互动和三军协同，籍此梳理出印度军政关系发展的主要脉络。书中援引大量一手文献和资料，提供了丰富生动的历史细节，对研究印度军事史和军政关系发展史富有参考价值。

尼赫鲁执政时期，1962对印自卫反击战爆发，以印方战败告终。尼赫鲁建立了牢固的文人治军制度，被历史学家广泛视作开明智慧的政治领袖，但印度军方常批评尼赫鲁，认为文人治军牺牲了军队的专业性，削弱了印军的战斗力。尼赫鲁对世界和平的乐观想象和不结盟主义的外交原则，导致其低估了国家的安全威胁，对军事发展（尤其是陆军发展）在国家总体规划中的地位重视不够，军队在国家事务中的话语权不足，选派不懂军事的文官管理军队，故此对1962年的战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穆克吉指出，此次战败表明印度在战略、外交、情报、军事、作战行动和战术上的全方位失败，战前印度军政关系处于低谷，军政间完全无法自由坦率地对话，甚至出现“结构性沟通中断”。颇耐人寻味的是，战败并未推动印度军政关系的修复。战后，军方开始坚决制止文官干涉军务，强烈反对晋升亲近政界的军官，军政分野进一步加大。

夏斯特里执政时期爆发了第二次印巴战争（1965年），印巴双方均宣布获胜。夏斯特里没有尼赫鲁的个人权威，深知1962年战败后，军方对政治领袖和文官政府的指责，因而和军方维系着既疏离又“和谐”的关系。印军内部将第二次印巴战争的胜利看成军政关系的典范，但穆克吉认为印军在本次战争中的作战行动和高层指挥均存在严重问题。在作战指挥上，陆军参谋长自主权极大，在开战和停战决策中均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印度在军事优势明显时做出停战决策，让许多分析家认为印度错失了扩大战果的机会。这场战争暴露的另一问题是陆军和空军的协同，战场上甚至出现多起误伤事件。在战略层面上，政治领袖和文官政府没有制定清晰的战略规划，明确作战目标。总体而言，这场战争暴露了表面和谐的军政关系之下的深层问题：文官缺乏军事知识，无从辨别军方建议的优劣，只能照单全收；而军方在制定军事计划和执行军事行动上，几乎享有完全的自主权。

英迪拉·甘地执政时期的第三次印巴战争（1971年）以东巴基斯坦从巴基斯坦独立成为孟加拉国告终，印度获得压倒性的胜利，这场战争也成为印军的高光时刻。胜利得益于文官政府与军方良好的信任和充分的沟通。英迪拉·甘地执政初期，政治地位不很稳固，曾引发全国上下对军事政变的担忧。此后，甘地总理逐渐摆脱困局，军方选拔高级军官时，能否效忠总理也逐渐成为重要的标准，由此印度迎来军政关系最为和谐的时期。战争期间，英迪拉·甘地为军队制定了明确的政治目标，给予军方军事自主权的同时，较多介入作战计划的制定，加强了文官对军队的监管。军队也向总理提供了严谨审慎的军事建议，三军协同作战也有所改善。此役胜利之后，英迪拉·甘地威望大涨，政治地位空前稳固，曾考虑增设国防参谋长一职，遭到空军激烈反对，此事便搁置下来。归根结底，文人对军队掌握政治权力的忌惮之心，仍十分强烈。

拉吉夫·甘地执政时期印度出兵参加斯里兰卡维和行动（1987-1990），实际是镇压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的独立运动。这场战争以失败告终，印军损失了约1200名士兵，并受到诸多谴责。拉吉夫·甘地是印度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理，政治根基较浅，个人威望不强。执政初期用人得当，颇为有力地推动了国防改革，但引发文官反对，军政关系很快出现倒退。印度政府出兵斯里兰卡的决定比较仓促，战略目标也不明确，故而“军队行动备受牵制，好比打仗时一只胳膊被捆在了背后”。当时的陆军参谋长是富有传奇色彩的孙达吉将军，他和总理关系不甚融洽，强烈反对政治势力干预军事行动，同时印军三军协同问题仍不断出现。

