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实力求和平”：美国空军重建与战略困境分析

“以实力求和平”：美国空军重建与战略困境分析

作者：徐秉君（华语智库高级研究员、新华社瞭望智库特约军事观察员）

2024 年 2 月 7 日，在弗吉尼亚州阿灵顿五角大楼举行的仪式上，空军参谋长大卫·奥尔文 （David W. Allvin） 将军在向布雷迪·奥古斯丁少校颁发 2022 年小科伦·科利吉安奖杯 （Koren Kolligian Jr. Trophy） 前发表讲话。（美国空军照片由 Eric Dietrich 拍摄）

“以实力求和平”是美国长期以来奉行的一种战略思想，其核心在于通过强大的军事力量来威慑潜在对手，从而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和国际秩序。在这一战略框架下，美国空军作为其军事力量的重要支柱之一，承担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然而，近年来，美国正面临自冷战以来最严峻的全球安全挑战。作为其全球军事威慑的核心支柱，美国空军却深陷机队老化、资金短缺与战备能力衰退的困境。美空军参谋长戴维·奥尔文（David W. Allvin）直言：现在是成败攸关的时候了，美国需要更多的空军，而且现在就需要。这一呼吁的背后，是地缘政治竞争加剧、技术代际差距缩小以及内部结构性矛盾的叠加压力。本文结合美国最新政策文件与智库专家分析，从现实需求、困境、重建计划、趋势及影响四个维度，解析美国空军的重建与战略转型。

一、现实需求：大国竞争与技术代际压力

地缘政治格局的颠覆性变化

中俄军事现代化的快速推进直接威胁美国的空中优势。中国在六代机研发（如2025年公开的两款新型六代机）和高超音速武器领域取得突破，其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体系已能有效限制美国航母战斗群和传统空中力量的行动自由。俄罗斯则通过S-500防空系统和“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压缩北约在欧洲的空中作战空间。美国空军需在亚太和欧洲同时维持高强度威慑，这对机队规模、部署灵活性和技术先进性提出了更高要求。此外，网络攻击、太空竞争以及地区性冲突等新型威胁也对美国空军的作战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然而，美国空军在应对这些新兴威胁方面的能力相对不足，需要进行大规模的现代化改造和能力提升。

技术代际竞争的紧迫性

现代战争形态正从“平台中心战”转向“多域协同战”。人工智能（AI）驱动的无人机集群、量子加密通信、天基感知网络等技术重新定义了制空权的争夺方式。例如，中国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HGV）可在数分钟内突破美国现有防空体系，而美国空军的六代机（NGAD）项目仍处于研发阶段。技术迭代速度的差异迫使美国空军加速整合新兴技术，以维持“跨域作战”能力。

战略威慑可信度的维系

空中力量不仅是战术工具，更是美国对盟友“安全承诺”的象征。F-35和B-21等隐身平台的存在旨在向对手传递“不可挑战”的信号。然而，随着中俄防空系统效能的提升，美国空军需通过更高频次的演训和技术升级，确保其威慑的可信度。奥尔文强调：“空中力量必须能在总统希望的任何地方‘将弹头放在额头上’。”

B-52于1952年首次飞行，是2025年最大的USAF轰炸机舰队。

二、困境：结构性衰退与系统性危机

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空军获得的资金不足，无法购买足够的新飞机。老化飞机的撤资速度超过新飞机的采购速度。美空军现在发现自己处于部队结构的急剧下降中，并导致系统性危机。

机队规模萎缩与装备严重老化

美国空军机队规模从冷战结束时的4300架战斗机缩减至2025年的不足2000架，轰炸机数量减少65%（从410架降至140架），且现役装备普遍老化。B-52轰炸机平均机龄达63年，KC-135加油机和T-38教练机服役时间超过60年。更严重的是，仅有54%的飞机处于“可执行任务”状态，这意味着实际可用的战斗机仅1093架，轰炸机仅76架。

资金分配失衡与历史欠账

美国空军面临的另一个重大挑战是预算不足和资源分配不均。自1990年代以来，空军长期面临资金不足问题。冷战后采购预算暴跌52%，远超海军（32%）和陆军（40%）。在反恐战争中，空军成为“预算牺牲品”——过去20年，陆军获得比空军多1.3万亿美元的资金，海军的支出比空军多出9000亿美元。2011年《预算控制法》进一步削减开支，导致空军现代化进程滞后。时任空军部长希瑟·威尔逊（Heather Wilson）指出：“空军对任务的要求来说太小了。”  人员短缺与战备水平下降

美国空军飞行员缺口达2万至3万人，地勤人员流失严重。由于可用飞机不足，飞行员年均飞行时间从冷战时期的200小时降至不足120小时，直接影响任务熟练度。米切尔研究所报告显示，自2017年起，空军无法满足“必需飞行小时数”，导致整体战斗力下降。此外，空军在多个战区（包括国土防御、欧洲、中东和太平洋地区）同时面临作战需求，这使得有限的空军资源被过度分散，进一步削弱了其作战能力。

