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族復興偉業vs讓美國再次偉大

作者：方舟，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研究總監。

邪不能胜正。

北京時間3月5日上午，國務院總理李強在人民大會堂作中國2025年的《政府工作報告》。

幾乎是同一時刻，在美東時間3月4日的晚上9點（北京時間3月5日上午10點），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美國國會兩院聯席會議上發表了其重返白宮後的首次國會演講。

有意思的是，兩位領導人幾乎同時進行的講話主題頗具相似性，都與政府未來的政策方向有關，甚至各自提出的目標聽起來也很像，一邊是實現民族復興偉業，另一邊是讓美國再次偉大。但是仔細比較之後發現，二者無論是立意高度還是內容舉措都大相逕庭。

中國的《政府工作報告》開篇對內外部複雜形勢進行了清醒的判斷，再次強調「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同時毫不諱言當前國內面臨的眾多挑戰和壓力，指出「國內長期積累的一些深層次結構性矛盾集中顯現，內需不振、預期偏弱等問題交織疊加」。特別是，報告中還鮮明地點出「部分企業生產經營困難，賬款拖欠問題仍較突出」、「一些地方基層財政困難」、「有的政策落地偏慢、效果不及預期」等一系列問題。

中國改革升級不投機

但是遇到這些內外挑戰時，中國政府沒有怨天尤人，在報告中既不是用埋怨外部勢力的辦法煽動民粹，也不學美國投機取巧搞量化寬鬆，而是選擇了一條更難走的改革升級之路。

具體而言，報告中實際上反映了中國下一步發展所聚焦的4個方向。

第一是擴大內需。

在《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2025年重點任務中，「大力提振消費、提高投資效益，全方位擴大國內需求」被擺在各項任務的首位。報告強調要促進消費和投資更好結合，加快補上內需特別是消費短板，使內需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動力和穩定錨。

從擴大內需的具體政策手段上看，有三個聚焦點：一是提升消費能力，二是釋放消費潛力，三是強化政策工具運用。

在提升消費能力上，報告着眼於增加居民收入，提出要多渠道促進居民增收，推動中低收入群體增收減負，完善勞動者工資正常增長機制。

在釋放消費潛力上，報告提出落實和優化休假制度，並鼓勵創新和豐富消費場景，加快數字、綠色、智能等新型消費發展。在強化政策工具運用上，國家對「兩新」「兩重」政策（前者指大規模設備更新和消費品以舊換新，後者指國家重大戰略實施和重點領域安全能力建設）都有所加碼。

譬如，報告提出「安排超長期特別國債3000億元支持消費品以舊換新」，資金相比去年增加了1500億元。

第二個方向則由發展現代化產業體系和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兩部分組成，其本質上是促進新質生產力發展，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

在加快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中，報告將「培育壯大新興產業、未來產業」和「激發數字經濟創新活力」作為重點。

其中特別強調了不少關鍵產業企業，例如推動商業航天、低空經濟等新興產業安全健康發展；培育生物製造、量子科技、具身智能、6G等未來產業；支持獨角獸企業、瞪羚企業發展；大力發展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人工智能手機和電腦、智能機械人等新一代智能終端以及智能製造裝備。

在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中，報告明確要「一體推進教育發展、科技創新、人才培養」，指出要完善學科設置調整機制和人才培養模式，推進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其中特別提及，要發揮科技領軍企業龍頭作用，加強企業主導的產學研深度融合，從制度上保障企業參與國家科技創新決策、承擔重大科技項目。

第三個方向是深化改革。

從今年與去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對比看，今年報告新增了一個表述是「推動標誌性改革舉措加快落地，更好發揮經濟體制改革牽引作用」。

實際上，這句表述也與去年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形成了呼應。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在財政和金融領域有兩大亮點。

一是在財政領域提出開展中央部門零基預算改革試點，支持地方深化零基預算改革。

所謂「零基預算改革」是指在預算編制時不考慮以往預算安排基數，而是結合實際需求和財力狀況，對各項支出逐項審核後，按照輕重緩急安排支出。這將有利於提高財政支出效率，增強對國家重大戰略任務和基本民生的財力保障。

二是在金融領域提出深化資本市場投融資綜合改革，大力推動中長期資金入市。這對中國資本市場資金供給和結構改善都有積極作用，港股和A股有望迎來增量資金，之前一段時間較為低迷的金融市場可能得到進一步提振。

第四個方向是擴大開放。

李強總理在報告中重申，無論外部環境如何變化，始終堅持對外開放不動搖。特別值得留意的是，這次《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出推動互聯網領域有序開放。另外還提及加強外資企業服務保障，加快標誌性項目落地，持續打造「投資中國」品牌。

在當前內外部的複雜形勢下，要做到這4點其實都不容易，有很強的挑戰性。但從《政府工作報告》可以看出，中國既沒有將矛盾集中在外部勢力上煽動民族主義，也沒有取巧用量化寬鬆的辦法應對經濟發展問題，而是選擇了一條積極主動提升自身經濟整體競爭力的道路。雖然這條道路比較難走，但長遠來講，是有利於整個國家的產業升級和經濟發展質量提升的。