在瓦杰帕伊执政时期的卡吉尔战争（1999年）中，印军以重大损失换取了战争最后的胜利，战后对此役的反思也成为印度军政关系发展的关键节点之一。战争爆发一年多前，印巴两国都进行了核试验。战争初期，瓦杰帕伊总理承受着国际社会巨大的压力，颇为罕见地干预了军事行动，下令印度陆军和空军均不得跨越克什米尔的印巴实际控制线。这一指令具有显著的外交优势，但给军队行动和作战带来了诸多困扰。最终，政治领袖明确了干预军方的意图和原因，军方也接受了政治领袖的意见。此外，这场战争的走势受印度国内选举政治影响颇多。穆克吉认为，卡吉尔战争标志着印度的军政关系进入更加成熟的阶段，军政间的信任有所加强。军政双方建立了较好的合作模式，文官负责战略决策，军方享有战术自主，受到广泛赞赏。战后，针对战争中出现的问题，印度成立了战争审查委员会，提出许多针对国家安全系统的改革举措，力图推动三军协同。但设立国防参谋长的建议仍遭政府、三军甚至国大党反对。

（二）

“对话缺失”的军政关系

印度独立以来的战争史反映出印度军政关系的主要问题——军政间的“对话缺失”。具体体现在3个方面：负责治军的文人，包括民选的政治领袖和专业的政府文官，均缺乏军事领域的专门知识；文人治军的制度设计滋长官僚主义，导致文官控制力过强；军方乐于享受自身管辖权范围内实质上的高度自治，打破权力和利益平衡的动力匮乏。上述问题表明，“文人治军”的理念在印度的政治实践中难以落到实处。例如，理论上国防部长是国家安全的负责人，但是担此重任的文官往往并不具备行使这一职责的能力。2016年印度议会上院联邦院电视台的一档节目中，曾在2007~2009年担任国防部长的维杰·辛格（Vijay Singh）公开承认，任职期间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国家安全的负责人，否则早就“吓破了胆”（scared out of my wits）。

印度不仅军政协调沟通不畅，三军也长期为争夺军费和地位“内斗不断”。例如，为提升三军协同作战能力，早在独立初期，与印度渊源颇深的蒙巴顿将军便多次建议尼赫鲁设置国防参谋长一职。而后数十年间屡有类似提议，均遭反对。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空军和海军忌惮强大的陆军，担心陆军把持这一职位，打破三军利益平衡，影响自身发展。印度三军武器装备、通讯、补给均有独立的采购渠道和服务体系，空军独自发展武装直升机，海军与空军采购的机型不一致等情况频频出现，导致大量军费投入并未发挥应有效能。

对话缺失的军政关系在印度长期存在，但改革却步履维艰。例如，1999年的卡吉尔战争暴露出印度军政和各军种协调上的不少问题。战后改革的呼声甚嚣尘上，但实质上却毫无进展。穆克吉将改革迟滞归因为三方面：一是政界对军事政变的疑惧始终存在，同时国家没有遭遇重大的军事威胁，民众普遍认为印军的现状足以应对当前的安全挑战；二是选民对军事问题关注不足，导致政治精英不愿投入精力深入了解军事议题，也缺乏改变军政关系现状的动力；三是陆海空军各自为政，享有事实上的高度自治，文官手握权力却不必担负很多军事责任，利益相关的各方都安享现状，不愿改革。

（三）

影响军事效能的军政关系参数

《对话缺失》一书提出了关乎军事效能的5个军政关系参数：武器获取、联合行动、军事教育、军衔晋升和防务规划，讨论了印度当前军政制度在上述五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由此导致的后果，以证明缺乏对话的军政关系对印军效能的负面影响。穆克吉在论述中除援引印度军政现状和史料之外，还频繁地引述各国军政关系情况并开展跨国比较，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素材。

武器获取。武器获取是复杂的工程，兼有技术与政治的双重性质，需要军政双方持续沟通，是军政关系的核心职能之一。印度政府在独立之初，便确立了自主生产武器的国防建设目标。目前，印度在战略武器的研发上较为成功，发展了自己的核武器和导弹技术，但常规武器的自主研发一直困难重重。武器装备的自主生产备受政治领袖、文官政府和公众关注。政治领袖强调为本土军工企业获得军方订单提供诸多保障；军方则认为印度国有军工产业效率低下，产品质量和生产能力不足，国产武器装备无法满足作战需求，但装备国产武器导致作战能力折损的后果却要完全由自己承担，因而主张进口更多武器。可见，武器自给需要政府、军方和国防工业三方有效协同。目前，印度尚未发展出强大的军工产业，武器装备高度依赖进口。过去十年间，“武器自给”成为一句空洞的口号，印度基本上是全球最大的武器采购国，也自感受制于人。

