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所不行：做人与做事

    古往今来，做人与做事之谈瀚如繁星，多如牛毛。稍加总结，不难发现，做人与做事总归不过两条。

    常言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对做人而言真正形成杀伤力的不是什麽优点或长处，而是缺点和短板。优点和长处，是为利，缺点和短板，为害。孔子“罕言利”，对“利”不感冒，老先生轻利，却赞成命运与仁德（“与命与仁”）所以，他谈做人主要从人的有害毛病入手。

    孔子说，人有四大毛病，一是臆测，二是偏执，三是顽固，四是主观。这些毛病高度概括了人先天性格和后天认知的主要缺陷，是老先生谈做人的精华。他开的方子是人要克服这四大毛病，“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就是不瞎想，不偏执，不顽固，不自以为是。

    用今天的话说，做人要灵活。做人，要原则性和灵活性兼顾。其实，灵活才是唯一的原则。孔子只是不这么讲。在老先生看来，做人主要看自己，“求仁由己”是最重要的原则。所以，他谈做人是理想和道德感满满，而用道德感去面对现实，又通常会让人感到有力无处使。

    现实世界是人与人关系的世界，是人与人利害相争、不和即战的世界。做人看自己，讲的是道德，做事则要看对手，讲的是手段。最厉害的手段是什麽？就是打仗！不难理解，我们在和平年代谈做事也总不忘提“打仗”，做大事如誓师，老爱喊什麽攻坚克难，打个漂亮大胜仗的口号。

    孔子谈做人竟显学问，谈做事，看《孙子兵法》比较靠谱。古人兵法，就是战争的艺术，做事的政治学。

    《孙子》里有一段话讲“将有五危”，指领兵打仗遇到的五种大危险。这段出现在十三篇兵法末尾部分的话是这样说的：“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必生可虏，忿速可侮，廉洁可辱，爱民可烦。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被《孙子》定性为“不可不察”高度的，不多。开篇第一句话提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兵者”是治兵、用兵，是国家至关重要的大事，不可不察。“将有五危”，将领犯五种致命错误导致的用兵结果，直接关系生死存亡，岂可不察。

    所谓“五危”，其实是五种性格缺陷或性格弱点，“必死可杀，必生可虏，忿速可侮，廉洁可辱，爱民可烦”。这和孔子谈做人的切入口是一致的，它们的共同点归结起来也和四种毛病很接近，就是任性，偏执，走极端，不顾利害。差别在于，孙子着重谈了这么做带来的严重后果。

    它们，每句话的前两个字都是讲将军的性格特点，后两个字都是讲敌人怎么对待他，这样做的后果是什麽。当然是被敌人玩弄于鼓掌。

    “必死可杀”，是说拼命三郎，不怕死，不但不怕，还一味求死。这还不容易，就等敌人如他所愿。

    “必生可虏”，是说贪生怕死，但求苟活。这样的人还等什麽？敌人会活捉了他。

    “忿速可侮”，气鼓鼓、怒冲冲，心急火燎，按捺不住。这种人最经不起挑逗，折腾，敌人会故意玩他，逗他，羞他，辱他，成心气死他。

    “廉洁可辱”，“廉洁”什麽意思不用多说了，对立面是“贪污”，本来是好词，不是性格缺陷，但强调过分，自己把自己捆住，也是一种毛病。古人言：“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污”（《后汉书-黄琼传》），越是有棱有角，越容易受挫折，越是一尘不染，越容易被弄脏。

    以上这两种人，经常是求荣得辱，死要面子活受罪，反而易落入敌人的圈套。

    “爱民可烦”，“爱民”本来也是好品德，但爱得过分也不行。那样的话，敌人就会没完没了折腾你。比如美国，他不是特爱惜本国公民的命吗，人家就用恐怖手段对付他。病毒也是。各国机场安检，不胜其烦，全球繁华都市，万巷腾空，就是代价。

    这些危险，不是来自敌人，而是来自自己。不是来自士兵，而是来自将军。“危险”都由将军一人所造成。

    正是战争——这种极端激烈的拼搏中——让我们看到，做事对做人的残酷挑战。人生若如战场，那么一定要记住，战场是个很残酷的地方，是个专治做人毛病和缺陷的地方。

    四大毛病，五种缺陷，归根到底是做人做事最不能有的两点，一怕丢命，二怕丢脸。梁山好汉一百零八将，其实就两条，一条叫不怕死，一条叫不要脸。人，能不能过生死关，能不能过面子关，的确是两道坎。

    孔子之语，孙子之言，谈做人做事，讲得都很好。前者重理想，后者很务实，但确实好斗，易树敌和假想敌。

    大道至简。上面两条再浓缩浓缩，比较恰当的就是湖北郭店出土的楚简《语丛三》里的八个字，叫“有所不行，益。必行，损”（简9-16）。“有所不行”，有好处；非什麽不行，准吃亏。八个字，把紧张的头脑和气氛放空缓和了许多，不行也行，那真不是人干的事。（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