特朗普一切歸咎敵人

與中國舉動相反的則是美國總統特朗普，他在美國國會的演講中反其道而行之，其演講基調是將美國內部遇到的經濟社會矛盾與困難都歸咎於外部的「壞人」和內部的「壞人」。

外部的「壞人」分兩個類型，一是美國以外的很多國家在和美國長期進行不公平貿易，這些外國令美國損失了很多錢，還導致許多美國人失業了；二是外部湧入美國的移民，無論是合法的還是非法的，這些外部移民掠奪了原來屬於美國人的工作，破壞了美國的治安，浪費了美國納稅人的錢。

而特朗普口中內部的「壞人」則是拜登及其領導的民主黨。

他批評民主黨搞的平權運動和環保條例及協訂都是錯誤和騙局，只是在浪費納稅人的錢。美國之所以經濟通脹嚴重，社會矛盾加劇，都是這些「壞人」製造出來的。所以為了對抗這些「壞人」，現在需要特朗普這樣的強者來重新改變美國。特朗普甚至還吹噓，自己回朝執政的一個月，是美國歷史上最成功的一個月，超越了首任總統喬治．華盛頓。

其實無論是美國內部還是外部，基本上都同意特朗普的策略是很明顯的右翼民粹主義策略。

但問題在於，美國的右翼民粹主義為何能得到如此多人的支持。

如果分析傳統共和黨和民主黨的支持階層基礎，能夠發現共和黨原先的基本盤是資本家、工商階層以及農村偏保守的農場主，民主黨的基本盤則是窮人及都市中的自由派知識分子。

過去美國兩黨制的政治運作是基於中產為主體的橄欖形社會，兩個政黨一個中間偏右，一個中間偏左。如果中間階層是社會主體，那兩個政黨為了在大選中獲得大多數中間選民的支持，就會將政策取向主動朝中間靠攏，避免極右或極左。

但是美國社會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列根推動自由化開始，特別是到2008年量化寬鬆（QE）之後，社會兩極化的趨勢愈來愈明顯。量化寬鬆令社會中財產性收入的增長速度遠高於工資收入的增速，原來主要依靠工資性收入的白領和藍領在新的社會階層分化中明顯下沉。

而這些階層下沉的人數眾多，也成為了後來對華盛頓建制派最不滿的群體。

特朗普就是敏銳地抓住了這一批人，徹底改造了共和黨的基本盤，顛覆了傳統共和黨和民主黨的支持者。

特朗普的支持者中有一大塊是屬於美國中下層的白領和藍領。隨着近幾十年美國工業競爭力下降，這些原來依賴工資收入的白領和藍領受損最大，怨氣最重。而如果按全國人口數看，這部分的人數又是最多的。

另外特朗普還抓住了一小部分最上層的金融和科技領袖，通過打「放鬆管制（deregulation）」的旗號，博取小部分上層金融和科技人士的支持。

所以實際上特朗普的基本盤包括了美國社會最上面很薄的一層和中下層的很大一塊。而城市中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和最窮的、特別是沒工作靠領救濟金度日的非白人階層主要還是支持民主黨。

歐美右翼民粹抬頭

特朗普就是在這種選民結構變化的背景下，有效抓住了這兩部分人，將共和黨幾乎變為「特朗普黨」。

在橄欖形選民結構中，大選的策略是競爭中間選民，而隨着美國社會兩極化愈演愈烈，現在共和黨和民主黨的大選策略都是鞏固支持其那一極的基本盤。

所以特朗普不需要理會另外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和自由派人士的想法，他只要抓住對建制派不滿意的群體的心聲，就能獲得多數人的支持。

這種民粹不僅是在美國出現，其實歐洲很多國家也出現這種情況。前不久的德國聯邦議院選舉中，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另類選擇黨（AFD）取得的席位高踞第二，壓過原來的執政黨社會民主黨（SPD）。

在法國，傳統左翼和右翼低迷不振，而馬琳勒龐領導的右翼民粹主義黨國民聯盟在下一屆總統選舉中獲勝的贏面愈來愈大。

意大利現任總理梅洛尼則是在成為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兄弟黨的領導人之後，進一步贏得了意大利大選。甚至在英國，原來名不見經傳的改革黨也在冒起。

其實2016年英國脫歐的決定本身就反映了民粹主義崛起的趨勢。

西方的這種民粹並非今天才有，其實早在被譽為「西方民主起源」的雅典就已經出現了。

哲學家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都清醒地看到了這一點，亞里士多德批評在激進民主下，煽動家盛行，平民成為「集體君主」，而這種民粹最終也導致雅典的衰敗。

所以現在整個國際形勢已經發生深刻改變。

在外部環境大變的情況下，香港面臨的挑戰也特別大。因為香港歷史上是靠自由貿易港發家的，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之一。但現在全球反向的保守民粹和保護主義抬頭，給香港的發展帶來了很大困難。

香港須配合國家求存

在這次總理《政府工作報告》中，涉及港澳的表述有一句特別值得留意，報告提出「支持香港、澳門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深化國際交往合作，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

實際上這句話是一體兩面的，一方面要推動香港加強國際聯繫，另一方面是要香港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很多人把這句話的前後分割來理解，以為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一種「內向化」，其實並不是這樣。

恰恰是在當前全球大變局下，香港要發揮好國際化的優勢去服務國家發展大局。而且只有配合國家，香港才有新的生存空間。否則僅僅依靠香港自身的小體量，在新的國際形勢下，如果背後沒有強大支撐、配合不了國家大戰略的話，作為中間人的角色很難繼續繁榮下去。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