联合行动。在历史上的多次战争中，印度三军暴露了联合行动方面突出的问题。印度的陆海空军未能有效整合，基本各自独立发展，经常相互争夺资源，单一军种作战是印军主要的作战模式。卡吉尔战争后，印度开展了较为全面的国防改革，设置了综合国防参谋部（IDS），实现了向多军种联合作战的“有限过渡”，但仍未能增设国防参谋长。穆克吉认为，军队高度的自主权是导致单一军种作战模式的直接原因，成为阻碍跨军种联合的最大障碍。文人政府既缺乏必要的军事素养，又囿于不干涉军事业务的制度传统，加之对打破现有政军权力平衡和利益格局的顾虑，在加强三军协同上无所作为，最终牺牲的是国家的军费开支和军队的军事效能。

军事教育。战争是为政治服务的，各级军官都要从宏观和大局出发，了解战争的政治目的。因而，高效的军事教育并非单一的军事作战训练，必须通过政治、外交、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教育教学内容，培养具有批判思维的军事人员，而这样的军事教育必然需要军界、政界和学界的共同参与。印度的专业军事教育完全由军队垄断，长于战术和作战导向的训练，注重提升官兵的野战能力、行动能力和紧急战备能力，军事院校一般不会配备文职教员，避免军方将军事训练和军事教育混为一谈。目前，印度军事院校的教员基本是现役军官，本身就由这一教育体系培养，完全继承了重训练、重灌输、轻教育的传统，使得军队内部的思想和风气一成不变。印度的文官既缺乏军事素养，也无权左右军事教育和训练；既无参与军事教育的能力，也无参与的意愿。

军衔晋升。一般而言，国家高级军事将领的任命需要得到政治领袖的认同，而印度军官的军衔晋升长久以来基本由军方自主决定。政府偶尔介入军队的人事任命，但往往会引来很大争议并引发有关军政关系的舆情。按照程序，将官级军官（准将及以上）的派驻和晋升需要国防部批准，但文官往往又无法合理评判军官的履职经历和专业能力。印度政府在军官晋升政策的制定上有相当大的话语权，但又很少干预军事将领实际的选拔和任命。政府不能有效参与军事将领的选拔和任命事务，既加剧了军方和政界的隔阂，也使得军方更加难以突破自身狭隘的利益格局。

防务规划。长远的防备规划关乎军队和国家发展全局，涉及政治目标和财政问题，比其他一切方面都需要军政各方的通力协作。由于军政关系不和谐，印度一直未能制定长期的、富有政治远见的战略规划，有学者将此现象称为“漫无目的的武装”。文官缺乏军事素养是当前印度防务规划最为严重的问题。国防部的文官需要负责审查军方制定的计划，同时拥有决定预算拨款的权力。如果他们不具备必需的军事素养，就无法为军队提供战略指导，也无法专业地判定军队计划的优先级别，加以合理整合，履行审查职能就变得非常困难。文官的不作为会导致军队自主权的进一步扩大，使得军队倾向于不顾各方条件限制和国家长远利益，制定出追求短期利益或不具备执行条件的国防规划。

（四）

“理想模型”的困境

《对话缺失》检视了印度军政关系的实际状况，说明文人治军模式在印度语境下运行的困境：印度以军事效能低下为代价，换取了文人治军的成功。这一结论和亨廷顿“客观文人治军”理论的预测截然相反，表明把军政双方截然分为“政治的”和“军事的”、“决策者”和“执行者”，在政治实践中并不可行。穆克吉指出，在美国和英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尽管军政沟通的情况比印度好得多，但是军政“对话缺失”的现象却普遍存在，其中政府文官缺乏军事知识和军事能力的现象，在各国都是突出的问题。应该说《对话缺失》一书的结论，具有一定普遍性。

《对话缺失》虽然揭示了“文人治军”模式在印度的现实困境，但提供的解决方案并未实质性地突破西方分权制衡（check & balance）的军政理念框架：既然病灶在于缺乏对话，那解决问题便要大力倡导军政间的对话和沟通。同时，穆克吉一再指出，政治领袖和政府文官提升军事素养是“文人治军”得以成功的关键，只有具备了充分的军事素养，才能确保文人治军的决策正确（informed civilian intervention）。