供应链脆弱与工业基础衰退

关键装备依赖单一供应商，如F-35的F135发动机仅由普惠公司生产，地缘政治风险可能引发断供危机。航空制造业劳动力短缺问题突出，熟练工人退休潮导致新机交付延迟。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原计划每年生产110架F-35，但2025年仅采购42架，按此速度需到2040年代才能完成既定目标。

三、重建计划：战略注入与结构性改革

重建空军不仅涉及新装备及加快老飞机的现代化改造，而且涉及到资金预算和飞行员、机组人员培训，以及指挥体系与力量编成改革等问题。尤其是资金不足可能会造成输掉下一场战争的风险。美智库专家认为，现任空军领导人和他们的许多前任领导人一样，致力于解决这些缺陷，但如果没有额外的资源，他们就无法做到这一点。

装备现代化与规模扩张

为了恢复和提升美国空军的作战能力，装备现代化与升级是关键措施之一。米切尔航空航天研究所的一项报告，提出了450亿美元“恢复计划”为核心框架，具体包括：

战斗机采购：每年追加37亿美元购买32架F-35A，使年采购量增至74架；每年投入30亿美元增购24架F-15EX，将机队规模扩至225架。

轰炸机升级：每年投入52亿美元采购10架B-21轰炸机，并斥资40-50亿美元建立第二条生产线，加速替换老旧的B-52。

核力量重组：未来5年投入50-80亿美元开发“哨兵”洲际弹道导弹，确保核三位一体的可靠性。

战备能力提升

飞行员和机组人员的培训是美国空军重建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预算不足和飞机数量减少，飞行员的飞行小时数未能达到所需的水平，导致其熟练程度逐渐下降。该报告提出，飞行员训练：每年投入49.5亿美元，将飞行员年均飞行时间恢复至200小时。

武器系统维护：每年追加111.5亿美元用于武器系统维护，保障机队可用率。

弹药生产：投入10-20亿美元扩大弹药库存，应对高强度冲突需求。

指挥体系与力量编成改革

前空军部长肯德尔（Frank Kendall）推动的“重新优化大国竞争”计划包括：

整合司令部：削减冗余的三星和四星司令部，将战斗机、轰炸机、加油机混合编组为“联合战斗单元”，提升协同效率。

强化太空军：将太空军预算增至600亿美元（2030年目标），重点投资反卫星武器和天基感知系统。

任务式指挥：推动分散式部署与扁平化指挥，减少对中央指挥节点的依赖。

四、趋势分析：重建的可行性与全球影响

预算约束与政治博弈

450亿美元计划需国会持续支持，但《财政责任法案》限制国防开支增长。特朗普第二次入主白宫后，正对五角大楼和美军进行系列改革，其战略连续性可能中断。如新的预算协议可能使美国空军损失高达 140 亿美元，六代机（NGAD）计划可能有变。此外，关闭冗余基地（占30%基础设施）因地方政治阻力难以推进。

技术突破与风险并存

六代机（NGAD）与“忠诚僚机”项目可能重塑空战规则，但AI自主决策系统的可靠性仍存疑。若技术研发滞后，美国可能丧失对中俄的代际优势。

全球安全格局重塑

如果成功重建，将巩固美国“跨域威慑”能力，延缓中俄反介入体系效能，维系北约联盟向心力。但也面临失败风险，若衰退持续，盟友可能转向“战略自主”（如欧盟加速防务一体化），加速多极化进程。

军备竞赛升级

美国扩军可能刺激中俄加强反制措施。例如，中国加速部署反卫星武器，俄罗斯扩大高超音速导弹库存，加剧太空军事化与核对抗风险。

五、结论：霸权护持的代价与战略抉择

美国空军的重建不仅是军事问题，更是其国家战略意志的试金石。特朗普总统“以实力求和平”的目标要求空军有能力、有准备满足针对美国国防的集体战斗指挥要求。这不仅仅是为了空军，而是为了确保美国不会输掉下一场战争。如果没有空军部的某个组成部分，任何形式的美国联合力量投射都是不可能的。

所以，美空军参谋长奥尔文强调：“解决方案很明确：我们必须允许我们增长。这需要代表美国人民进行大量财政投资。”

然而，在“以实力求和平”的逻辑下，450亿美元计划试图扭转结构性衰退，但其成功取决于技术突破、政治共识与资源分配的平衡。若无法解决工业基础萎缩、人员流失和预算碎片化等根本矛盾，美国或陷入“越投入越脆弱”的悖论。未来十年，美国空军的转型成败将深刻影响全球权力格局——要么重塑美国霸权，要么成为多极化浪潮的催化剂。

正如奥尔文所言：“我们不能输掉下一场战争，因为代价将是灾难性的。”退役空军中将兼米切尔航空航天研究所所长大卫·A·德普图拉（David A. Deptula）则认为，“现在是时候听从这一行动呼吁了，以免为时已晚。现在是重建国家需要的空军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