军事是高度复杂的政治活动，将军队置于“职业化”的政治真空，无疑只能是理论的空想。有学者认为，即便在军事技术高度发达的美国，当代军事职业化的发展形态也导致了军事精英与文官的同质化，使得军人更善于从政治层面处理问题，而多元社会的文明冲突也强化了军事行动的政治意义。此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文化、宗教、种族等情况，同欧美发达国家差异很大，简单地移植西方军政制度，往往导致更为严重的社会撕裂和国内时局动荡。前殖民地国家立国之初军事政变频发的现象，即能说明这一问题。整合有限力量、加强各方协作，反倒更可能成为发展中国家谋生存、求发展的一条有效途径。

三、莫迪政府的军事改革

《对话缺失》在印度掀起强烈反响，和莫迪政府正在大力推进的军事改革不无关联。该书也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莫迪政府军事改革的军政关系视角。

诚如穆克吉所说，“对话缺失”的军政关系和各自为政的三军关系，已成印度多年积弊。雄心勃勃的莫迪2014年上台后，很快就宣布了军事改革计划。2019年莫迪获得连任，更是大力推进军事改革，本轮军事改革已然成为印度独立以来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广的国防改革计划，且已成效初显。莫迪军事改革的重要举措包括变革陈旧的军事学说，制定长远的国防规划和军事战略，增加和调整国防预算，大力推动武器装备国产化，鼓励私人资本进入国防工业等。同时，也包括大量调整军政关系、促进三军协同的举措，试图打破印军长期形成的传统思维和作战模式。例如，2017年4月，印度国防部颁布了《印度军队联合条令》，力图改变三军各自为战的局面；2018年4月，印度组建了国防计划委员会，负责起草长期全面的国家安全战略。2019年8月15日，莫迪在独立日演讲时宣布，印度将设立国防参谋长（CDS）一职。2020年1月1日，前陆军参谋长比平·拉瓦特（Bipin Rawat）正式就任第一任国防参谋长。拉瓦特上任后很快对外公布了《军事改革重大决议》，又在当年5月和次年9月推出了军事改革的新举措，装备本土化、军队战区化、三军一体化的军事改革方向逐渐明朗。2021年12月拉瓦特在飞机失事中意外丧生，之后印度政府宣布任命阿尼尔·乔汉（Anil Chauhan）为第二任国防参谋长。

莫迪政府军事改革的举措之中，设立国防参谋长最为引人注目，被外界视为印度军政制度的重大改革，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善印度传统军政制度的不足。国防参谋长将成为政府的首席军事顾问，肩负统一各大军种意见，协调各军种作战的重任，还负责掌管军队资金。这一变化意图更好地将武装部队纳入政府体系，使其能充分参与决策，促进军事指挥部之间的联合行动，提高三军效率，增强军种协同能力，帮助印度更好面对现代战争不断变化的挑战。从印度国防改革的政策看，《对话缺失》对印度军政关系的分析切中要害，穆克吉的建议和莫迪政府的新政高度吻合，书中观点已在印度军事改革的实践中得到了部分印证。

短期来看，指挥体制和作战模式的变革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印军的机动性，但莫迪政府试图通过军事改革提升军事效能的实际效果仍有待长期观察。有学者研究认为，改革将触动长期以来形成的各军政利益集团，引发新一轮政治博弈；文人治军会有所削弱，文官集团对待改革态度消极；军方虽然是整体上的受益者，但三军统合的过程中，各军种会加强对资源和指挥权的争夺；军事制度和军事理念的变化，则需要更长的过程；改革的效果还会受印度未来经济走势的极大影响。

印度一贯视中国为亚洲最大的竞争对手，曾公开表示“一带一路”倡议不符合其国家利益，与其在南亚地区的优势相冲突。印度还与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积极建立军事外交、深入开展防务合作，遏制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莫迪执政期间，中印关系经历多次起伏。印度也屡屡将边境分歧作为同中方博弈的筹码。由于中印存在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关系，印度军事改革的动向值得我们持续关注。

作者简介：

赵宏，华东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副教授；

高民政，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